清代河南的私学，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义学，免费对穷苦子弟进行初级教育，是私学中规模较大的学校。一类是私塾酌收学生学费，教学程度各不相同，是私学中规模较小的学塾。
  一、义学 
    义学的兴起，始于北宋参知政事范仲淹。其后，地方官 绅捐地作为义田，用以赡养救济同族的贫苦民众，并设置义学， 让同族子弟入学读书， 免费对他们进行神经启蒙教育，学制二至三年。此后，城乡凡由私人捐资或依靠庙产田租兴办起来的免费学校，均称为义学。1840～1905年，河南省各州、县见于史书、方志记载的义学共有828所。这些学校一般设置在乡里庙观、 祠堂或绝产户贵宅。 学校在入学年龄、学制、教学内容、规章制度等方面均无统一规定，教材一般以《三字经》 、《千字文》 、《百家姓》及《日用杂字》等识字课本为主。义学也称学塾，在义学执教的先生同私塾先生一样称 “塾师”。
二、私塾
    清代河南私塾一般分为两类：由一家富户单独聘请塾师，或由数家富户联合聘请塾师，在学东家里设置的私塾，称是 “专馆”；由生员或其他有文化的人创办，招收学童进行教读的私塾， 称为“散馆”。据宣统三年（1911年）《河南教育官报》 统计， 当时河南全省私塾总数达32000余处。
    河南清代的私塾在教学程度上分为两级：一级以识字学初级文化知识为主， 采用当时的《三字经》 、《千字文》 、《百家姓》 等通俗字书为教材， 属于初级启蒙教学阶段； 一级程度稍高一些， 以《四书》 、《五经》 、《朱子全书》 为主要教材， 准备童生参加考试， 是经学入门阶段。
    清代塾师来源主要是未考取府州县学童生和屡试不第的秀才。这些童生和生员多数为中、老年人，他们在仕途失意后为了养家糊口，只好选择塾师职业。塾师中也有少数辞官归里甘当教席者。如咸丰六年（1856年） 归德府进士刘履泰 和光绪七年（1881年）进士刘履安兄弟，他们中选进士后亲历官场黑暗，目睹清廷的种种腐败现象，决心不再随俗同流，便相继辞去官职返归故里， 热心在归德府城（今商丘） 创办私熟， 成为清末河南省名重一时的塾师。
    戊戌变法后，塾师中县有民主进步教育思想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要求改良学塾陈旧教学方法的呼声日渐增高。固始县有名的塾师詹谷堂是其中的一位突出的代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 詹谷堂在固始县陈淋乡设立散馆， 招收男、女学生同馆念书， 贫苦子女交不起学费者他免费收其入馆。
    在馆学生40人，他逐一圈点教学，精于批改，从不马虎。初一、十五他不要学生拜孔子牌位，废除打戒尺、罚跪香等体罚方式。上课时，他对学生切实要求，其体指导，严格训练，教学效果显著。 课后允许学生外出活动， 反对繁琐的礼节，不要学生死读书。因此遭到少数守旧人的指责，他一一耐心解释，坚持按自己的意图办学。学生在这里学习三年后或自谋就业，或继续深造，一般都具有相当的阅读书写能力。固始县城吴状元府慕其才名，以高薪请他到府设立专馆。开讲后， 他除授《四书》 、《五经》 外， 还邀请有西学基础的朋友来馆讲授自然科学知识。此举遭到吴状元府的非难，要求他完全课八股文，以图重振状元府家声。但他毫不退让，在评讲吴大公子的一篇作文时，慷慨陈词，宣讲民主救国思想，致使矛盾激化， 愤然辞去专馆教职。① ①詹谷堂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任中共固始县陈淋高小地下党支部书记，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英勇牺牲。
    清季末年，科举虽废，学校已兴，但在教育不能普及的情况下， 私塾仍遍及全省城乡。 中华民国时期，各地私塾与小学并存，1934年《河南政治报告》中统计， 当时全省各地私塾总数仍有11400余处， 私塾设置较多的正阳县 “竟达130余处之多， 以致各校招生受其影响， 多不能正额。”这种私塾遍设城乡的状况， 国民党政府始终无力改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河南省的偏远山区仍有私塾存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和实行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河南省的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特别是小学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 私熟才逐步消亡。
三、学塾改良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 清廷京师劝学所颁发《私塾改良办法》 ，通令各地对义学、私塾（以下简称“学塾”）进行改良。 宣统元年（1909年） ， 河南省抚院拟订出《私塾改良章程》 。 当年， 河南省属各府、 州、 县依据这一章程开始对学塾进行改良。
    州、县男学所在同级教育会的协助下，分别负责管理各州、县的学塾改良事宜。区劝学员及区教育分会会员作本区学塾改良的县体工作。所需经费由州官、知县会同州、县劝学所总董共同筹措。实施改良前先进行调查，了解本区学塾的基本情况。改良一般分三个步骤：首先， 塾师入师范传习所或教育讲习 科接受训练， 学习由清廷 学部审定的《读经》 、《国文》 、《算术》 和《体操》 课程及部颁初级小学堂教授法。 其次， 会学塾增设《算术》 、《体操》 课程， 购置黑板，设立讲台，规定学生必须面向教师排座，并按期举 行升级考试； 同时， 令塾师学习《历史》 、《地理》 、《格致》（即自然常识》 课程， 掌握新教法。州、 县劝学所对出资50千文以上添购必要器具的学东、塾师给予奖励。第三，学塾增设《历史》 、《地理》 、《格致》 、《修身》（即“品德修养”） 课程， 一律使用学部审定的教科书， 统一执行初级小学堂管理办法及章程。完成上述三个步骤后，经州、县劝学所考查合格的学塾分别情况授给匾额：原属义学或数家联办的学馆， 授给“公立初等小学堂”匾额； 原属散馆或独家开办的专馆， 授给“私立初等小学堂”匾额。 河南省学塾改良虽在全省连续开展两年，但图因清末教育经费奇缺，收效甚微。据宣统三年（1911年） ，《河南教育官报》统计，当时河南省“完成”改良的学塾仅3247所，占全省私塾总数的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至30年代， 河南省政府曾多次明令对私塾严加改良或取缔，规定有小学的地方三里内禁设私塾，但都无济于事。其根本原因就在初级教育的不能普及。
    日军侵入河南后，沦陷区40余县的大鄯分学校被破坏，各地私塾再度兴起。①这一时期， 广大乡村塾师出于民族仇恨， 选择《四书》 、《五经》 中的某些积极内容， 向学童传播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想，客观上抵制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奴化教育。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曾对各地私塾提出了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改良措施， 为 ①1940年， 沦陷区河南40余县约有私塾5000余处 1941年4月，豫鄂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提出：“改良私塾，发展学校教育，提高其教育程度，使私塾成灾抗战教育之一部门。”1943年，豫鄂边区实验中学成立后，边区政府教育处组织该校师生分头到各乡村帮助改良私塾，他们根据抗日民主政府对私塾提出的三点要求：采用行署教育处编的《国语》课本， 不用敌伪课本； 组织私塾师生读边区党委主办的《七七报》 ，进行时事教育；教育私熟师生唱革命歌曲等。改良私塾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取得了显著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