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1965年底，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发表及之后，三门峡文化、教育界引起震动。1966年4、5月间，全国开展对“三家村”及“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批判，三门峡地区一些宣传、文化部门也“扫”出一批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人物”。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三门峡地区部分学校学生开始停课“闹革命”，社会出现动荡。
    1966年6月5日，三门峡市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8日，向三门峡市高中派驻工作组。6月下旬至9月，陕县、卢氏县、灵宝县、渑池县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先后成立，分别派工作组，领导开展“文化大革命”。一些学生在学校教学楼、宿舍楼等处张贴大字报，点名批判部分教师和学校领导，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兴起。三门峡地区的中学闻风而动，仿效北京学生，很快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他们先在学校批判工作组，接着冲出校门，走向社会，大搞所谓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红卫兵到处进行冲杀，对所谓“封、资、修”人物和事件进行批判。8月下旬，北京红卫兵来到陕县、三门峡市串联。9月。三门峡市、陕县、渑池县、灵宝县建立红卫兵接待站，11月，卢氏县成立接待办公室，负责接待外地来串联的红卫兵。卢氏县组织学生代表299人，教职工30人赴京串联。此后，红卫兵组织各种“长征队”，徒步到北京、延安、韶山、井岗山等地串联，大串联活动达到高潮。10月，三门峡地区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党政机关受到冲击，一些主要领导人遭到批斗，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乱，12月，部分厂矿、农村，纷纷成立各种名目的群众组织和“战斗队”。各级党政机关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
    当时动乱主要集中在文化、教育部门和党政机关，一些经济领域的生产部门在1966年第4季度才有所波及，1961至1965年经济的调整为1966年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对经济建设是有力的支持，1966年9月25日，中共洛阳地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中南局和省委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的通知》中提出：“在当前，主要是集中力量抓好广大工农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以抗旱种麦为中心，搞好秋收、秋种、秋购等工作……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双胜利……掀起工农业生产高潮，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生产计划，并为明年生产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广大干部、工人、农民仍自觉坚守岗位，坚持生产，维持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使各项经济活动照常进行。因此，1966年，三门峡地区国民经济的各项指标都有一定幅度的增长：工农业总产值完成1．94亿元，比1965年增长6．6％，其中农业总产值完成1．14亿元，比1965年增长5．6％；工业总产值完成0．80亿元，比1965年增长8．1％。主要农产品粮食总产量30．47万吨，比1965年增长1．1％；烟叶总产量12万公斤，比1965年增长3倍。主要工业品原煤产量236．1万吨，比1965年增长13．5％。全地区财政收入完成1965万元，比1965年增长9．8％。
    二、“全面内战”及其影响
    1967年初，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夺权”之风刮到三门峡。群众组织“踢开党委闹革命”，向各级党政机关“夺权”。1月18日，群众组织抢占了市广播站，拉开全市“夺权”序幕，接着又夺了市委、市人委的权。1月底，陕县、灵宝、卢氏、渑池各县党政机关也被夺权。各县（市）主要领导被揪斗、批判，“靠边站”，全地区陷于无政府状态。各县（市）人民武装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对“夺权”斗争进行干预，遏制一些违法乱纪行为。根据河南省军区《告全省人民书》和《军委八条》精神，公安机关抓捕了一些打、砸、抢分子。灵宝县驻军派出2000多名指战员，深入川口、寺河、故县等公社，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宣传毛泽东思想。各县组织一批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举办学习班，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消除对立，增强团结，宣传和促进革命大联合，对于扭转混乱局势起了一定作用。4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各县（市）由人民武装部牵头。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负责全县（市）的行政和生产指挥。这种相对稳定的局势未能持续多久，1967年7月20日，三门峡市“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组织工人、农民、干部3000余人，出动数十部车辆，包围“纺建红旗”总部大楼和三门峡技校二七造反团总部大楼，双方发生激烈冲突，伤70余人，酿成三门峡地区的“七·二○”事件。7月2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消息，称河南“二七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并表态支持。不同派别之间由辩论、攻击发展到武斗，流血事件不断发生。8月下旬，观音堂煤矿发生大规模武斗，打死1人，打伤137人。8、9月间，三门峡市武斗中死伤300多人。10月，中央发表毛泽东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号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各县（市）的群众组织联合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部分干部从受审查中解脱出来。由“夺权”引起的社会全面内乱给三门峡地区的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失。1967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还有一定增长，但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品产量出现下降。到了1968年，动乱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影响明显表现出来，各项经济指标大幅度下降，国民经济陷入困境。全地区工农业总产值，1967年为2．03亿元，较1966年的1．94亿元增长4．6％；1968年为1．84亿元，较1966年下降5．2％，较1967年下降9．4％。1968年，全地区农业总产值和工业总产值分别为0．97亿元、0．87亿元，较1967年分别下降14．9％、2．2％。粮食产量，1967年为29．53万吨，较1966年下降3．1％；1968年为24．16万吨，较1967年下降18．2％，较1966年下降20．7％。棉花总产，1967年为0．93万吨，较1966年下降19．1％；1968年为0．61万吨，较1967年下降34．4％，较1966年下降46．9％。主要工业品原煤产量，1967年为205万吨，较1966年下降13．1％；1968年为182万吨，较1967年下降11．2％，较1966年下降22．9％。
    文化领域成为重灾区，各县（市）多数戏曲剧团，如陕县蒲剧团、灵宝县眉户剧团等均被撤销；图书馆图书停止借阅；电影几乎全被禁映，许多文艺作品被视为“毒草”。文化艺术单位人员大部分下放工厂或农村，正常的文艺创作无法进行。为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一些企事业单位如三门峡铝厂、河南第二印染厂、三门峡文化馆等成立了业余宣传队或文艺小分队，以快板、三句半、故事等形式，进行标语口号式的宣传。一些未撤销的剧团移植排演《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社会上学唱“样板戏”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
    三、各级革委会的建立及“斗、批、改”运动的开展
    1967年冬，三门峡地区由各县（市）人民武装部和地方驻军负责，促进群众组织进行大联合，先后召开了“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在县（市）革委会先后建立之后，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厂矿学校等基层单位也相继建立了革委会。三门峡市建立195个基层革委会。革委会建立的原则是“大联合”和“三结合”，即由军队干部、革命领导干部、群众组织代表三方面人员组成。在革委会中，一般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保卫组，分管各方面事宜。自此，各县（市）党、政、财、文的领导权，被一元化的革委会所取代。
    1968年下半年起，各县（市）开展了以“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与下放人员”、“教育改革”、“整党建党”等为主要内容的“斗、批、改”运动。1968年6月，三门峡地区各县（市）都成立了清理敌伪档案，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并组织“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机关、学校等单位，清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所谓“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对一些历史不清、出身不好的人进行揪斗批判。卢氏县由义马煤矿“工宣队”进驻，把全县党政机关干部集中起来，编为4个连队，驻到农村生产大队，边劳动，边清理。陕县革委会举办了县直机关大型学习班，参加1000余人，集中食宿，学习3个月。三门峡市共清查出有各类“政治历史问题”的1750人，受到各种处理的400余人。
    1972年，大部分高等学校恢复招生，在方法上，废除了考试制，改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陕县作为河南省教育厅的高招试点县之一，向北大、清华、复旦、郑大、开封师院等高校推荐工农兵学员23人。
    1968年8月，三门峡地区开始动员中学生毕业生上山下乡。8月21日，三门峡市革委召开万人大会欢送首批117名中学生下乡劳动。陕县当年毕业的中学生1745人，家居农村的一律回农村，家居城市的314人，安排上山下乡的220人。12月，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三门峡地区立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1966至1968年3年的初、高中毕业生近2万人下到农村。各县（市）都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组织和安置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事生产劳动。广大知青在农村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三门峡市1968年10月安排到郊区安家落户的298名知青，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有3人被推选为小队会计，4人当上了记工员，16人当上小学教师，3人当上保管员，5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当地的开发和建设做出一定贡献，但也使部分地方加重了负担。同时，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失去了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了人才培养的断层。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前后，各县（市）革委会开展了整党建党工作。要求党员“斗私批修”，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党支部，并进行“吐故纳新”。1969年底，农村大队党支部大部分建立。1970年，机关单位也开展了整党建党，逐步恢复了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组织生活。这次整党建党，在“吐故纳新”中，使一部分合乎条件的党员不能恢复组织生活或被错误地开除党籍，而吸收入党的人，有许多并不具备党员条件。
    “斗、批、改”运动的开展，虽没有给社会秩序和各项工作带来多大好转，但总的来看，革委会的建立，党的各级基层组织的恢复，使形势稍趋安定。加之1969年8月，各县（市）大力宣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七·二三”布告，收缴枪支弹药，制止武斗，保护军事设施，号召干部、工人、农民坚守生产工作岗位，对于稳定局势，推进工农业生产，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因此，1969年，三门峡地区国民经济有所回升：工农业总产值为2．82亿元，较1968年增长53．3％；其中农业总产值为1．06亿元，较1968年增长9．3％，工业总产值为1．76亿元，较1968年增长1倍。主要农产品粮食产量27．77万吨，较1968年增长14．9％；棉花产量0．7万吨，较1968年增长14．8％。主要工业品原煤产量248万吨，较1968年增长36．3％。
    1969年，由于政治形势的暂时稳定，各县（市）得以安排和参加一些重要生产建设项目。农村开展了大办广播活动，卢氏县在半年时间内，架设广播线路6500公里，安装喇叭3．8万只，使全县13个公社、294个大队、2401个生产队、3．6万个院户全部通上广播。12月12日，《人民日报》以《大山区卢氏县普及了农村广播网》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10月下旬，陕县、渑池县由县革委会和武装部主要负责人率领，分别组织6000名和5000名民工，成立民兵团，前往孟津县参加修建焦枝铁路，为焦枝线的迅速建成贡献了力量。
    1969年三门峡地区国民经济增长幅度虽然较大，但这种增长带有明显的恢复性质。主要经济指标与1966年相比，只有少数略高，多数仍低于或大体相当于1966年的水平。经济工作中的许多困难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