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研究】 (一)先秦神话研究。许多学者根椐西南某些少数民族以伏羲女娲为祖先，断定这一神话源于南方或西南。李炳海的《伏羲女娲神话的地域及文化内涵》(《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一文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此神话产生在黄河流域，原本出自两个社会集团、两个地域，一个属于黄淮文化、一个属于东部黄土高原文化。开始阶段是各自独立的，由于昆仑一带是两个文化区的边缘，随着历史的推移，两个文化区融合在一起，伏羲女娲才都出现在昆仑神境。苗族奉伏羲女娲为祖先神，与伏羲及炎帝后裔向西南迁徒有关。苗族传说中的祖先神伏羲女娲是兄妹夫妻，和炎帝后裔同姓相婚习俗延续时间长久有关。 (二)《诗经》研究。雨辰的《诗经体议析》(《郑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分析了《诗经》已自成体系的三大特点：联章复沓的篇式、四言为主的句式和自由多样的韵式。并指出诗经体作为我国古代第一种成熟诗体，不仅筑起了古诗体衍变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而且给予后来诗体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李湘的《<诗经>"风雨"应用系列》(《中州学刊》1992年第5期)，认为《诗经》篇章中的言风雨除用其自然属性之本义外，而尤其用为社会生活之象征，并且呈现出一个较大的象征应用系列。其所象征的婚情(包括相思、求爱、欢合、离异等等)，有时朦胧、模糊，不易说清。大体言之，一般言风雨，可象征男女之相思与欢合；大风伴雨，则暗示爱情波折；至于雷、虹、云、水等，也总以运用的不同与诗篇的具体情景相关联；而单言大风、飘风、凯风、谷风等，就暗示伤别、离异或转喻某种灾难，或象征某种权威(如王者、权臣)了。文中并列举了若干例子予以阐述。翟相君撰文《<诗经>的"风雨"比兴类释》(《许昌师专学所》1992年第4期)则认为，"风雨"在《诗经》中是吉祥的征兆，而不是比喻邪恶势力。《诗经》中凡是以风、雷、雨、雪起兴者，引出的下文是怀人、相会或归家，没有例外。如果"风雨"愈大，其象征性愈强，不含任何恶意。翟文以为，《毛传》把《终风》等诗注为"兴"，说明有传授依据，是可信的。朱熹把这些诗改为"比"或"赋"，按比喻或写实去理解，显然错了。近代注家多承朱说，对这部分诗的理解往往失当。
(三)屈原研究。游国恩的《楚辞女性中心说》提出屈原在《楚辞》中是以女性面目出现的。朱海军发表《"屈原情结"简论》(《洛阳师专学报》1992年第2期)部分地接受此说，认为屈原在《楚辞》部分篇章中是以男性自我和女性自我的双重人格出现的。朱文将屈原的女性自我以被弃王妃的身份对楚王的执着依恋称为"屈原情结"，并从分析"屈原情结"人手，对中国古典文人诗做了崭新的透视。指出《离骚》中所写的上天求女，其动机发自屈原的女性自我，是要为楚怀王寻找一位完美的神女作王妃，使楚怀王走上正道。屈原之后，求女成了文人诗的一个传统，张衡、李白、苏轼等诗中的理想美女不是诗人性爱对象，而是欲向君王引荐并借以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象征。文人思妇诗都抒发着诗人的"屈原情结"，描写宫女的寂寞与哀愁的宫廷诗则是"屈原情结"更直接的流露。王子固的《屈原<九歌>四题》(《驻马店师专学报》1992年第1．2期)通过对《九歌》内容的评析，不仅从内证上提供了依据，说明《九歌》是屈原晚年所作，也说明它并非为诅秦、诅守的祈战特祭祀歌，而是楚国常祭祀歌。更显示出它并无思想寄托及讽谏而只是渗透出某些情不能已的追求、失意、衰伤、怅惘感情而已。只有《国殇》充分表现了屈原忠贞为国，身首离异心不惩的坚毅精神。
对于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一批先秦古籍中写明"唐勒"的残简，论者们虽对篇名有不同意见，但都认为残简的作者为唐勒。朱碧莲的《唐勒残简作者考》一文(《中州学刊》1992年第l期)却认为，残简的作者是屈原的学生宋玉。其理由有三：(1)书写人将篇首"唐勒"二字书于简背作为标志，只是供主人阅读欣赏的，不仅唐勒残简未写出正式篇名和作者名，就连其他保存较完整的古籍亦同样无有书名和标题，这在先秦不足为奇。(2)以残简文字与宋玉《钓赋》加以比较，足以证明两者思想倾向一致，在构思、层次和风格上类似，可见作者为同一人。(3)从《离骚》、《九辩》看残简，宋玉和屈原一样，以车喻国，以御手比国君，以骐骥自比，为自己难以立足朝廷而愤慨不已。但《九辩》毕竟不是专写御术与治国之赋，这篇与唐勒同在襄王面前讨论御术之赋才得以集中而具体的描写。这样的赋只有宋玉才写得出，唐勒实在缺乏这样的才思与能力。
(四)先秦诸子研究。吴留英的《孔子"绘事后素"辩》(《河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认为，"绘事后素"是孔子回答子夏所提问题的语言，其"素"并不是如有些论者所分析的指绢素或素色，而是指素质，即纯洁的美质。孔子以"素"喻"礼"强调人自身应有的合乎礼仪的德行品质，才是形貌感人的内在根本原因。"绘事后素"反映了孔子重要的美学思想，言简意赅，具有深刻丰富的内涵。许结的《从创作论看老子的文艺思想》(《中州学刊》1992年第3期)从先秦文学的共性中发掘老子的创作个性，认为其文艺思想的特征为：(1)发源于南方文脉，兼融北方诗歌精神，以上古宗教神话为广远背景，渗合人文思潮之理智；(2)以诗人的想象表现哲人的智慧，使诗学与哲学浑融一体；(3)以诗哲学总揽万象，构成玄远灵妙的艺术整体，使老子创作在先秦文学中独奏奇响。从创作论看《老子》，不仅可见其涵融哲思与情志的艺术内质，而且能从中发现老子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思想体系的建立所起的巨大作用。侯青林的《试论<疱丁解牛>的主旨》(《殷都学刊》1992年第1期)认为一些论者对《疱丁解牛》的解析是今人的"揠苗"，不是原文的本意。"疱丁解牛"同"兀者"、"译雉"、"秦失之言"、"薪火"四个比喻一样，是作为全文的"五喻"之一而并举出现的，均是庄子在《养生主》中用来说理的工具，是作为论据来论述原文第一节的总论点的，庄子想借此说明，人处在纷繁复杂的社会里，要想保全自己，就必须象疱丁解牛那样找空隙下刀，避开矛盾冲突。
【唐代文学研究】 方守金在《略论佛教禅宗对王维其人其诗的影响》(《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l期)一文中，论述了佛禅对王维的消极和积极影响。文章指出，王诗中的抽象说教弥漫着佛教烟雾，妨碍了诗歌艺术画面的明朗清晰，损害了意境的浑整；诗中流露出灰暗、惆怅情调，某些山水诗中体现出佛禅的唯心主义认识论……这种种不足，不能不归咎于佛禅的消极影响。而佛理禅趣对诗人创作也产生了有益影响。如风姿独秀的审美态度，超越感性客体的创造性的艺术联想，思与境偕，物我合一的独特抒情方式，默语无际，不言言也的冲淡诗风等等。文章还对王维研究中的两个"热点"，即诗人的"亦官亦隐"问题和如何看待王维山水诗"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艺术表现问题作了考察。徐虹、徐伯鸿合写的《诗家俊语，入画三味--论绘画线条在王维写景诗句中的运用》(《信阳师院学报》1992年第l期)具体论述了王维是如何在写景诗句中运用词语或物象的暗示来与绘画线条画理相融合的，并指出其诗中所融进的线条画理既具有继承性，又具有开启性，是诗人非凡创造力的显现。廖立发表《岑诗西征对象及出师地点再探》(《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对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等诗中出征对象、出师地点再抒见解。廖文认为西征对象不是《破播仙》中的著、戎，而应为突厥阿布思余部；出兵地点就是北庭府城，轮台即北庭；走马川应为北庭川靠近天山地带，并在北庭城附近。
李白《蜀道难》的创作意图在我国文学史上众说纷纭，影响最大的有5种："罪严武、危房杜"说；"讽玄宗幸蜀"说；"讽章仇兼琼"说；"拟乐府咏蜀山水"说；"送友人人蜀"说。张秀传的《<蜀道难>主题新探》(《中州学刊》1992年第6期)分别驳论后认为，以上诸说不是时间相悖，就是内容不符。《蜀道难》作于李白行将离京的开宝三载，它借蜀道之难寄寓了诗人仕途艰险的感慨和惧祸身退的思想，揭露了唐王朝的黑暗，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和认识价值。赵国乾，靳青万合写的《论李白、王维山水诗艺术风格之异同》(《南都学坛》1992年第4期)，对两位伟大诗人的艺术风格及成因作了具体分析，并比较了其异同。文章认为，王维山水诗优美，李白山水诗壮美。但是王维40岁隐逸之前的不少诗篇写景雄伟壮丽，与李白的风格相似；李白也有不少清新明丽的山水诗，就象王诗一样，充满着静谧之美。
李玲、孔焕周的《自居易的诗歌社会功能观》(《洛阳师专学报》1992年第2期)，探讨了自居易文学社会功能观的产生、内容及其进步性和局限性，指出白居易过分自重文学"补察时政"的社会功能，而严重忽视文学的审美功能，且将诗歌社会功能的实现有赖于统治者的良心发现，这是一种美好的幻想。然而，诗人要求文学关注人民生活，积极干预时政，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的文艺理论和大量文学作品，对于扫清六朝以来脱离现实、绮靡颓废文风及其影响，无疑起到了摧陷廓清的积极作用，从而掀起了唐代诗歌革新运动的高潮，对后代文学发展有重大影响。葛培岭的《关于唐代中原诗杰盛多的思考》(《中州学刊》1992年第4期)认为，唐代中原杰出诗人盛多的现象不是朝夕之间突然出现的，有其历史因素和地理因素。并提出唐诗不仅在作家、作品、思想、艺术等诸多方面的结构上呈现着层次性，有序性，而且在作家籍贯、聚寓的地理结构上也呈现着层次性、有序性。这一规律在唐代文学史上应得到如实反映。
张清华发表《继承旧传统，创立新儒学》(《中州学刊》1992年第4期)，对韩愈继承孔孟儒学道统，创立新儒学的深刻内涵及现实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韩愈新儒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韩愈的文学创作是宣传儒学的工具，是中唐社会生活的投影。张清华的另一篇文章《诗到元和体变新--论韩诗对杜诗艺术的继承》(《殷都学刊》1992年第3期)，认为韩愈是杜甫之后学杜最早，成就最大的第一人，他抓住杜诗已经肇始，尚未发扬光大而使之成立的地方，予以推扩，创制元和新体，自成名家。文章具体分析了杜诗从思想上、方法上和诗风上对韩诗的影响。
雨辰的《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笺说》(《河南财院学报》1992年第4期)认为这首词是李煜为纪念南唐亡国一周年而作，上片伤今忆昔，下片直抒无限愁苦之情，淋漓尽致地吐露了作者故国之思、亡国之痛、前愆之悔的悠悠真情。这首词采用直陈其事、直抒胸臆的表现方法，语言明白如话，尤其善用虚字传神、问句强调，表现出一种自然奔放的风格。其艺术成就很高。
【宋元文学研究】 彭功智的《略论苏轼的审美观》(《河南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论述了苏轼审美观的内涵、表现及影响。认为其审美观是建立在朴素的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他不但认真观物，而且主张凡事必须目见耳闻，反对主观臆测，同时又特别注重审美主体的作用。其"游于物外"、"寓意于物"的审美观，表现了在观物和审美上的矛盾心理，集中代表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审美心理，审美情趣和审美思想，对后世的文艺思潮、美学思想及文艺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末近30年，一直被认为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沉寂时期。张春雨，王忠阁合撰的《元末吴中诗派的历史地位》(《信阳师院学报》1992年第3期)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在诗歌领域内，以杨维桢为首的吴中诗派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以吟咏性情、强调个性的诗歌精神，改变着由元以来的中和雅正之音，开辟了诗歌发展史上崭新的局面。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是：称雄于元末诗坛，和元末的戏曲、小说作家一起，共同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崭新变革时代，并影响着明代的文学。王文田的《元末吴中诗派的诗歌精神》(《信阳师院学报》1992年第1期)认为吴中诗人的诗歌内容广博、浩繁，或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元末动荡的社会现实，或记叙个人颠沛流离的生活遭遇，或抒发作者自己的情思与怀抱。道教思想的影响、东南沿海文化精神的陶冶、诗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吴中诗人尊重自我、追求自由的文化心态，这正是吴中诗人狂热追求个体人生自由的诗歌精神之根源所在。
张一木的《窦娥是"节"、"孝"的典型吗?》(《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不同意某些论者的观点，将窦娥看作封建社会的"孝女"、"节妇"的典型。文章通过具体分析指出，关汉卿始终没有将主人公刻画成封建节妇，且与母体故事中的孝妇有明显的本质差异。
【明清文学研究】
(一)《三国演义》研究。贾鹏的《作家思想和艺术形象的反差论一一<三国演义>的流变》(《许昌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具体考察了三国故事不断流变的情况，认为明人罗贯中把民间传说浸润到三国人物身上的爱憎感情，与历史赋予的"蜀汉正统"结合起来，用自己的艺术巨笔成就了这部历史小说。作家的思想和他所塑造的艺术形象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二)《水浒传》研究。左东岭的《中国小说艺术演进的一条线索--从明代<水浒传>的版本演变谈起》(《郑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不是参与旷日持久的关于《水浒传》版本源流的笔墨官司，而意在说明各版本何以会成为当时模样，并重在勾勒出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从而发掘出中国小说艺术本身演进的一些因素。文章认为，小说观念的转移，描绘技巧的发展，叙述视点的转移，预示中国小说艺术在向近代逐渐迈进，并深刻影响了同时代及后代的小说作家。吕致元的《知人善任，仁义为本的宋江--<水浒>人物论之十》(《郑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从三方面评析了宋江：(1)宋江与《水浒》主题。宋江是梁山英雄中表现官逼民反规律最为深刻的一个。(2)作为梁山领袖的宋江，对弟兄们骨肉相待，以义为重，知人善任，从不计较个人恩怨，所以能屡战屡胜。(3)作者写宋江招安的目的是要揭示招安的骗局，表现作者构思与描写梁山义军因招安而导致的悲剧，寄托着极为深刻的思想意义。
(三)《金瓶梅》研究。张进德的《小说观念的巨大变革--论<金瓶梅>的贡献》(《河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认为《金瓶梅》标志着小说意识的真正觉醒，它所萌发的小说新观念在中国小说史上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变革。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根本转变，即从对历史政治的单向辐射到对家庭社会的全方位透视，从对天下兴亡的关注到平凡人生的体察，从"文以载道"到文学对人本位的复归。关于《金瓶梅》的主题思想，研究界长期盛行"暴露封建黑暗"说。80年代后，在纠正此说的不足与偏颇之际有人提出了"新兴商人悲剧"说。高培华、杨清莲的《<金瓶梅>：一个特权商人的恶性膨胀史--与"新兴商人悲剧"说商榷》(《河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就西门庆的阶级地位、商业属性、历史作用和性格内核等问题，对新说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西门庆是一个特权商人，是封建王朝肌体衰老时孕育着的恶性肿瘤，只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可言。红芦的《逐潮踏浪--<金瓶梅>女性论》(《中州学刊》1992年第6期)首先分析《金瓶梅》的时代大环境(回旋的商潮)和典型环境(商品经济的怪圈)，然后逐个具体剖析了作品中的主要女性形象。鲁歌的《<金瓶梅>写临清缘由初探》(《许昌师专学报》1992年第1期)认为，《金瓶梅》的故事是由《水浒传》中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衍义变化而来，作者将故事发生地改到清河县，后又发展到距清河最近的临清，并分析了改地点的具体原因。
(四)《聊斋志异》研究。安国粱的《论<聊斋志异>"尧女于归型"叙事模式》(《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论述了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以"尧女于归型"模式构建故事，津津乐道于二女事一夫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写作意图，指出这一叙事模式是蒲氏在同现存不合理婚姻制度妥协下提出的改良方案，暴露了他在家庭问题上的保守性，其作品不仅是丑恶现实的反映，而且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延伸。学术界对此不仅要批判，更要追本溯源，找出其形成的社会、伦理机制，分析其积淀的特定历史内涵和文化心理，以把握其本质、了解其真实。宋安华的《<聊斋志异>的讽刺艺术》(《洛阳师专学报》1992年第1期)从四方面分析了《聊斋志异》的讽刺艺术特色：(1)用鲜明的对比和衬托手法，讽刺科举制度取士不公；(2)采用漫画式的粗线条勾勒，用简洁、夸张的手法与笔触，描写被讽刺对象的可笑可憎嘴脸和丑恶灵魂；(3)运用简洁质朴的语言和白描手法，嘲讽封建社会的炎凉世态和浅薄人情；(4)以花妖狐魅、神灵鬼异寄寓讽刺社会现实，并揭示其实质。谭兴戎的《蒲松龄的政治思想》(《河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认为蒲松龄的政治思想是以正统儒家仁政为核心的，但在《聊斋志异》为代表的文学性著作中则另有一番面貌。首先，把揭露的对象从吏扩展到官、王，甚至触及到天子；其次，对社会黑暗、吏治腐败的揭露，比非文学作品深刻广泛得多；第三是对当时的黑暗社会、贪官污吏充满了愤激之情。但是，他在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政治思想并不矛盾。
(五)《红楼梦》研究。在红学研究领域内，脂砚斋的评点有着不可低估的地位和作用。闵虹的《<红楼梦>前五回中"脂评价值初探》(《河南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l期)认为《红楼梦》前五回的脂评，对于我们认识小说的真面目，把握作者的总体设计，了解小说的主题思想，熟悉小说的情节结构及人物形象起了非常重要的补充和说明作用，体现出作为作者知己、创作的参与者和批点人的独特价值。何江波的《<红楼梦>人物语言的评论色彩》(《洛阳师专学报》1992年第2期)就曹雪芹运用人物评说事物的艺术特色，对于塑造典型形象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认为曹氏笔下人物评说事物的形式五彩缤纷而各臻其妙，大体可分为直接评论、间接评论和借用他人他物代评三大类。王国强发表《超越与局限一<红楼梦>的女性观》(《郑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认为上述看法失之笼统和缺乏分析。实际上，《红楼梦》展示了一个复杂的女性观：一方面对少女充满了同情和欣赏，一方面又对妇女充满了憎恶和鄙视。在矛盾和复杂的女性观的背后，显示了作者对于女性价值的否定。这是他的局限，但是对少女纯情的肯定和颂扬，则是作者对于文化传统和时代的超越，是作者的无与伦比的进步。
(六)其他研究。对于汤显祖的《南柯梦》传奇，论者大多认为它是一宣扬宗教、表现人生如梦的戏曲，反映了作者严重的精神与艺术危机。程建忠、贾鹏撰文《<南柯梦>曲意管窥》(《许昌师专学报》1992年第l期)认为以上看法只看到了作品披着的神佛外衣，没有透过表象认识到作品所包含的深广的社会内容和真正的"曲意"。文章从三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曲意之一，言情；之二，刺世；之三，谈佛。
范沛潍的《朱载堉的<醒世词>》(《河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简述朱载堉的生平、著作后，着重论述了他的文学作品《醒世词》的内容及艺术成就。指出《醒世词》鞭笞了终日梦想钱势的恶棍，贪得无厌的地痞和形形色色的无赖、市侩，是明代中后期社会的一幅百丑图，也是描绘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一部血泪史。其艺术性表现为：爱憎分明，感情真实；借用俚词，扎根于民；辞浅意深，生动形象。
《肉蒲团》是否为李渔所作，意见不一，因近年李渔颇为国内外学人注目，故此问题仍在探究。黄强的《<肉蒲团>为李渔所作内证》(《许昌师专学报》1992年第l期)将《肉蒲团》与李渔其他著述相对照，认为出于一人之手。
陆草的《明清的寺院诗系》(《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选择了4个较有代表性的明清寺院诗系加以论述：焦山诗系的世俗倾向；天童诗系的禅门本色；三峰诗系的狂怪之风；灵隐诗系的淡雅之气。并指出寺院诗系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和文化形态。
王英志的《清代中晚期诗话选评》(《信阳师院学报》1992年第1期)选取清中晚期若干种有一定价值而罕见论及或论述不多的诗话(《说诗啐语》、《贞一斋诗说》等九种)，就其体例、内容、诗学主张作简略评说，旨在开拓清诗话的研究范围。
【近现代文学研究】 任访秋的《关于近代文学史的断限与分期问题》(《河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认为把现代与近代分开，从社会性质，以及文学的发展来看似乎不太妥当。认为应将近、现代文学合起来，统称之为"近代文学"。文章提出，从鸦片战争(1840)到新中国建立(1949)，中国文学的发展可分作三个时期：(1)近代文学的发生期(1840～1894)。(2)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运动期(1895～1917)。(3)文学革命运动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期(1917～1949)。赵福生的《论"五四"文学思潮的审美特征》(《中州学刊》1992年第5期)认为"五四"文学思潮的审美特征主要表现在：求真、趋新、悲剧性三个方面，并对这三方面作了具体论述。贾玉民的《论中国现代情爱文学》(《郑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具体分析了我国现代情爱文学在30年间所走过的复杂路程，认为其主流部分实现了三个明显的转折：在表现对象上，由"五四"时着重表达知识者现代性爱意识觉醒开始，到40年代着重描写人民大众的爱情而终结；在意识上，由"五四"时个性主义开始，到爱情与社会革命、民族解放相结合；在格调上，从男女青年叛逆强大的封建势力的悲剧性气氛开始，在解放区人民解放，婚姻自主的开始实现的欢愉中告终。它所提供的各阶层的婚恋生活的生动描写，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和艺术价值。然而，我国现代情爱文学中，内涵真正深刻、丰富的作品还不多，艺术上也远未成熟。
刘明川的《论鲁迅早期六首白话诗》(《河南财院学报》1992年第1期)分析了鲁迅在"五四"前夕发表的六首白话诗的思想内容和崭新形式，指出他在"五四"新诗史上的位置--突破了胡适的水平，开启了郭诗的先河。耿恭让的《鲁迅论对外国文化艺术的借鉴》(《中州学刊》1992年第4期)论述了鲁迅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艺术的正确主张和态度，指出今天同样需要"拿来主义"，在如何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和民族传统方面，鲁迅作出了表率。杜显志的《鲁迅的文艺批评观和文艺批评风格》(《郑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从具体分析鲁迅的批评理论和批评实践中研究其文艺批评观和文艺批评风格，指出鲁迅文艺批评观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强调文艺批评的功利性；清峻、通脱、诗情是鲁迅文艺批评风格的"本调"，"园析远深"则是其风格的"众调"。
陈咏芹的《浪漫的爱与忧郁的歌》(《信阳师院学报》1992年第1期)探析了徐志摩新诗生涯与浪漫爱情的密切关系，指出他那些忧伤的爱情诗篇，从一个侧面绘出了这位热烈诚挚的理想主义者的爱情心理发展轨迹。
张鸿声的《与乡村对立中的都市人生--论沈从文的都市小说》(《河南师大学报》1992年的第4期)，以作家独特的文化品格分析其都市小说的特性，指出沈氏都市小说之所以显得特异，就在于其包含了深层文化意义的独特视角。他以乡民生命价值为尺度，返视都市人生，提出了城乡对立及以乡村改造都市的总模式，因此乡村与都市人生的对立，不仅是沈氏小说的总模式，也是其都市小说的模式。他对都市文明的遣责，以独有方式改造国民性格，这点具有较强的现代意识，但他为都市所开的一帖药剂却背离了现代理性。所以，正象都市人生是从反面印证沈从文的人生理想一样，都市小说作为乡村小说的对比性补充、一个陪衬，附丽于其乡土文学形态之中。这就是沈从文都市小说的特异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