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剿匪反霸，稳定社会秩序
    1949年夏，三门峡全境解放，但是，盘踞在陕州地区的国民党残余势力、被击溃的国民党反动武装和土匪、特务、反动会门道首，纷纷躲进深由老林。他们互相勾结，负隅顽抗，疯狂进行骚扰、暗杀、破坏活动，杀害干部，抢劫财物，严重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陕州地委、专署、军分区频频接到各县、区关于土匪抢掠杀人的报告。灵宝等地发现特务分子在策划反革命组织“青年救国军”，图谋暴乱。各地不断发生打黑枪事件。许多干部、民兵、农会会员，积极分子被敌人打黑枪暗杀。据6-7月份统计，灵宝一个县有3∞余人遇害。阳店乡一个月被敌人黑枪杀害40人。敌人的疯狂破坏激起了三门峡人民的极大愤怒。各阶层人民纷纷到当地人民政府和驻军报告、控诉土匪的罪行，要求捕捉匪首，剿灭土匪，讨还血债。
    三门峡地处豫西边沿，历史上就以匪多闻名。周边地区的土匪武装有股匪70余股，最多的千余人，般的几百人，最少的也有数十人。加上散匪、潜匪总数达27000余人。土匪携带的枪支和隐藏的枪支约在30000支以上。除此之外，还有国民党特务、情报机构派驻三门峡地区的特工组织16个，有各类武装特工370余人。从小秦岭、伏牛山到崤山、熊耳山，成了土匪武装隐藏出没的窝子。其人数之众多，活动之猖獗，成为全省匪患的重点地区。
    土匪和恶霸紧紧连系在一起。恶霸是土匪的后台，士臣是恶霸的爪牙，恶霸是士匪活动的基础。彻底剿灭土匪，打倒恶霸，成为保卫革命胜利成果、巩固人民政权的关键问题。
    1949年6月，中共河南省委在开封召开了河南省第二次党代表会议，明确提出剿匪反霸是下半年的中心任务，并制定了剿匪的方针政策。确定陕州、洛阳两地区为全省剿匪的重点区，决定成立陕(州)洛(阳)工委和指挥部，统一领导陕洛地区的剿匪斗争。为加强剿匪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42军125师、155师开赴陕洛地区，协助剿匪。
    1949年7月，省军区副司令员文建武担任陕洛工委书记兼政委，42军副军长赵东寰任工委副书记兼司令员，陕州地委书记李陶庭任工委副书记，陕州军分区司令员郭庆祥任指挥部副司令员，由洛阳地委书记杨蔚屏、陕州专员刘绍南、洛阳军分区副司令员刘兆先、42军政治部主任郭成柱4人任工委委员。
    陕洛工委召开扩大会议的同时，解放军125师、155师万余名指战员到达指定地区，在陕州军分区部队和县、区武装配合下，立即开始全面进剿。目标首先对准主要股匪。7月25日，l25师375团、独8团、独9团，在陕县南部山区发起店子战斗，将王铭江、张殿奎、李老么等股匪武装包围，一举歼灭200余人；7月30日，155师464团7连和师侦察连，在阌乡县大队配合下，在阌峪口、三道崖一带，对企图北窜洛南山区的土匪武装“保六放”、“绥远支队”，“黄河支队”残部120余人进行追歼，经过40分钟的猛烈冲杀，敌溃散瓦解。毙伤19人，俘48人，缴获步枪137支，机枪2挺；8月12日，国民党残部新编第二师师长任泰升、第三师师长谢泽民收容残匪，企图南逃。解放军125师374团、373团进行三昼夜强行军，分别到达卢氏县五里川地区。8月17日，战斗打响，经过围迫堵截，20日结束战斗。计毙敌7人，俘新三师副师长胡均屏以下匪首96人，俘匪众659人，缴获轻机枪19挺，步枪247支，新二师师长任泰升、副师长宁平臣、卢氏县县长杨春亭等被迫投降。
    集中围剿股匪，三战三捷，威震匪胆，打乱了残匪的神经中枢，打散了土匪的指挥机构，为全面清剿散匪、潜匪打下了基础。工委、指挥部及各路剿匪部队立即进入乡村，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在8月份的20天内，全区登记、投降的土匪达6947人，占一个月歼匪总数9167名的72，收缴步枪9137支，轻重机枪131挺，迫击炮、六O炮16门，不仅取得了辉煌战果，更重要的是发动了群众，鼓舞了士气，为彻底肃清残匪打开了局面，创造了条件。
    继第一阶段剿匪胜利之后，陕洛工委立即部署，进行全面发动，全面清剿。在一些群众发动充分的乡村，还结合剿匪，开展了反霸斗争。至12月上旬，三门峡地区的剿匪斗争基本结束，计歼灭土匪70余股，27165人，其中毙伤283人，俘虏5198人，自首登记20164人，投降1520人；破获国民党特工组织13个，抓获特工分子92人；缴获步枪、手提机枪、手枪28091支，轻重机枪334挺，掷弹筒42共，六0炮、迫击炮43门，各类子弹519520发，炮弹1050发，手榴弹4837枚，电话机12部，此外，还缴获了马匹、被服、粮食、银元等大量物资。
    在夺取剿匪胜利的同时，反霸斗争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据灵宝、阌乡、陕县、混池4个县统计，已有358个村结合剿匪，进行了反霸斗争。他们发动群众，建立农会，召开群众大会，对362名恶霸分子进行了控诉和说理斗争。由于反霸斗争与剿匪斗争交错进行，进度参差不齐，有些乡村的反霸斗争到1950年五季才告结束。
    剿匪反霸斗争的胜利，不仅使王门峡地区解除了匪患，巩固了各级人民政权，保障了社会的安定，也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二、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
    旧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是广大农村贫穷落后的主要根源。地处豫西边沿的三门峡农村，是封建统治最野蛮、最残酷的地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面临的最大课题，就是解放农村生产力，恢复发展国民经济。这就必须彻底废除长期束缚生产力的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是建国初期势在必行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
    土改前的三门峡农村同全国一样，土地占有情况极不合理。以灵宝县为例，1949年底，全县耕地105万余亩，占总人口5．35的地主、富农占去总耕地的41；而占总人口94．65的贫雇农和中农，仅占总耕地的59。从人均耕地来看，地主每人8．9亩，富农每人5．9亩，贫农每人不足0．5亩。有些封建地主，坐镇一方，剥削百里，残害人民。陕县菜元乡南阳村大地主水志池，有大小庄园12处，房屋窑洞200余间(孔)。其中一处在南阳村的大庄园，就有两大房院7座，房屋79间，占有耕地4450亩，人均占有耕地259亩。每年仅收租粮即达4．3万公斤。灵宝朱阳一个大地主占有耕地2800亩，除每年收租2．15万公斤外，还经常以高利贷等剥削手段掠夺农民的土地，逼得许多农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反动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
    地主阶级在经济上是残酷的剥削者，在政治上也是野蛮的刽子手。在三门峡地区，地主阶级血债累累的事实，俯拾即是。陕县王村乡地主恶霸南国勋亲手杀死17个农民。1944年沦陷时期，南国勋充当日伪汉奸和维持会长，为了讨好日本人，又将8个无辜农民作为抗日游击队员送交日军，全部枪杀。三门峡以东的石破村大地主李明堂是个有名的“杀人大王”，他依仗权势，拉票劫路，在土改斗争会七仅群众控诉出来被他杀死的农民就有30多人。1948年拉锯时期，他还把近百名农民投入附近煤矿的矿井里。灵宝许家场地主婆许寡妇凶残毒辣，经她亲手杀害、致残的农民达数十人，群众每一提及，都会激起咬牙切齿的愤怒。因此，进行土改，彻底打倒地主阶级，成为三门峡农民的迫切要求。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明确提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主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中共陕州地委立即组织学习并进行部署。9月，陕州专区土地改革委员会成立，开始进行筹划准备。12月，一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如暴风骤雨，在全区各县全面展开。
    1950年12月初，中共陕州地委就明确提出“反霸、减租、反夺佃、反破坏”为土改第一步的口号，要求各县做好土改的准备工作。各县根据地委统一部署，立即召开扩大干部会议和群工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中南局《关于土改工作的补充规定》，先后成立“土改委员会”，制定《土改工作方案》，并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宣传土改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意义。各县抽调县、区、乡干部千余人，组成士改工作队，通过各种会议、培训班对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政策观念，为土改工作准备了骨干。各县土改工作队深入乡村、农户，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同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还召开各种形式的“倒苦水”，挖穷根的诉苦大会，激发他们的阶级仇恨，积极主动地投入土改斗争。觉悟起来的农民踊跃参加对地主、恶霸的斗争大会，争先恐后地在大会上发言、诉苦，理直气壮地揭发控诉恶霸、地主的罪行。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之后，参加农民协会已成为贫苦农民的迫切要求，于是区、乡农民协会、民兵组织、妇代会应运而生。各材也成立了农协小组或贫雇农小组。农会的组成，一般是贫雇农占三分之二，中农占三分之一。仅据灵宝、海池、陕县、卢氏4县统计，共发展农会会员18．9万余人，区、乡普遍召开了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了农协委员。这些组织的建立，标志着贫苦农民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农村土改的主人和依靠力量。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划定阶级成份，没收地主的气地分配给农民。在划阶级、定成份中，各县、区、乡普遍召开农民协会或群众大会，按照政策，对号入座。凡占有多数土地，不劳而获，以剥削为生的则划为地主，并组织群众清查历史，算剥削账，澄清5大财产(土地、房屋、牲畜、农具、粮食)，认真核实；对占有土地、农具，剥削量占主要生活来源的，一般划为富农；对虽有士地、农具，但不剥削他人，也不出卖劳动力，靠自己劳动生活的人，划为中农。对贫雇农，则根据占有土地、生产工具和出卖劳动力、受剥削的情况评定。评划阶级成份允许本人参加，允许本人申辩。评划后列榜公布，报区政府批准，3榜定案。
    划分阶级成份结束，陕州专区共划地主14943户，占总户数的5．9；富农9475户，占3．8；中农136873户，占54．2；贫农87398户，占34．6；雇农780户，占0．3；小土地出租540户，占总户数的0．2；其他工商业者2518户，占总户数的1。
    据统计，陕州专区共没收、征收土地815293亩，房屋、窑洞142189间(孔) ，牲畜126987头，农具396672件，粮食1465万公斤。对于没收、征收的财产，各乡、村农会都逐一登记入册，张榜公布，以便群众监督。同时，制定分配方案，经农民代表会议通过施行。分配土地是以乡或行政村为单位，在原耕地的基础上，依据土地的数量、质量，按照抽肥补瘦、好坏搭配、房，随地走、犁耙随牛走的办法，分配土地、牲畜、农具、房屋。最后经过群众自报、民主评议、个别调整、代表会讨论通过的程序定案。这样做的结果，绝大多数群众都感到满意。全地区贫雇农人物分得土地2—4亩，粮食40—100斤，以及房屋、农具等，基本上满足了广夫贫雇农和中农的要求。分配土地后，多数村在农会的领导下，随即开展了收缴销毁契约的斗争，将房契、地约当众烧毁，解除了农民的顾虑。1951年6月，全区土改基本结束。
    土地改革是一场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由于运动来势猛、时间短、规模大，干部、群众缺乏经验，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遗留问题，出现了一些“夹生”现象。有的是阶级敌人没有被打倒，贫苦农民没有真正翻身；有的地主、富农漏网，土地财产转移；有的错划成份；有的打击面过宽；有的农会组织不纯，坏人掌权；有的果实分配不公，干部多拿多占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土改就不彻底，已取得的成绩也不能巩固。针对上述情况，陕州专区所属7县、619个乡通过调查摸底，大体分为3种类型:第一类是土改搞得好的乡占30；第二类是比较好的占40；第三类土改不彻底的占30。上述遗留问题，多存在于三类乡中。1952年元月，全区土改复查分为3批，正式展开，至年底全部结束。
    经过复查，共查出漏网地主648户，黑地152263盲。纠正了高定成份342户和其他政策失误，各县先后颁发了土地证。最后对土改进行全面总结，掀起生产高潮。
    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三门峡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从根本上消灭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打倒了统治农村的封建势力，广大贫苦农民从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翻身解放，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学习文化、要求进步、团结互助、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的新风尚迅速兴起。到1952年底，全区农业生产已超过解放前水平。
    三、全区人民投入抗美援朝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三门峡地区正集中精力恢复国民经济，进行士改、巩固政权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子1950年7月悍然出兵朝鲜，发动侵略战争，并派第7舰队侵占我国领土台湾，接着又出动飞机侵入我国东北领空，进行轰炸扫射，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从而构成了对中朝两国的侵略。美帝国主义的野心，就是妄图一举灭亡朝鲜，进而吞并中国，以达到其称霸世界、主宰亚洲的目的。面对穷凶极恶的侵略者，中国人民对于丧权辱国、任人宰割的历史，记忆犹新。如果不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打败美国的武装侵略，我们刚刚取得的政权就难以巩固，人民就会再度陷于苦难的深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迫在眉睫，不可避免。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军一道抗击侵略者，陕州专区闻风而动，为抗美援朝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1950年11月，中共陕州地委召开各县县委书记会议，对抗美援朝工作进行了专门部署，成立陕州专区抗美援朝分会，组建一支强大的宣传队伍，把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传送到千家万户，达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宣传过程中，控诉帝国主义罪行的报告会、讲演会、现身说法的控诉会和示威大游行……各种活动一浪高边一浪。据不完全统计，组织了1000多个秧歌队、313个演唱队、出动宣传员达到3万人。渑池中学的洋片队，用一套40余幅连环画，把“美帝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为什么要抗美援朝7”等内容系统生动地展现给观众，一次拉唱3个小时，围观的群众成千上万。陕县南关说唱艺人现身说法，字字血，声声泪，诉说了美国兵蹂躏强奸他妻女的罪行，昕众义愤填膺，高呼口号；要求讨还血债。陕县7个区、70个乡，有3万多人在各种宣传会上控诉美、日、蒋罪行。经过这些形式多样、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大大提高了群众的爱国主义觉悟，激发了抗美援朝的热情。在反对美帝侵略的示威游行中，全区有63.4万人参加，占总人口的60；在和平签名运动中，有近70万人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抗美援朝运动牵动着千百万人的心灵，“唇亡齿寒”的道理深深印在崤函儿女的心上，“志愿军战歌”鼓舞着每个热血男儿，他们恨不得飞上前线，同朝鲜人民一起，打败侵，略者。所以，当祖国召唤的时候，广大青年热烈响应，踊跃报名，很快形成了参军参战的热潮。无论在城镇、农村、工厂、学校，到处呈现着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同窗相送别，兄弟争参军的动人场面。仅灵宝县1951到年报名参军的青年就达10万人次，有2932人被批准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2月，团中央、总工会号召青年团员、学生、工人参加军事干校，陕州专区青年学生热烈响应。在这股爱国参军的洪流中，全区有5000余名青年学生、王人参加了军事干校，投身于国防建设；有6100多人参加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许多在战场当上了战斗英雄和模范、功臣。仅陕县就有89人在朝鲜战场荣立一、二、三等功。陕县籍志愿军战士李新昌，在一次战斗中担任爆破组长，奉命带两名战士截断敌人的铁丝网，为大部队冲锋打开通道。他们摸到敌人铁丝网前，突遭敌人密集枪弹射击，李新昌身负重伤，倒在地上。当他苏醒过来，昕见了志愿军进攻的冲锋号，这时，他用尽全身力气，猛然站起扑在铁丝网上，用自己的身体铺通了志愿军反攻的通道，夺取了战斗的胜利。李新昌像董存瑞、黄继光一样，成为舍身杀敌、以身报国的英雄。
    在参军参战的热潮中，还有许多青壮年纷纷参加民兵组织，全区民兵队伍由1950年的15590人发展到1951年的35593人，成为一支强大的地方武装和后备力量，担负着陕州境内184公里铁路和150处大小仓库的安全保卫工作，起到了维护地方治安，稳定后方的积极作用，有力地支援了前方作战。
    1950年12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号召募集慰劳品和捐献救济物品，慰劳在冰天雪地英勇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1951年1月，陕州专区召开抗美援朝代表大会，进行动员。会后，各级组织，各群众团体和广大群众积极行动，很快形成捐献高潮。截止5月1日统计，全区共捐献现金1．6万元，（①旧人民币是1948年12月发行的，1955年2月用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本书为求币值一致，已将1955年以前的人民币数额折合为新币。下同。）写慰问信1．7万封，做慰问袋3800多个，做军鞋1298双，绣锦旗224面，各种日用品1．5万余件。这些慰问品、慰问信，一件件，一字字，都表达了全区人民对志愿军战士的爱戴和真诚，表达了对朝鲜人民的同情和支援。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发出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陕州专区的捐献运动再掀高潮。各县、区、乡，各界群众，纷纷响应，带头捐献。党政机关干部首先拿出自己大部分包干工资，按月捐献，并提出一直捐献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灵宝县人民提出“美帝苏停战，捐献永不断”，许多家庭把珍藏多年的首饰慷慨捐献出来。计有黄金1．23两，银元150块，还有金戒指、银镯子……。陕县5个区、64个乡参加捐献的农户占总户数的90以上。渑池县一些比较困难的农户把积攒的鸡蛋(17700个)捐了出来。这些动人情景，充分反映了刚刚翻身的三门峡人民对志愿军和伟大祖国的贴心和爱戴。正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使捐献飞机大炮的任务超额完成，仅灵宝、陕县、渑池就捐款57．12万元，可购买喷气式战斗机3架。陕州人民捐献飞机大炮的行动，激发了各行各业的劳动热情。工人、农民、工商业者纷纷制订爱国公约，开展增产节约和劳动竞赛。农民提出精耕细作，多打粮食，支援前线。专区各剧团开展义演募捐。人人都在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进行着无私的奉献。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思想教育运动。通培这场运动的洗礼，肃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增强了三门峡人民的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全区上下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团结互助的景象。抗美援朝运动向人们揭示了-条真理: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反抗侵略者，是动员人民，振奋民族精神的巨大动力。
    四、镇压反革命，巩固人民政权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党反动派残留下来的反革命势力活动猖獗。1950年10月，陕州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目等，合计达25885人。这些反革命分子或伪装潜伏，或混于革命阵营，或流窜于山乡僻野，但都在观察形势，等待时机，以求一逞，从未停止过破坏和捣乱。特别是1950年7月美帝发动侵朝战争后，他们自以为美蒋“反攻大陆”的时机已到，便以百倍的疯狂，向人民政权反扑，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仅从陕州解放到1950年9月的一年多肘间里，全区就发生各类反革命案件1104 起，平均每天近3起，许多干部、积极分子惨遭杀害。卢氏县-些反革命分子秘密筹集枪支弹药，准备上山打游击，有的已经拉起了股匪。陕县、灾宝、海池的反革命分子与潜伏的敌特分子互相勾结，四出联络，一面发展特务组织，准备武装暴乱；一面频繁进行暗杀恐怖活动。还有一些反革命分子配合凶杀，大搞放火投毒和武装袭击，翻身农民的房屋、麦田，国家的仓库、山林，都是敌人放火的目标，仅几天时间，陕县宫前、张村的森林被敌人纵火14起，烧毁成片森林62处，树木数十万株。嚣张的敌人还把毒药投入四区区公所伙房的水缸内，投入抗美援朝的专列火车接待站，使2000多名抗美援朝战士中毒。有些成股的武装反革命团伙，大肆偷袭机关、驻军营地和铁路治安巡逻部队，在三门峡地区农村，反革命分子与地主恶霸勾结，集中破坏土改，恐吓群众。张茅区三村被匪特砸门洗劫，头一夜踏毁4家，第二夜毁20余家；莱元乡恶霸将炸弹埋在贫农的困地里；张茅区委秘书下乡工作被敌人打了黑枪。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恨之入骨，致要求大民政府镇压反革命，为人民撑跟作主，为受害干部群众报仇雪恨。种种事实充分说明，不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人民的安定生活就没有保障，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运动就无法顺利进行，人民政权就不能巩固。
    1950年冬，陕州地委决定在全区大张旗鼓地开展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共陕州地委明确提出:镇反的重点，是打击士臣、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的头子。在方针政策上，必须实行群众路线，坚持党的领导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稳、准、狠地打击敌人，做到既不放过一个反革命分子，也不冤枉一个好人。同时规定，镇反必须在地委、县委的领导下，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审查捕人、杀人的名单，避免草率从事。要充分发动群众，布下天罗地网，使反革命分子无处藏身。
    1950年11月，一场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全面展开。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各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7天之内，逮捕各种反革命分子7582名。首战告捷之后，公、检、法部门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夜以继日地进行审讯，根据其罪行，依法予以惩处，严厉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
    从1951年5月至1952年11月，是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开展镇反阶段。经过第一阶段镇反运动，敌人的反动气焰受到沉重打击，现行破坏活动有所收敛。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看到大势已去，开始向人民政府投案自首。但还有一部分反革命分子隐蔽潜伏，负隅顽抗；还有一部分反革命分子潜逃外地，准备伺机反扑。陕州地委深入发动群众，发扬穷追猛打的精神，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坚决把镇反运动进行到底。一是广泛宣传，大造育势。大张旗鼓地宣传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和残暴罪行，宣传镇压反革命分子的伟大意义和胜利成果，对反革命分子造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声势。专区和各县、各区，都相继召开了代表会、群众瓷、公审会、控诉会、英模表彰会，紧密结合土改、抗美援朝，掀起镇反宣传高潮，把镇压反革命的方针、政策贯彻到家家户户。二是深入宣传，发动群众，遍地撒网。群众自觉侦察，捕捉匪特，反革命分子处亲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无处藏身。陕县各乡，建立情报网、侦察网，各村都有义务调查员，通过群众性侦察、检拳、揭发，不仅挖出了藏在本县的反革命分子数百人，还掌握了外逃反革命分子的线索。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群众的包围节，反革命分子感到法网难逃，只好缴械投降，先后有62名反革命分子登记自首。渑池县紧密结合土改，分村包片，发动群众清查反革命分子。各村民兵主动组织起来捕捉外地逃犯130人，揭发出外籍恶霸102人，协助政府捕获反革命分子1900余人。三是深挖暗藏匪特，先后破获了沌池县的反革命组织“正义党”，陕县的“青年救国军”、“青年文教会”等5起反革命组织案件。卢氏县先后破获了“党团行动组”、“西北驻卢办事处”、“华北督导团”、“伏牛山工作团”、“中统局反共工作队”、“特工队”、“国防部行动总队河南大队五组”等十几个特务组织，缴获了大量罪证。
    在镇反运动掀起高潮，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陕州地委认真贯彻执行“谨慎收缩”的方针，严格执行审批制度，慎重定刑，至9月底，全区处理积案3069个，基本做到既快又准。
    1952年12月至1953年8月，进行第二次镇反，前两阶段，反革命分子受到沉重打击，但仍有少数残余分子漏网，特别是由于各种反动会道门组织没有取缔，其反动头目仍在进行破坏活动。根据上级统一部署，各县认真贯彻全国第五次公安会议精神，从1952年12月起，进行第三次镇反。以取缔反动会道门为主攻方向，结合逮捕漏网的反革命分子。在具体策略上，实行打击少数，争取多数，打击首恶，争取一般。对于有现行活动的反动会道门头子，在调查掌握充分证据的基础上，严厉打击，逮捕法办。对于一般道徒、会众则号召坦白登记，主动退道。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陕、灵、渑、卢4县共逮捕反动会首近千人，自首登记的反动道首数百人。上百个各类反动会道门组织被取缔。同时，一些漏网反革命分子也陆续缉拿归案。又经过一段清理积案，一场伟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了完全胜利。
    三门峡地区的镇反运动，共破获各种反革命案件1516起，打击处理各类反革命分子2．13万余人，缴获长枪1377支，轻重机枪11挺，子弹103753发，炮弹3000发，手榴弹138枚，以及大量杀人凶器和器材。经过这场运动，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复辟阴谋，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了社会治安，有力地保证了土改、抗美援朝运动的顺利进展。
    五、“三反”、“五反”运动
    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3大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陕州专区又开展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重大斗争。
    正当市场繁荣，财政经济迅速好转，国营经济和私营工商业得到了相应发展之时，一些资产阶级不法分子唯利是图的欲望膨胀起来，采取种种手段，破坏国家的经济建设，破坏抗美援朝，把吸血管伸进党政机关、经济机关和工商企业内部，用“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进行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经济情报。面对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一部分滋长了官僚主义作风的党政领导干部，熟视无睹；有的干部接受贿赂，为不法行为大开绿灯；有的贪图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大量贪污、浪费。渑池县县长和财政科长贪污1200元；灵宝县县委委员、公安局长贪污1678．9元，陕县县政府秘书接受上海一石膏商人贿赂钱物24次；卢氏县贸易公司贪污100元到500元的有5人，占公司职工的20。另外，地、县、乡机关还有报假账、贪污挪用办公费、甚至有贪污捐献粮款的行为……事实证明: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势在必行。
    在揭露党、政机关和各单位贪污、浪费问题中，发现党政干部与资产阶级不法分子相互勾绪。所以在机关干部开展“三反”运动的同时，在工商业中开展“五反”运动。
    从1952年1月上旬至2月中旬，陕州地委、专署和各县先后召开动员大会，传达中央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精神，号召干部、职工自觉进行自查自纠，大胆检举揭发一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起带头作用，自我检查，初步揭开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等问题的盖子。
    1952年6月至11月，各县先后进入重点打“虎”。不仅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部分干部，主动坦白交代问题，同时犯有其他错误的干部也认真检查自己，并检举揭发他人的问题。据陕县、渑池、灵宝3县不完全统计，在各种会议和学习班上，揭发出有贪污问题的500余人，贪污款项8万多元，粮食10余万公斤；犯有严重浪费和官僚主义错误的干部300余人。有些问题相当严重。灵宝县花纱布公司揭发出贪污集团4个，贪污脏款4万余元。渑池县在查出有贪污问题的162人中，贪污数额500元至1000元的就有9人。这在建国初期干部实行低工资、供给制的情况下，无论从数额上还是从性质上，都是重大案件。因此，各县在检举揭发、查证落实的基础上，即把三反的重点转向重大贪污犯，开展揭发批判，清查落实其贪污事实，进行组织处理，完善规章制度。各县认真执行“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政策。对“三反”运动中揭发的问题，一一查证落实。作出结论。对于大多数犯有错误的干部，则采取批评教育的方法，帮助提高认识，改正错误，一般不给处分。由于“三反”运动对干部采取“立足于教育和挽救”的政策，处理面很小。据陕、灵、渑3县合计，受开除党籍和撤职处分的22人。
    “五反”是穿插在“三反”运动中，只在地直、县城的工商业中开展。各县采取的方法有所不同。渑池县成立了“五反”委员会，抽调县、区、乡干部及工人、店员100余人组成5个工作队，进行思想、政策培训后，于3月中旬分别进驻5个集镇，召开商户会议和群众大会，发动群众，查摆“五毒”现象，对“五毒”严重者进行揭发批判，分别处理，对守法户给予表扬奖励。陕县“五反”运动掀起高潮后，坦白交代和检举揭发出许多问题。不法商户大量转移资金，违法经营，计有黄金箱5两，银元16100元，大烟土200余两，偷税漏税30余万元。灵宝县在“五反”中揭发的突出问题是盗窃经济情报。花纱布公司会计科长与不法棉商勾结，暴露商惰，收受商人贿赂黄金1．2两、兰布2匹、盐400斤、棉纱2捆等物资。上行下效，下属20家花行先后向不法商提经济情报175次，得到经济回报47000元，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
    1952年5月，各县“五反”运动转入组织处理阶段。各县按照中央关于“过去从宽，今后从严”的政策，对极少数不法工商户进行了从宽处理。一般只对其违法行为采取了检查、补税、退财的办法，个别严重违法户予以罚款，没有追究刑事责任。
   “三反”、“五反”运动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在思想、经济领域进行的一场没有枪声的战斗。这场运动的胜利，深刻教育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消除了革命队伍中的腐败分子，挽救了一批干部，纯洁了党政机关的肌体，增强了机关干部的免疫力。同时，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加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为资本主义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