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民党在三门峡地区的反共活动
　　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叛国投敌，建立汪伪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派逐渐由抗战比较努力，转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其政策的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并制定了一整套"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大肆进行反共宣传。1939年11月至1940年4月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作为对日妥协投降的准备步骤。
　　1938年秋，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到豫西驻防，一战区政训处改组为政治部，主任由致力于国共合作的李世璋改为三青团干事袁守谦（后为贺衷寒）担任。反共逆流即在豫西开始。1939年春，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在洛阳召开反共会议，部署推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反动纲领，在全省各地加紧反共磨擦活动。
　　1939年初，迁至卢氏的洛师校长李名章（此人曾在国民党省党部和一战区政治部兼职）出于反动本能，多次到开封、洛阳等地，大肆叫嚣"洛师在卢氏被共产党控制了"、"必须采取强有力手段与之斗争"云云。不久，便解聘了学校进步教师耿杰三，解除了政治开明、倾向进步的教务主任梁枢庭的职务，以从开封调来的国民党三青团骨干郝冠儒接替其职。李名章还从国民党省党部要来反共老手刘秀峰到洛师任训育主任，从省调查统计室调来两名职业特务，以"插班生"名义打入学生内部，监视、跟踪进步学生。'1939年夏，国民党卢氏县党部诱捕了中共洛师支部书记张象文。张被捕的主要原因，是他在卢氏县城协助县长李万里举办抗日救亡训练班时，曾与国民党县党部的薛湛然进行过公开辩论，加之在学校中活动比较突出。张象文被捕在卢氏监狱扣留期间，李名章亲自到狱中诱降，说什么"只要承认是共党分子，改邪归正，就可释放回校，并分配工作"。刑讯逼供无效之后将之押往西安"西北青年劳动营"。不久，卢氏进步县长李万里也被革职，离开卢氏。9月，反动当局撤掉了地下党员卫邦新庙子联保主任之职，派其党羽郝晋卿充任。在陕县，1939年初，反动当局攻击陕灵地委书记蔡迈轮在国民党第八师的统战活动，是"赤化了第八师"，上级党组织为避免意外，将蔡迈轮调离陕县。国民党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欧阳珍下令逮捕卢氏符元亮、陕县赵群一等共产党员，并将许多进步人士和进步青年驱逐出境。各县群众抗日救亡团体也被解散。
　　国民党顽固派在疯狂进行反共活动的同时，还处心积虑与共产党争夺青年。他们利用三青团组织，打着"抗战卫国"的旗号，拉拢青年加入。陕县、卢氏等县都建立了三青团筹备处，极力发展团员。1939年冬，三青团河南团部在洛阳火柴公司建立了青年劳动集中营，陕灵地区各县都通过其三青团组织诱迫大批青年去受训。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陕灵地区，共产党和进步青年的活动也遭到进一步压制和破坏。1939年12月，阎锡山在山西制造"十二月事变"后，晋东南的八路军兵站大部分被破坏，兵站运输线中断。渑池八路军兵站物资供应也被停止。鉴于这种情况，1940年5月，渑池兵站奉命撤离。站长李鹏和部分战士回延安，其他人员转移到山西太岳军区。在灵宝，国民党当局对张俊杰的监视越来越严密，并准备抓捕他并送往洛阳劳动营。1940年初，灵师校长韩镇国对师生的抗日救亡宣传极力压制，并排斥一些进步教师。教务主任刘发僧对学生的活动横加限制，经常辱骂学生，没收学生的进步书刊，偷查学生日记。在陕县，中共陕县县委秘密联络点"普育书店"不断受到反动分子的骚扰。1940年，陕县大营联保主任带国民党军队以"号房子"为由，将普育书店后面的宿舍和仓库强行占去，使陕县地下党的联络地点被迫转移别处。1941年1月，普育书店被反动当局查封。在卢氏，1940年春，卢氏反动当局对担任营子联保主任的地下党员张大伦的行动有所察觉，将其调离，联保主任由国民党员郭树坤担任，郭上任后即与当地恶霸杜玉兰、杜玉芝相互勾结，变本加厉地欺压农民。1940年秋，接任洛师党支部书记的韩大化也被捕，张甲、栾汝勋等6名学生党员被开除学籍。卢氏县委联络点四友饭店不断遭到国民党县党部特务的盘查，于1940年底关门停业。
　　国民党顽固派接连不断的反共活动，使陕灵地区的形势急剧恶化，中共党组织和党员面临着严峻考验。
　　二、中共党组织的抗争、转移和隐蔽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逆流，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陕灵地委领导群众，采取了相应的策略，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9年春，为对付国民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中共豫西省委召开各地委组织部长会议，决定：基本停止发展党员，对现有党员认真进行审查，对不可靠和不够条件的要逐步脱离关系；组织工作要注意隐蔽，避免暴露；要加强对党员的革命气节教育。7、8月间，豫西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分析了形势，认为当时的主要危险是国民党妥协、投降和反共，为此确定豫西党的中心任务是："依据现在党的基础，在保存党的力量，巩固党的组织的原则下，把河南党造成一个进可以战（发动抗日游击战争），退可以守（防止反共分子进一步向我们进攻）的党"（《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第74页）。
　　1939年9月，刘少奇由延安第二次来到河南，在洛阳召开了豫西省委扩大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反投降提纲》和党中央的指示。根据当时形势，决定撤销豫西、豫南省委，恢复河南省委，刘子久任书记。刘少奇指示重视对党员进行气节教育，刘子久立即写出了《共产党员如何对待被捕问题》一文，供党员学习，使广大党员深受教育。
　　陕灵地委在加强党员教育、巩固党组织的同时，还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开展有利、有节的斗争，打击地方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1939年春，国民党陕县当局暗中监视地委负责人赵群一的活动，并到地下党开办的"普育书店"无理取闹。赵群一在与敌人巧妙周旋的同时，抓住时机，严辞驳斥他们的反动言行。一次，国民党陕县党务指导专员、特务分子王子轲到"普育书店"，大肆诬蔑共产党游而不击、破坏军令、欺骗青年等等。'赵群一立即予以回击："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在阳明堡火烧敌机，不是全国报纸都登了吗?怎么能说八路军游而不击呢?八路军在后方进行斗争，总比逃跑好得多。"说得王子轲张口结舌，无言以对。1939年冬至1940年，陕灵地委宣传部长兼卢氏县委书记赵致平发动群众，同反动势力进行了多次斗争。双槐树反动区长李凤鸣平日贪赃枉法，卖官受贿，恶迹昭著，群众敢怒不敢言。在横涧党支部书记邵德仁的发动下，群众联合起来，到双槐树街与李凤鸣展开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并将李告到十一区署，最终使李被撤职捕押。栾川区委发动群众和一些开明士绅抓住反动分子郝晋卿种植罂粟、克扣粮款等事实，群起攻之，使其庙子联保主任的职务被撤掉，这一职务又由地下党员担任。洛师广大学生发动学潮，驱逐了反动训育主任刘秀峰。1940年初，中共灵宝师范党支部在县委支持下，由教师党员王雨晨、学生姚安生、宋兴博等人率领师生，通过写材料、刷标语、开展说理斗争等形式，揭发灵师校长韩镇国、教务主任刘发僧贪污公款、迫害师生的罪行，在学校掀起驱韩逐刘学潮，学潮持续十余天，迫使灵宝教育当局将韩、刘调离。
　　陕灵地委一方面同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斗争，一方面为保存干部逐步进行了撤退和隐蔽。1940年初，原灵宝县委书记张俊杰经洛阳八路军办事处转移到豫东新四军军部工作。1940年2月，陕灵地委书记赵群一身份有所暴露，被调往南（阳）唐（河）中心县委任书记，由苗树棠接任他的职务。陕县党员马德华、孙振芳、赵印方等到新四军彭雪枫部工作，张永周赴延安学习。
　　1940年4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但他们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方针并没有改变。为领导全国人民继续同国民党反共投降活动开展斗争，以坚持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争取时局的好转，1940年5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国统区的党组织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同时决定审查干部，对有被捕危险的干部，进行转移和隐蔽。1940年7月11日，刘子久、张维桢从延安回河南开展这一工作，调各地、县干部谈话，进行审查，然后决定如何转移、隐蔽。1940年秋，赵群一调到宜洛地委工作。1939年3月已调宜阳、后任新安县委书记的蔡迈轮转移到伊川县五区下范小学隐蔽起来，并参加伊川县委工作。1940年8月，灵宝县委宣传委员杨朗樵撤往陕北。同时，对消极的党员，有的劝其退党，有的主动与之中断联系；对政治动摇和自动投敌叛变的进行反自首反内奸斗争。河南省委对三门峡地区党组织也进行了调整。1940年10月，将陕县、灵宝两个县委合并，组成中共灵陕县委，书记苗化铭。
　　由于采取隐蔽方针，党的斗争方式和工作方法也做了相应改变。具体做法是：采取单线联系，分片负责，异地领导，一般不召开会议，上级可以找到下级，下级不得打听上级的地址，不准问职务，身上不准带有关党的活动的片纸只字。针对国民党强迫中小学教职员工集体加入国民党或三青团，在不填表加入就有可能暴露的情况下，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三青团，但事前必须请示，经组织批准；来不及请示的，事后要及时报告，不得隐瞒，否则按纪律处分。
　　在中共河南省委领导下，陕灵地区党组织在反顽斗争中，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和方针，使党组织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为迎接以后的斗争，保存了干部，积蓄了力量。
　三、中共党组织在豫西紧急撤退干部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统区内反共活动更加猖獗，各地党组织和共产党员随时有被破坏被杀害的危险。党内个别不坚定分子，叛变投靠国民党，也给党组织造成很大威胁。
　　194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截获破译一份国民党电报，内容是河南各县党组织的机构设置及负责人名单，虽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但总的来说，河南党组织已经暴露。为防止发生意外，中央组织部长陈云亲自约见河南省委负责人王志杰等人，决定河南地下党干部紧急撤退。
　　当时，从全国形势来看，也到了撤退干部的时候。三门峡地区的党组织是在1937年至1939年抗日高潮时期恢复和重建起来的。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中，党在群众中影响很大，不少党员有不同程度的暴露，特别是党员中的骨干分子和主要负责干部暴露过多。联共（布）党史有一段经验值得借鉴，1905年革命高潮时党组织有些暴露，1907年斯托雷平反动时代到来，列宁指挥全党及时作了撤退，避免了损失。当时所处的境地也是如此，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合作虽未公开破裂，但国民党已掀起过两次反共高潮。从这个大局来分析，党中央对党的干部实行撤退是很有必要的。
　　为做好撤退工作，陈云主持会议，研究了具体措施：l、豫西、豫西南、豫中区以上党员干部全部撤退；2、建立撤退秘密交通线，不再经过"西办"、"洛办"；3、撤退之后，党组织停止活动，留下的党员可利用社会关系谋职，长期隐蔽，等待时机，必要时可以转到外省去隐蔽；4、做上层统战工作已暴露有被捕可能的党员也撤退；5、豫西的党员干部撤到延安，其他地区可撤到豫皖苏或豫鄂边抗日根据地；6、派政治交通员立刻返豫，分别向省、地委负责人口头（不带组织介绍信）传达有关中央撤退指示，坚决按中央指示部署撤退工作。为便于领导、接待、转送撤退干部，确定王志杰、邵文杰由延安前往中共陕西省委机关驻地照金镇负责派遣和接送工作。并由陕灵地委负责人苗树棠（他与王志杰、邵文杰等人于1940年5月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因"七大"延期，就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到豫西通知郭晓棠，省委交通员杜征远到豫南通知张维桢。
　　2月23日，苗树棠等人冒雪从延安出发。临行前，陈云亲自送行，并向王志杰作了有关指示。为了保证安全，中央社会部派了一个警卫排护送王志杰、苗树棠等人到达照金。之后，苗树棠、杜征远在陕西省委交通员的护送下，顺利通过封锁线，安全到达河南境内。
　　苗树棠第一站到灵宝，找到灵陕县委书记苗化铭，传达了中央撤干指示，并按计划要求苗化铭首先撤离。当时，苗化铭在灵宝新店小学以当教员作掩护，他找了一个妥善的借口向学校辞了职。离校之前，苗树棠、苗化铭和灵陕县委组织委员狄俊民共同研究了撤退问题，决定遵照上级指示，只撤退县委和区以上干部，党员继续隐蔽，未经组织联系，相互之间不得发生横的关系，不得开展公开的政治斗争，如遇危险，自己可设法转移。按照分工，苗化铭先到西安，取一笔撤退用的经费，由狄俊民到灵陕各地传达布置撤退工作。
　　在灵宝期间，苗树棠抽时间到卢氏县找到陕灵地委另一负责人赵致平，传达了中央指示。赵致平立即召开卢氏县委会议，研究撤干名单，拟定行动计划。当时从卢氏去延安，一般要走北路，经灵宝乘火车到西安再转往陕北，但这条路是国民党军队防范的重点。卢氏县委研究决定改走红军长征时的路线--西路，由卢氏的官坡、兰草到陕西商南、山阳，经马牛镇进入陕北，并积极进行准备工作。
　　苗树棠从卢氏回到灵宝，苗化铭也从西安回来。随后，苗化铭化装成商人，越过封锁线，于4月初第一个到达照金。在此协助王志杰建立秘密交通线、联络站，迎接撤退干部的工作。狄俊民和关周光未能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被迫返回，各自隐蔽起来。
　　苗树棠第二站到了新安县，通过克昌区委书记董昌海找到宜洛地委负责人赵群一等人，部署撤退宜阳、新安、洛宁的干部。随后来到伊川县，找到担任国民党伊川县第五区区长的地下党员王景琦。通过王景琦，苗树棠在伊川县一个小村庄见到郭晓棠。郭晓棠对执行中央撤退指示有些犹豫，并经过"洛办"向中央发电请示。这期间，苗树棠又回到新安县克昌村，并到灵宝、卢氏巡视了一些支部的工作，也搜集到了国民党的一些情况。
　　中央接到郭晓棠的电报后，陈云通过陕西省委电告王志杰，另派人去豫西通知郭晓棠，坚决执行中央撤退命令。1941年5月下旬，最先撤到边区的苗化铭受王志杰派遣从照金镇返回河南，找到苗树棠等人，再次传达中央新的指示，主要内容是：l、仍按原决定撤退干部，坚决执行，不得犹豫；2、从接到传达之日起，任何人不得再同"洛办"发生关系，违者以党纪论处。苗树棠和苗化铭对中央这一新决定进行了学习、讨论，制订了执行措施：由苗化铭到卢氏找赵致平传达布置撤退陕灵地委干部，苗树棠去宜阳找赵群一传达布置撤退宜洛地委干部。苗树棠从宜阳回来后，再次到伊川县找到郭晓棠，由郭布置洛阳以东三个地委的撤退工作。之后，苗树棠护送郭晓棠化装成卖布的商贩撤离河南，于7月到达延安。宜洛地、县负责人赵群一、蔡迈轮、申志远、赵天锡、李之放等人也于7月先后撤往延安。
　　5月30日，苗化铭到卢氏县范里镇，通知召开县委紧急会议，传达布置继续撤干工作。确定的撤退名单中有：赵致平、陈芝汉、僧良、卫邦新、张大伦、盂继孔、李瑞亭、吴廷贤等。会后，卢氏县委书记赵致平到栾川区委贯彻会议精神，并指定，撤干后的栾川区委由杨景福负责。为掩护干部撤退，6月初，赵致平派横涧支部党员邵德仁到陕北马栏镇一带，以做小生意为掩护，充当联络员，帮助撤往延安的党员干部安全通过。邵德仁在马栏镇共协助送走河南地下党撤退的干部20余人。7月，赵致平、僧良撤到延安，卢氏县委的工作由陈芝汉负责。
　　1942年初，中共中央对河南省委成员作了调整，原省委书记张维桢调中央党校学习，省委书记由王志杰接任，危拱之和郭晓棠分任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苗化铭任秘书长，并决定建立省委机关。2月，在陈云主持下，河南省委召开会议，研究作出《关于今后河南省委工作方针的决定》，报经党中央批准。《决定》再次强调"隐蔽精干"精神，确定了"少而精"、"小而高"、"广而深"和"勤学、勤业、交朋友"的方针。明确规定，组织撤退后留在当地的党员停止组织活动和组织联系，言行要符合隐蔽的要求。3月，河南省委机关（对外称边区工作团）迁至关中地区马栏镇。
　　在马栏镇，省委在进行整风学习的同时，继续组织撤退干部。专门选择、训练了五名政治传达员，其具体任务是：l、传达省委关于河南工作的决定，了解河南党内外情况；2、整顿组织，清洗不可靠分子；3、组织继续撤退干部。1942年8月，被派到陕灵地区的传达员王桂五返回河南。
　　王桂五先到灵宝县杨朗樵家里，将省委发放的生活补助费80元交给杨朗樵的父亲。然后前往陕县。陕县预定撤退的干部是赵建昌、吕志远。当时赵建昌正担任大营联保主任职务，有隐蔽下去的条件，故决定暂不撤离，吕志远也未撤退。
　　离开陕县后，王桂五又回到灵宝，准备通知狄俊民、张长茂撤退。此时狄俊民已离开灵宝到外地求职，张长茂在灵宝神窝中心小学任校长，二人的撤退工作均未能落实。
　　卢氏是王桂五此行的工作重点。因这里党组织活动基础较好，又是深山区。省委要求王桂五到卢氏后从实际情况出发，基本上要执行中央撤干精神，若有条件，可组织一些人上山打游击。
　　9月中旬，王桂五到卢氏范里找到县委负责人陈芝汉，了解前段撤干情况和国民党特务组织在卢氏的活动。并听说栾川区委的张子祥和段海山已"拉杆子上山"，认为情况比较严重，工作必须抓紧进行。他和陈芝汉进入卢氏县城，对几个基层党组织作了具体部署。而后，王桂五又赶到栾川，见到张子祥、段海山，知道他们并不是拉杆子上山，而是鉴于形势紧张，暂到山上躲避。根据栾川的情况，王桂五决定凡在学校当教员的地下党员，借故提前放秋忙假，设法转移或隐蔽。打入国民党栾川区署的张大伦，马上脱离工作，转入隐蔽。事隔两天，陈芝汉正在安排善后工作，准备往陕北撤退，国民党特务组织已派人到范里抓捕陈芝汉。几名特务在范里联保处休息，派一镇丁通知陈到联保处。陈看情况不对，便在半路上假装上厕所，翻墙逃跑。第二天，陈芝汉来到栾川，汇报了范里国民党特务已动手抓捕党员的情况，王桂五认为这里很不安全，决定应立即分手，各自化装到延安去。陈芝汉到嵩县古城找到先三门峡革命史已隐蔽到那里的卫邦新，二人化装成挑夫，经嵩县、伊川到洛阳，搭火车往陕西撤退。
　　王桂五在安排完栾川区委的撤退工作后，前往巩县。1942年底回到马栏。卢氏县、区部分人员因国民党封锁严密，无法撤退，返回卢氏就地隐蔽。
　　至此，陕灵地委及其所属陕县、灵宝、卢氏县委的组织活动停止。
　　在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危急形势下，陕灵地委及所属各县委正确执行党中央指示，及时撤出一批党员干部，保存了三门峡地区的革命力量和领导骨干。通过撤干行动，也使他们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提高了在复杂形势下冷静处理问题的能力。
　　四、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共党组织的破坏
　　1941年春起，中共河南党组织地下党员向陕甘宁边区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撤退后，仍有部分党员在原地坚持秘密斗争。
　　1942年4月，蒋介石在西安召开会议，密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迅速清剿伏牛山中的共产党。汤奉令后，经与国民党河南省党部、省政府协商，于7月开办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游干部训练班，抽调60多名职业特务进行特别训练，结业后于8月成立了"国民党河南省党政军伏牛山垦荒工作团"，简称"伏工团"。任务是破坏伏牛山区的中共地下组织，搜捕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压制抗日民主运动，推行国民党一党专政。"伏工团"成立的同时，省党部、省政府分别电令伏牛山区各县县党部、县政府，全力协助"伏工团"，并给该团特务骨于王寿山、朱光民、李品清委以省政府巡视员的头衔。成立不久，即移驻卢氏县城，其第一行动组负责破坏卢氏、嵩县、洛宁等县地下党活动。
　　"伏工团"到卢氏后，与国民党卢氏县党部相勾结，党部干事薛鸿儒充当了"伏工团"的情报员。薛鸿儒以联络朋友为名，秘密软禁了从陕西吴堡"青训班"来卢氏的进步青年王同仇。王供出一些中共地下党员的名单。"伏工团"和国民党卢氏县党部立即进行传讯和逮捕。在被传讯、逮捕的29人中，有中共地下党员12人，其余多数是进步青年和民主人士。由于党组织采取了一定措施，国民党特务找不到证据，后使多数人找保释放，有些人办了悔过手续。栾川区委地下党员高维聪在卢氏县城叛变投敌，出卖组织，供出了张大伦中共党员的身份。接着，特务组织来到栾川区，在区公署逮捕了张大伦。栾川区委派黄伟忠等人准备半路上武装解救。因敌人押送力量大，寡不敌众，未敢下手。
　　"伏工团"于1942年10月离开卢氏，到南召、南阳等地进行特务活动。走前，对在卢氏传讯、逮捕的29人进行造册、建档，移交于国民党卢氏县党部，加以管制监督，并发展薛鸿儒、王同仇为"伏工团"秘密情报员，命其继续破坏中共地下组织。1943年春，宣布"基本完成任务"后解散。
　　1943年4月底，汤恩伯为阻挠延安再派力量进入伏牛山区，从安徽临泉国民党"鲁苏皖豫边区党政总队"抽调第四队进驻叶县，归属豫西警备司令部，定名为"豫西警备司令部工作队"，简称"豫西工作队"，共分六个行动组，分别到卢氏、嵩县、伊川等县，再次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
　　第六行动组到卢氏县及栾川区后，与国民党第十一战区派驻卢氏的特务分子李绍周、西北办公厅特务任宗祥、李永生等相互勾结，搜集中共情报，进行大逮捕。洛师教师党员杨培之、杨中和，学生党员杨生光及进步学生王朝选、张清献等人被捕。5月，在栾川区逮捕了中共地下党员徐建业。徐叛变投敌，出卖了组织。特务利用叛徒，又通过秘密调查，强迫登记等手段，先后逮捕了地下党三门峡革命史员段海山等人，并再次逮捕了已保释放出的王振环、郭修文等7名地下党员和30多名进步青年，于1943年分批押送至叶县集中营监禁。
　　在灵宝，国民党灵宝县党部也加紧诱捕共产党员，破坏共产党组织。1943年夏，下令威逼共产党员"自首"。曾任灵宝县中支部书记的卢运牢除登记自首外，还供出一些党员的名单。滥捕之后，灵宝有30多名党员登记自首。同时，县党部还在洛阳《阵中日报》和陕州《崤函日报》刊出个别共产党的叛逆分子写的"脱党声明"，企图以此举将中共党组织搞垮，党员搞散。在灵宝学校任教的中共党员李昆芳、李云州、黄英被国民党县党部逮捕，押往西安劳动营，在那里，黄英被折磨而死。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疯狂活动，三门峡地区遭逮捕的中共党员，加上被迫自首和死难人员达百余人，各县中共党组织多遭破坏。这是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三门峡地区的又一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