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1976年10月）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开展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灵宝是"重灾户"，破坏损失严重。
    一、撤销工作组，党组织停止活动。1966年7月下旬，县委召开县直职工大会，宣布撤销四清工作组，党组织停止活动，开展"文化大革命"，全县党政机关瘫痪，出现了动乱局面。灵宝一中部分师生起而"造反"，响应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批判工作组，打倒"黑帮"，"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8月份公布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依靠力量是所谓"左派"，方法是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方式。青年学生率先建立"红卫兵"组织，佩戴"红卫兵"袖章，到处串联，在"造反有理"和"破四旧"的名义下，进行抄家、体罚、破坏文物和打砸抢。   
    二、制造冤假错案，迫害大批干部和群众。1967年所谓"7·25"中央表态支持河南"二七"造反派后，在灵宝制造了所谓"官办保守组织工农学总部"，"坏组织公检法总部"大冤案，将大部分干部打成老保，把原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办公室主任、县人武部长、人武部第二政委打成黑后台，残酷斗争，体罚侮辱，从县到社、队，层层揪斗。
    特别是1968年1月建立县革命委员会后，大搞逼供信，制造冤假错案，打砸抢更加严重。1968年4月25日至5月10日，以崔宽心、张万盈为首的县"革命委员会"，操纵一些人另成立"四反先遣团"、"四反尖刀连"、"三忠于战团"，把群众的"五人汇报"、"六人声明"广为印发，挑动群众斗群众。8月又派"宣传队"，进驻商业系统、虢镇、阳店等公社对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干部、群众说成是"老保翻天"，"反对红色政权"，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威逼迫使苏华交待出根本不存在的"县黑革委"。同年9月召开县"革委"五次扩大会议，大搞逼供诱供，追查"黑革委"，追到那里，打到那里。直追到县人武部。擅自开除谢文生等4位同志出县"革委"，为了镇压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干部群众，于1968年7月建立"县革委群众专政小组"，到1969年3月非法抓人的达170多人，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基本群众，被严刑拷打审讯，捏造罪状出布告，捆绑吊打无一幸免，群众叫"专政群众小组"、"灵宝的黑监狱。"
    1970年2月17日开展的"一打三反"（打击现行反革命，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提出"反右倾，排干扰，鼓干劲"，大找右倾表现，大找右倾危害，大挖右倾根源，当时提出的口号是："要狠狠的拉，狠狠的帮，狠狠的打"，打人是"枝节"、"浪花"问题，是"革命行动"。"糊涂一时，完蛋一生，聪明一时，前途光明"。采取的办法是：热交待、热退赔、热处理，退赔要倾家荡产伤筋动骨。从县到公社打人成风，体罚逼供加剧。朱阳公社社直300多名职工，有|29人列入"对象"，被揪斗毒打74人。西阎公社永泉埠大队从1967年10月到1969年3月，被毒打群众27人。
    自1968年1月县"革委"成立后，全县被打干部和群众2100多人，其中致死159人，致残100多人。"文化大革命"前的县委书记、县长7人中有5人遭到多次毒打，其中1人致残，1人被迫致死。给老红军王仲琪也戴上"张国涛部下、叛徒"罪名，多次抄家批斗。
    三、搞"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四无限"（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红海洋"活动。县革委于1968年6月20日召开县、社、队三级代表"三忠于"、"四无限"经验交流大会。开展"三忠于"、"四无限"活动，要求人们每天第一句话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唱第一支歌是《东方红》，作第一件事是学习最高指示。向毛主席要早请示晚汇报。下田打红旗和语录牌。会场、办公室、街道、住房等室内外及墙壁、电杆都涂成红色悬挂印刷、书写毛主席像及语录，人人要胸戴毛主席像章、语录牌，手捧"红宝书"。县城大街、车站广场矗立了大型毛主席塑像，发行毛主席像和语录148万张，像章15．4万枚，到处成了"红色海洋"。谁要说错了话或喊错了口号，或是将像放错了地方，就被打成"反革命"被批斗游街。
    四、炮制假精兵简政"经验"。1968年7月11日林彪、"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曾以头版通栏标题、整版篇幅发表了《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的报导，接着又有一批"经验"介绍在报上出现。所谓精兵简政的经验是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典型，这篇假报导是县"革委"政工组一个干部于1968年6月在《河南日报》社听到准备宣传精兵简政的消息后，回来了解了一些情况，伙同当时在郑州学习的县"革委"主要负责人炮制的。于6月25日在《河南日报》上发表，当时正迎合了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需要，陈伯达、姚文元亲自批转《人民日报》，让"登一版头条，并可通知新华社广播"，还指令《人民日报》加上编者按语，"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央各工作部门，都要象灵宝县那样"等。
    报导中说：新组织机构的"办公人员由原来的近百人减少到30人（包括军代表12人）"。事实上，在册发工资的人员是：1968年6月份154人，7月份150人，8月份150人。从"经验"发表到粉碎"四人帮"，"县革委会"的工作人员从来没有减少到30人。对此假报导，县"革委"某些负责人不但不抵制错误，反而带领机关干部，身背行装，肩扛铁锨，高举"坚决走精兵简政的道路"标语，上街游行以图虚名。对外来参观的人则事先统一口径，编写假材料由专人介绍。
    对这种弄虚作假现象，广大干部群众十分气愤，当时就提出批评。县"革委"某些负责人不但不接受正确意见，还以假报导作"盾牌"，打击迫害坚持实事求是的干部群众。县供销社一个干部说了句"灵宝县精兵简政是假的"，就被扣上"反对精兵简政的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先后批斗达七、八个月之久。县"革委会"副主任吴宝善在1969年"八一"联欢会上，当众揭露了县"革委"某些负责人欺骗党中央、欺骗全国人民的卑劣行为，没过几天，便给他罗织了"贪污犯"、"现行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罪名，隔离审查，残酷斗争，迫害致死。灵宝"经验"发表两个月后，县"革委"某些负责人迫于上下压力和县内外舆论，急忙组织第一批人员下放，他们以"精兵简政"为幌子，排斥和打击革命老干部和不同意他的观点的同志。"文化大革命"前的县委常委12人，有9人被打成"叛徒"、"走资派"、"三反分子"、"右倾复辟势力的代表"，戴帽下放，劳动改造；全县公社正副书记和县直科局长以上的干部。168人，有100人被批斗、撤职、劳改，人员不够用，又大量突击提干。
    粉碎"四人帮"后，为了拨乱反正，《人民日报》记者重新作了调查，于1979年2月3日以《戳穿一个假典型--河南灵宝县精兵简政的调查》为题作了澄清，并加了编者按：1968年7月11日，林彪、"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曾以整版篇幅，吹捧灵宝县精兵简政的假经验，引起灵宝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最近本报记者重 新作了调查，证实灵宝"经验"是假的，现在应该拨乱反正。
    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仅精兵简政"经验"是假的，据1974年至1976年报导的灵宝材料中有15篇属于虚假，9篇严重失实。
    五、"杀妖风"。1971年8月前后改组了灵宝县委、县"革委"，但已调离的崔宽心等人并不承认前段错误，于1972年8月后密谋写信，串联上访，坚持"灵宝精兵简政是正确的"，"改组灵宝县委是错误的"。1973年重返灵宝，9月他们借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炮制的军队干部曲光藻大错案，捏造所谓"灵宝有为其翻案妖风"，于10月1日至16日集中县直、社直干部740多人办学习班，大会小会批判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干部，整得一些人吃不下饭，睡不成觉。之后，县委常委分包系统，继续批判反对他们错误的同志。
    六、借"批林批孔"批干部整群众。1974年2月召开各公社正副书记、县直各单位负责人会议，部署"批林批孔"，县委主要负责人说："这次会议就是要解决'翻文化大革命案'和'反对新生事物'的问题，要联系本单位实际，批翻案妖风，批否定精兵简政"。并给各单位定了批判论点：交通局批"抓打人凶手"，文教局批"不像样子"，批"踢摊子，换班子，是倒退、是复辟"等等，让讲过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自己找压力批论点，否则是立场观点没转变，并把一些领导干部交给群众批判。
    七、开展"三追查"（追查所谓政治谣言、反革命传单、周总理遗嘱）。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党和国家处于严重危难时刻，人们更加怀念周总理，"四人帮"却以种种借口压制对周总理的悼念活动。4月初发生了"四人帮"残酷镇压群众悼念周总理的"天安门事件"，消息传来，灵宝干群更加痛恨"四人帮"，县委却于5月上旬召开县直职工大会，办"三追查"学习班，商业、工交、农业、卫生、法院、卫家磨水库等都办了"三追查"学习班达一个多月。凡进学习班的有专人看管，监督行动，限制自由，强迫写检查。并让李志清、樊超伦等在县直职工大会上检讨，"给邓副主席写信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同时，在农村也开展了"三追查"。
    八、突击入党，突击提干。"文化大革命"期间县委某些负责人把一大批老干部说成是民主派，打成走资派，长期下放。在组织上却实行"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网络帮派势力；从1969年以来，突击发展党员3698人，省委制止"双突"通知后，仅1976年6月16日至24日，8天中就突击发展党员731名。县、社两级突击提干519人。县委常委22人中，"双突"16人，占73％；公社正副书记和县直正副局长211人中，"双突"113人，占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