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 明
安 明（1906-1986），原名刘大风、刘介风，近德固乡佛善村人。出生于农民家庭，6岁随祖父进私塾，14岁入本县官庄私立高小读书。1923年考入河北省立第七师范（简称"大名七师"）。求学期间，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时为"濮阳八才子"之一。受校长谢台臣等进步思想影响，他逐步对《语丝》、《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及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发生兴趣。后与同学共同编辑刊物《曙光》，宣传新文化，与旧文化、旧学派进行斗争。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刘大风参加领导大名七师、大名十一中、五女师等校的反帝爱国活动，组织学生罢课。成立"五·卅惨案后援会"，并联合商会在大名县城关帝庙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向死难的上海工人家属捐款200余元。刘大风和其他同学又发起抵制日货运动，组织学生检查日货。在大名市场上，日货一时几乎绝迹。
1926年8月，校长谢台臣聘请中共豫陕区区委委员冯品毅任英语教员。冯组织发动"读书会"，刘大风首先报名参加，更多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10月，经冯品毅介绍，刘大风与赵纪彬、李大山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又发展成润、吴益普入党，成立了党、团两个特别支部，刘大风任党支部书记。这是大名一带最早的、也是直南、豫北地区较早的共产党组织。刘大风受校方委托，担任学校图书经理部主任。他充分发挥这一职务的作用，引导学生阅读马列主义论著及进步刊物。年底，刘大风首先在大名七师南乐籍进步学生中发展李渭川、朱智先、石仙洲等人入党；寒假期间又在本村发展刘峰入党，并在佛善村组建了直南第一个党的基层农村支部。
1927年4月，刘大风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在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的资助下，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聆听毛泽东的教导。时值夏斗寅叛变，偷袭武汉，刘大风随农讲所学员编入中央独立师二团三营，参加了平息夏斗寅叛变、保卫武汉城防的斗争。6月18日学习结业，返回天津。7月，以中共顺直省委特派员身份回大名负责直南各县党的工作。他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农村党组织。10月，中共大名中心县委成立，刘大风任中心县委书记，负责领导大名、南乐、清丰、濮阳等县党的工作。县委以濮阳沙区为中心，采取举办农民夜校的形式，组织训练群众，在此基础上建立农民协会，进而为土地革命和举行武装爆动创造条件。县委在化村、千口（今属内黄）、井店3个村建立党支部，办起农民夜校，点燃了农民运动的火炬。刘大风和赵纪彬用浅显通俗的语言，为农民夜校编印了《平民夜校读本》，宣传革命道理，深受夜校学员欢迎。
是年12月，县委机关搬到佛善村刘大风家。为了借职业为掩护，便于开展工作，同时也为党的活动筹集经费，县委在刘大风家办了一个卷烟厂。他直接领导佛善村周围的农民斗争。他为了团结争取群众，打入"蟠桃会"，挫败了地主豪绅的阴谋。他还组织领导本村"穷人会"，抓住本村地主私卖庙会地一事，向本村当权地主开展一场"算公帐"的斗争。1928年2月，县委机关迁至大名七师。他帮助儒家寨、万堤等处建立党组织。还在东明、长垣发展一批党员。夏，县委机关又迁濮阳，刘大风调任顺直省委巡视员，仍负责濮阳县委的工作。
1929年4月，刘大风赴邢台参加陈潭秋主持召开的直南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议决定组建邢台中心县委，刘大风任组织部长。中心县委领导邢台、南宫、尧山、任县、肥乡、巨鹿、隆平、邯郸、磁县、大名、南乐、清丰、濮阳、东明、长垣等十几个县的党组织。秋，刘大风接任中共邢台中心县委书记。1930年1月，刘大风调省工作。4月，邢台中心县委遭破坏，河北省委在磁县组建直南特委，刘大风任组织部长。这时，立三路线影响直南，盲目组织爆动。岳城镇的"五一"爆动、南乐的"麦收爆动"等均遭失败，使革命受到损失。"左"倾领导者又布置大名爆动。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提出异议，被开除党籍。12月，刘大风兼任中共磁县中心县委书记。他对开除谢等三人的党籍多次申述不同认识，受到"最后警告"处分，并向直南全党公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刘大风在磁县知识界组织"反帝大同盟"，广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1932年春，又同磁县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王维纲领导了磁县小车社工人反对资本家剥削的罢工斗争。1933年3月，经党组织同意，他以矿工为掩护，到六河沟煤矿组织工人斗争。7月，被捕入安阳监狱。1934年2月，以罪证不足获释。出狱不久，即被任命为中共濮阳中心县委组织部长。
"七·七"事变后，刘大风任直南特委书记，使直南各县已经解体的党组织很快恢复工作，并创建了地方抗日武装--河北民军第四支队，与日伪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38年3月，李索若、王冠儒以"托派分子"被暗杀。刘大风竭力反对，同错误路线开展斗争，被停止党籍，送赴延安抗大学习。在延安，他向党中央反映这一问题的详细情况。经党中央甄别，他的党籍得到恢复。不久，他先后被派到太行党校、冀晋军事干校任教。蒙冤期间，以"安心工作，久而自明"自勉，改名"安明"。1941年12月，安明调任太行五分区武委会主任。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他与太行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坚持敌后游击战，多次粉碎日伪"扫荡"，为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作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安明在平汉战役和豫北战役中担负战地后勤工作，动员和组织民兵支前参战，运送伤员、粮秣，押送俘虏，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上级表扬。1947年，安明带领地方干部百余人，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历任麻西工委书记、三分区专员、豫皖苏七地委副书记等职。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开展土地改革，支援解放战争。
建国后，安明历任河南省军区人武处处长、中南军区人武处处长、中共广州铁路局党委书记、中共广东省监委副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安明又遭迫害，身心倍受摧残。粉碎"四人帮"后，其历史遗留问题得到昭雪，工作得到恢复，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四届广东省政协委员、常委、中共广东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顾问、中共广东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重返领导岗位后，他不顾年迈多病，每天坚持上班，认真审阅案件材料，参与全省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使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晚年，他认真撰写革命回忆录，支持党史和地方志工作。
1986年1月，安明病逝于广州，终年80岁。故世后，中共广东省委为其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中纪委、全国政协和中央领导人赵紫阳、叶剑英、习仲勋、杨尚昆、宋任穷、王从吾等发了唁电，送了花圈。
王 振 华
王振华（1899-1971），名文麟，字振华，县西古寺郎村人。出生于一个家风清廉、读书知理的书香门第。
王振华幼聪敏，有大志。入学后勤奋好学，成绩优异，颇受老师家长喜爱。12岁考入河北省立第十一中学（大名中学）。毕业后，边耕边读，自学3年。18岁考入保定高等师范学校博物部学习生物。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产生兴趣。"五·四"运动前后，王振华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尤其是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瞿秋白等人的文章。1922年夏，王振华保定高等师范毕业，受南乐县教育局之聘，到元村集高级小学任教。1923年，河北省立第七师范在大名成立，王振华应聘任教。校长谢台臣系王振华中学时期的老师，二人配合默契。不久，王振华升任训育主任。
1927年4月，经李素若、赵纪彬介绍，王振华与谢台臣、晁哲甫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的活动经费紧张，他每月交二、三十元的党费。1929年，学生党员赵纪彬、刘汉生和李大山在濮阳温邢固（今属内黄）被捕。他与谢台臣、晁哲甫捐集大洋400余元，营救赵纪彬等。夏，大名闹"红枪会"，七师被迫停课。王振华回乡发展党员，建立了党支部。1929年秋，七师复课，王振华仍任训育主任。是年"双十节"，中共大名县委领导学校师生走上街头游行，学生王从吾被捕。王振华不避风险，将其领回。
1929年冬至1930年春，立三路线波及到冀南。"左"倾领导者强令七师党组织"在学校买枪建立游击队，发动武装爆动"。王振华和谢台臣、晁哲甫认为当时革命尚处于低潮，组织武装爆动条件还不成熟，盲目行动反而会使党组织过早暴露，遭到损失；主张以学校为掩护，培养党的干部，深入农村开展斗争。这一主张被斥为"右倾"，王、谢、晁3人被开除出党。1930年夏，王振华离开七师，先后到天津同文书院、博爱中学、永年中学及省立仓县中学等处任教，1931年春，七师学生驱逐校长张达夫，谢台臣重返七师任校长，王振华回任训育主任。1932年，在如何办学的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们又同党内执行"左"倾路线者发生争执。不久，谢台臣因病辞职。王振华被迫离开七师，到西安、北京等地任教。1936年，七师学生又驱逐校长郭鸣鹤，王振华为七师校长。"七·七"事变后，王振华与晁哲甫、解蕴山等在七师举办抗日训练班。12月，大名、南乐、清丰相继沦陷。王振华到山西晋城创办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1938年2月，华干所转到陵川，王振华任副所长。5月训练班结束后，王振华到太行筹办学校和出版社。此后，曾任八路军抗战学校教育长、学院院长等职，为抗战培养了大批干部。
1942年，王振华参加延安整风学习，澄清了个人历史问题，重新入党，又回到晋冀鲁豫区工作。历任太行联合中学校长，豫北学院院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调任华北大学教务长。
解放战争时期，王振华任晋冀鲁豫救济总署秘书长。晋冀鲁豫与晋察冀救济分会合并为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后，他担任分会主任，负责接受外援及物资分配工作。1949年秋，王振华任平原省教育厅长，参加创办平原大学（今河南师范大学）。1952年，平原省撤销，王振华调中央教育部工农教育司任第一副司长，后任中央扫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1955年任文化部社会文化司司长，不久调任中国自然博物馆馆长。"文化大革命"中，王振华一直患病，对国家的前途忧郁不安，病情不断恶化。1971年7月14日病逝于北京，终年72岁。
白 潜
白潜（1918-1982），原名贾宪武，又名尚武，字振仙，南乐县东北西小楼村人。幼年父丧，由伯父贾紫岚抚育成人。7岁随伯父在官庄私立完全小学读书，13岁考入县立乡村师范。1935年乡师毕业后，先后执教于官庄小学和县中心民校。1936年春，他配合中共党员孙汉章等联络各界进步人士，发动全县师生同国民党南乐县教育局督学魏瑞堂限制学生自由、压制抗日救亡的行径进行斗争。
"七·七"事变后，白潜加入冀南"抗日救国十人团"南乐分团。193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南乐县第五区区委书记。为便于工作，改名白潜。1938年5月，直南特委决定恢复南乐县工委，白潜任宣传委员。他借民众教育训练的名义，在农村连续举办10余期农民、青年、妇女训练班，培训抗日积极分子500余人，并在其中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县救国会成立，白潜任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他还主编了《澎湃》、《怒潮》、《前锋》等刊物，对广大群众进行全面抗战教育，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
1938年8月，中共南乐县工委改组，白潜任宣传部长。10月，县工委改称县委。12月，白潜接任县委书记。1939年2月，杨得志率八路军344旅一部在冀鲁豫交界区开创抗日根据地，白潜带领县委及所辖抗日武装在县东组建农民游击队，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7月，国民政府南乐县县长魏汉彬下令停止对县、区抗日救国会和宣传队的供给。白潜等一边向魏汉彬提出抗议，一边发动群众募捐，坚持抗战。8月，他调任直南特委宣传部长。1940年春，冀南八路军展开讨逆战役，原南乐县长魏汉彬弃职南逃。白潜受直南特委委派，到南乐组织选举县长，创建了南乐县第一个抗日革命政权，并组建了县委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卫河大队"和"独立团"。讨逆战役胜利后，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为加强对直南、豫北、鲁西南地区的统一领导，中共冀鲁豫区进行区划调整，白潜调任一地委组织部长兼沙区工委书记，在百里黄河故道，带领沙区武装，依靠和发动群众，长期坚持敌后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反"扫荡"任务，巩固了沙区抗日根据地。1940年6月10日，日伪军纠集3万余人，对冀鲁豫根据地进行"扫荡"。白潜奉命率部将敌引往沙区，使其人困马乏，为粉碎"扫荡"创造了有利条件。"四·一二"大扫荡，驻沙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在主力部队掩护下运动到外线作战，白潜率沙区武装突围，转移到较为安全的地带。翌日，白潜奉杨得志之命，率一支装备精良的武工队返回沙区，坚持内线斗争，解救被捕干部和抗日家属，镇压汉奸，一直坚持到反"扫荡"结束。
1942年久旱无雨，冀鲁豫根据地出现了空前艰苦局面。日伪军趁机"蚕食"，妄图搞垮抗日政权。9月27日，对沙区进行"梳篦式"大扫荡。白潜率部分武装就地坚持斗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掌握和争取了一批"白皮红心"保甲长。并从外地运粮，救济穷苦农民。大灾荒过后，沙区抗日根据地不仅未被摧垮，反而得到发展，仅向主力部队输送新战士便达2000余人。
1944年5月，白潜获悉日伪军召集10多个县的日本顾问和军事首脑在清丰县城开会的情报，连夜报军区。宋任穷当即决定攻克清丰。战斗打响后，沙区武装战士俘敌百余人，其中有3名日军顾问。抗战胜利前夕，白潜调任四地委副书记，他率沙区及四地委各县武装向日伪收复失地。在汤阴战役中，他通过统战关系，争取了当地"天门会"一个团的地方武装。而后，展开平汉线汤阴段铁路破袭战，为取得平汉战役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解放战争期间，白潜任八地委、四地委书记。他在卫河以西发动农民减租减息，领导卫河两岸的整党工作，并组织人民进行土地改革，还组建了汤阴县人民政府，发动卫河两岸人民群众支前参战。
1949年初，白潜率部队南下江西。5月奉命组建鄱阳（今改波阳）地委，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9月西进贵州，千里跋涉，11月接管安顺，任安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1950年初，解放军主力开赴四川围歼国民党胡宗南残部，贵州境内只留下1个军，分散担任守备。此时，原先投诚和接受改编的蒋军纷纷哗变，全省反叛者达14个团，人数达13万人之多。他们疯狂屠杀南下干部，断绝交通，挑拨民族关系，十分猖獗。在艰巨复杂的斗争中，白潜忠实执行党的新区政策，团结各阶层、各民族群众，对叛军实行政治上瓦解，军事上打击，取得了清匪反霸斗争的胜利。1950年3月3日，郎岱县发生土匪暴乱。白潜不顾个人安危，带领分区的1个连赶往郎岱。面对1万余剑拔弩张的官兵，白潜慷慨陈词，陈述利害。终于制止了哗变，稳定了局势。
1952年12月，白潜调任贵州省委组织部长。不久又调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副部长。1954年秋，奉调进京，历任中央组织部财贸干部处处长、中央财贸部部务委员、副部长等职。
1960年底，白潜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财委主任。时值3年自然灾害，他深入基层调查情况，如实向中央汇报。翌年春，在中央召开的财贸书记会议上，白潜当面向李先念等汇报情况，建议动用外汇进口粮食，以解燃眉之急。李先念当即表态，给东北进口粮食10万吨，后增至30万吨，年底达到100万吨。他和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总结了下边一个大队"包产到户"的经验，冒着风险予以推广。他积极参与周恩来亲自指导下的辽宁和整个东北地区轻工市场的调整工作，在恢复和发展轻工业生产，搞活流通，繁荣市场，安排好城乡人民生活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白潜任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遭到残酷迫害。在被关押期间，他整理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内部讲话记录约40余万字。他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恩怨。被游斗以后，照常主持省委会议，大胆抓工作，敢于领导生产。重病在身，仍坚持工作，为辽宁的工业生产日夜操劳。
1976年，白潜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曾被选为中共"八大"代表，全国四届"人大"代表。在北京住院治病，仍关心辽宁的工作。1981年，他分管统战、政协工作，带病走访专家、教授，和他们促膝谈心，为之分难解忧，积极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担任省委顾问后，日夜赶写革命回忆录，帮助省委考虑重大问题，为省委出计献策，提出许多宝贵建议。
1982年11月29日，白潜因心脏病突发，在沈阳逝世，终年64岁。
张 西 三
张西三（1906-1976），名汉杰，以字行世。县西梁村人。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解放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各1枚。
幼年的张西三，家境比较富裕，祖父张景欣稍懂兽医。张西三出生4个月，其父张棪病逝。8岁，入私塾就读，及长入县立第三完全小学读书。1924年考入河北省立第七师范学校（驻大名），受进步思想影响，向往革命。
1926年，张西三因祖父患重病，家业无人操持，被迫辍学返乡，一面操持家业，一面兴办教育。先后担任村学董、学区区联学董（管辖11个村的小学），号召群众送子女入学。校舍不足，他带人将庙中神像拆除，庙堂改作课堂。创办"醒南第五女校"，任校长，又创"民众夜校"，帮助成年人学习。1930年当选为村长后，组织打更队，禁烟拒毒，并实行治安联防。1936年8月，张西三被委为守望队第72联队长，负责管辖梁村以北数村的民间枪支，抵御"土匪"击袭。
1937年10月，中共直南临时特委书记刘大风筹建抗日武装，张西三率守望队连人带枪参加了地方抗日武装四支队，张西三任三中队队长。不久，任作战参谋、参谋长等职。多次将家中米面、银元带往四支队，补充部队粮饷。翌年5月，张西三加入中国共产党，旋调任成安县抗日政府第一任县长。到任后，迅速组建政府机构，发动各阶层人士参加抗日斗争。不久，全县战委会、妇救会、青救会、农救会及各区政权相继建立。7月，组建成安县抗日游击大队，张西三任大队长。一年余，县大队从100多人发展到400多人，战斗力也明显提高。在白色恐怖中，他率部出生入死，以机智勇敢粉碎日伪军多次"扫荡"，巩固发展了抗日根据地。1939年7月，张西三调任三分区参谋长，后历任一分区路南支队政委，一、二分区参谋长，冀南军区参谋处长等职，转战冀南大地。
1946年9月，张西三调任九分区参谋长。1947年3月冀南军区独立第五旅建立，张西三任旅参谋长，配合野战部队转战冀南、豫北，在解放楚旺、崔家桥、安阳等战斗中，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7月，冀南独五旅改编为十纵二十九旅，张任副旅长，后调任二纵四旅副旅长。12月，挺进桐柏山，张任二分区副司令员、桐柏军区副参谋长，指挥部队配合刘邓大军，粉碎蒋介石对大别山区的"重点清剿"，为建立和巩固桐柏解放区做出了贡献。
1949年3月，桐柏军区各部队合编为五十八军，张任副参谋长，参加了渡江战役。5月调任河南省军区军政干校副校长。后历任中南军区军政干校校长、河南省军区参谋长。1952年任中南军区防空司令员。1957年调任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62年任中国民航总局副局长，主管人事、基建、党务等项工作。他积极工作，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利益，狠抓民航内部实行经济核算和节约油料的企业典型，通过以点带面，推动全民航系统的增产节约，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
"文化大革命"开始，张西三遭长期迫害，被遣送到安徽屯溪机场"劳动改造"，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71年林彪叛逃自取灭亡后，张西三全家得以回京。他临时担任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修建指挥部总指挥。某工程技术人员因"文革"初期批斗过张西三，工作不大胆，思想有顾虑。张西三胸怀坦荡，毫无介意，鼓励其放下包袱，做好工作。1975年10月，张西三回任中国民航总局副局长。此时，他正在住院治病，按捺不住一腔激情，多次要求出院，瞒着医生、护士打电话给办公室工作人员，要他们将近期文件、资料秘密送医院，说要"进入情况，待机行动"。
1976年1月31日，张西三将军病逝于北京。故世后，经空军政治部批准为革命烈士，其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八馆。
常 颂
常 颂（1920～1959），原名宋延正，宋谷金楼村人。出生于中农家庭，幼时读书刻苦勤奋，甚受师生称赞。由于家庭贫寒，经济拮据，他一边读书，一边参加力所能及的农业劳动。此间，宋延正受进步思想影响。思想倾向革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正在中学读书的宋延正忧国忧民，毅然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本村党支部书记，中共南乐县第五区区委委员等职。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以教员职业作掩护，宣传、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显示了一定的宣传鼓动能力和组织领导才干。1938年6月，调任中共直南特委组织科长，次年7月任中共大名县委书记。1940年4月任中共直南特委组织部副部长。10月，冀鲁豫边区党委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决定设立昆吾县。昆吾地区敌情严重，斗争复杂，环境恶劣。宋延正受命于危难之时，任中共昆吾县委书记，并立即开展工作。他不顾个人安危，深入敌后开辟革命根据地，多次冒险到敌占区侦察敌情，争取、宣传群众，与日伪汉奸势力进行多种形式的斗争，使昆吾县的抗日斗争活动迅速得到发展。一次，他半夜翻寨墙进入敌伪重兵设防的两门镇据点，开展对敌、伪、顽、匪的调查，详细掌握了敌情。他还通过关系争取两名伪军头目反正，千方百计瓦解敌军，壮大抗日武装力量。
宋延正在对敌斗争中，紧密团结和依靠群众，与群众结成了鱼水关系。他常住郎中集地下交通员常明太家，多次在敌人追捕的危险时刻得到常明太一家人的掩护。而常明太及其子常景岚却多次被捕入狱。宋延正和常明太一家结下了深情厚谊，他视景岚如胞弟，视常明太老人如生父，遂和常景岚换了兰谱，结为兄弟。景岚死后，宋延正对常明太老人体贴关怀备至。宋延正身材高大魁梧，人称"长宋"。为纪念常家父子的革命情谊，宋延正更名为"常颂"。
1941年11月，常颂调任冀鲁豫六地委组织部长，次年6月，任六地委委员，兼任滨河县委书记。1944年10月以后，历任四地委、八地委组织部长。1947年5月，升任八地委副书记。对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开发和建设做出了贡献。
1949年3月，常颂随大军南下，途经江西，任中共鄱阳地委副书记。不久又随军西进，于1949年11月抵达贵州，任中共贵阳地委副书记。
解放军主力离黔入川作战后，国民党溃散部队重新纠合起来，疯狂屠杀南下干部，断绝交通，挑拨军民关系，活动十分猖獗。在艰巨复杂的斗争中，常颂忠实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新区政策，团结各阶层、各民族群众，对叛匪实行政治上瓦解，军事上打击。一次，一股土匪围攻贵阳地委机关所在地--贵阳城郊花溪镇，兵力几倍于地委机关武装，情况十分危急。常颂临危不惧，沉着指挥，号召大家以战斗求生存，"宁当烈士，不做俘虏!"经过激战，以少胜多，保卫了花溪镇的安全。一年的艰苦奋战，取得了贵阳地区征粮、剿匪、清匪、反霸和建立新政权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残匪和封建地主武装的疯狂反扑，出色地完成了党在新区的各项工作任务。
1952年5月，常颂调任中共贵定地委书记。在合作化运动中，既注意启发、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又防止脱离当地实际，不顾农民的觉悟和意愿，以行政命令强制农民入社。为此，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典型引路，为农村指明合作化的正确道路。他在《贵州日报》发表《贵筑县白云、尖山、摆陇、程关、莲花塘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考察报告》等文章，为贵州全省的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1956年3月后，常颂先后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等职。此间，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根据贵州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他分管农业之后，为了获得第一手材料，经常与农民一起劳动，促膝谈心，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他对全省的土地分布、耕地面积情况和山地、森林、草坡等情况了如指掌，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常颂主管农业期间，贵州省粮食自给有余，每年还要调出一、二亿斤支援国家。常颂为发展贵州工农业生产做出了显著成绩。
"大跃进"时期，常颂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一度出现的浮夸风和说假话、大话、空话，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认真核实农业产量，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保证群众生活，不征"过头粮"，对稳定贵州形势起到了有益作用。
常颂艰苦朴素，克己奉公。警卫员把常颂在华北穿破的一双由布鞋改成的拖鞋丢失了，受到他的批评。后来，警卫员把拖鞋找到，常颂又穿了一年多。他在战争年代使用的马褡子，一直用到病重住院还舍不得丢弃。他反对领导干部特殊化，每次下乡，他都与群众同吃，不允许搞招待。有一段时间，贵州省委机关干部形成打网球热，管理部门给每位书记发一个网球拍。当他得知网球拍是从香港进口，每只价值70元时，立即让人退了回去。
1959年初，常颂积劳成疾。到北京治病。在病重期间，他再三嘱咐，不让贵州的同志远道来京看他，以免影响工作。1959年3月14日，常颂病逝于北京，时年39岁。常颂的遗体安葬于贵州。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在其墓前树碑，彰其功德。
李景昭
李景昭（1921～1990），近德固乡李村人。幼年就读于本村小学。1937年1月，随姨表兄焦昆（元村镇韩留村人）到南京永利硫酸氩厂做工。他聪敏好学，甚为老工人师傅喜爱。在这里，他学到了些简单的化工技术。
1937年8月，上海失守，国民党首府南京一片混乱，永利硫酸氩厂随之自行解散。李景昭与焦昆找到当时在南京中央工业职业学校执教的舅父赵一峰（东吉七村人），与同乡王保华、吉合群等搭乘中央工业职业学校的船溯江而上，逃难到汉口，几经辗转，又到四川省万县。在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主办的刊物《群众》上，李景昭等看到延安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招生的广告，激起革命热情，遂于1938年春与焦昆一起投奔革命圣地延安。经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陕西省三原县入安吴堡抗日青年训练班工人队受训。青训班主任冯文彬，副主任胡乔木，都是当时著名的青年工作者。青训班生活艰苦、紧张，吃小米，穿草鞋，睡地铺，李景昭和大家一起，经受了锻炼。5月，李景昭加入中国共产党。
经过两个多月的训练，李景昭青训班结业，又先后在延安军政大学和职工学校学习。当时，由于陕甘宁边区遭受严密的经济封锁，边区生活日用品奇缺。为了打破封锁，中共中央提出自力更生，自办工业。边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39年春，按照党的指示，李景昭与王保华、吉合群等创办了新华化工厂。李景昭任该厂总务科长、营业部主任。他们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生产出了陕甘宁边区第一批肥皂。试产成功后，产品分送给中央首长试用，受到好评。继尔，他们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扩建厂房，购置设备，培训技术工人，增添了技术项目，又生产出牙粉、墨水、粉笔等日用品。建厂1周年时，毛泽东亲笔题词："向前发展"，朱德、李富春、林伯渠、吴玉章等到厂视察题词，赞扬新华化工厂艰苦创业的精神。到1942年，该厂年产肥皂已达30万条，除供应边区军民需用外，还运到西安等地销售，换回边区需用的棉花、布匹等物，对于解决边区困难起到很大作用。
1943年4月，康生在延安大搞"抢救"运动，李景昭、王保华、吉合群、赵一峰等被诬为"国民党特务"，被关押29个月之久。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后，得知李景昭等被捕，非常生气，并严肃处理说："不能这样搞!"李景昭等才获得自由。结论是："没有政治问题"。
1946年1月，李景昭调任晋察冀边区张家口龙烟铁矿公司事务所主任。在解放军退出张家口时，他组织抢运了大批军工物资和生产设备。翌年初，他任大连市聚兴商行营业部主任。该商行实际是晋察冀边区在大连设的办事处，专门采购军工生产材料、医疗器械和药品，收买武器弹药，秘密运回边区，支援解放战争。1948年1月，李调任东北军区军工部科长，后改任东北兵工局材料处副处长、处长。
1952年，李景昭调第二机械工业部，负责组建第一工程处。1956年调任建筑工程部第一工业设备安装公司经理，主持该公司的组建工作。他从各大工业企业调集一批优秀专家和经验丰富的高级技术人员，承担军事工业的156项重点工程的设备安装任务。1958年，他又奉命组建第二设备安装公司，任党委书记兼经理。公司组建后，开赴塞外重镇包头，克服重重困难，昼夜施工，采用整体吊装等新技术，高质量地完成了炮厂和坦克制造厂的设备安装任务。此后，李又先后调任建工部包头工程局党委副书记、渤海工程局党委书记兼局长。1964年，为支援三线建设，李景昭出任重庆地区兵器配套指挥部副指挥长，具体负责施工。他率渤海工程局的大批干部职工开赴大西南，迅速投入施工，为三线的军工建设做出了贡献。
1966年4月，李景昭被任命为中央建筑工程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惨遭劫难，10月，被关进牛棚。1969年8月，他一家被赶出北京，到河南某干校"劳动改造"长达4年之久，直到1973年才恢复工作。
1976年10月，李景昭奉命率工作组进驻上海，在上海人民的积极配合下，搜集了不少绝密情报，及时掌握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妄图进行反革命暴乱、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并火速报告中央，为中央采取果断措施提供了重要依据。
1978年，李景昭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负责外事、党务、人事、监察和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工作。1982年，因健康原因，他主动申请离职休养，任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顾问。
李景昭在军工建设战线南北转战30余载，参与和组织了许多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长期操劳。积劳成疾，却顾不得休养。在革命的征途上，历尽千辛万苦，受过不少委屈，但他对共产党忠贞无二，革命信念毫不动摇。他事亲至孝，但能正确处理国家和家庭的关系。母亲病危时，中央派他率工作组去上海，他眼含热泪，告别慈母毅然登程。当他返京时，母亲已长辞人间。上海宝山第一期钢铁工程施工时，他已年逾花甲，抱病出任建工总指挥。退居二线后，他应邀担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环境工业保护协会会长、建筑机械化协会理事长、全国安装协会名誉会长等职。
1990年9月16日，李景昭因患肾癌医治无效，病逝于北京，终年69岁。故世后，江泽民、李瑞环、韩光等送了花圈；李锡铭、谷牧、杨静仁、马洪、林汉雄、叶如棠等出席了遗体告别仪式。《人民日报》载文称"李景昭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党工作和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郭 宝 珊
郭宝珊（1904～1971），原名郭宝，元村镇操守村人。幼家贫，未入学求知。父辈以扛长工、卖艺、做小生意谋生。在1909年冬天以后的两年中，郭宝珊一家祖孙三代陆续逃荒到陕西洛川谢家峁村（今属黄龙县三岔乡），靠租种土地出卖苦力度日。六、七岁的郭宝珊也为人当了牧童。
1917年前后。郭宝珊的父亲、叔父在澄城县下窑挖煤，挣得银两置买了牲畜两头，土地18垧，兼之连年风调雨顺，耕畜发展，家业逐渐兴旺。但是好景不长，地方民团将父亲郭大成拉去严刑勒索，大部分牲畜土地被顶作"票债"，小农家业遂即破产。
1921年，黄龙山区的"土匪"活动猖獗，把郭大成、郭二成劫持到深山之中，并扬言"要叫人生还，必须钱来换"。17岁的郭宝珊为了营救父、叔，花费白洋200元，大烟20两。加之祖母病殁，致使倾家荡产，负债累累。一家人有的被迫回原籍，有的再度下煤窑当苦工。郭宝珊也被迫开始学工艺，做木马、当石匠，肩挑贩卖，担负维持全家生活的重担。
1926年，黄龙山区"匪"情有所减少，22岁的郭宝珊返回黄龙山，与人合资贩卖耕畜，侥幸获利，购置了畜具，耕种荒地百余亩。一年之后，家境渐兴。这时，郭宝珊一面种田，一面拉拢一些带有群众倾向的"土匪"、民团，决心除掉恶迹累累的土匪张凤鸣、韩凤子，以报仇雪恨。并先后在河北、山西、河南等地以做生意为名，广泛结识豪杰，扩大社会交往，积蓄实力。
1928年至1929年，黄龙山区周围各县连续两年遭旱灾，民不聊生。1928年8月，父亲郭大成与宝珊的弟弟郭二宝在驮粮食途中遭段茂功部下抢劫。郭大成父子奋起自卫，将一士兵当场打死，夺枪逃脱。父亲闯祸，段部连长韩凤子发誓捉拿郭宝珊一家抵命。郭宝珊一家被逼逃外躲藏。郭宝珊便与"山大王"陈老石（山中较开明的"土匪"）拉拢结交，图谋报仇。陈老石深感郭宝珊处境可怜。且够朋友重义气，便派部下两个连支援郭宝珊攻打韩凤子。由于事态扩大，郭宝珊也因此出了名，人人都说他入伙当了"土匪"。1929年秋，他脱离陈老石，在洛川投国民党部队张金贵部下任排长。8月，与张金贵等率部前往宜川劫狱，营救进步人士黑志斌，兵败被缴械，遂又投杨虎城部师长贺某部下任连长。1930年2月，部队被冯玉祥收编。冬，部队开往河南，参与中原大战。失败后，郭宝珊再返陕西，在贺立功部下任连长。后因看不惯克扣士兵军饷．重返黄龙山，招募壮士百余人，重新当了"山大王"。不到1年时间，发展到四、五百人。时有匪首贾德功恐郭宝珊损其利益，就诱骗设陷，谋杀郭宝珊，多谋梁占魁相救得免。
1932年夏，郭宝珊又重整旗鼓，招拢五、六十人枪，活动于黄龙、韩城、宜川等地。其间，他得知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红军杀富济贫，为穷苦民众打天下的事迹，总结自已几年来奔波兴衰的教训，开始模仿刘、谢，在黄龙山区打出"打富济贫"的旗号，令部下"出没活动不得伤害贫苦百姓"，"锋芒必须指向大财东"，此举深得百姓拥护。后来，每遇官军进山"围剿"。就有群众给他通风报信。"山大王"成了群众的保卫者，群众成了"山大王"的耳边铃。
1932年5月，刘志丹率部于宜川英旺地区作战，派人与郭宝珊联系。7月，刘志丹去韩城创建革命根据地，路经黄龙山，郭宝珊撤出要道路口，给以方便。刘志丹在韩城芝川镇与冯钦哉激战失利，郭宝珊将红军伤员迎进山中，以宾客相待，给以寝食就医。伤员痊愈欲归，郭宝珊为其更换衣服，赠每人1支短枪，以备防身。秋，国民党22军高双成部某连队兵变，经谢子长介绍，由郭宝珊接纳。1933年，杨虎城部兵变的4个连又与郭部汇合。此时，郭部武器精良，势力壮大，便自立旗号"义勇军"，鼎立于黄龙山之巅。不久，郭与李象九会合攻打韩城县城，右臂受伤，战事失利，仅剩六、七百人，郭宝珊再度陷入困境。
1934年5月，刘志丹派黄罗斌入山来收编郭宝珊部队。郭宝珊决心北上投靠共产党。古历九月，郭率部离开黄龙山，一路转战，10月20日深夜进入甘肃庆阳地区西华池，兵折大半，所余不足200人。11月10日，在梨园堡正式接受共产党军事整编。郭部更名为"西北抗日义勇军"，刘志丹亲授军旗，并任命郭宝珊为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令员，任浪花任政委。该部下辖3个大队。
郭宝珊加入红军后，在刘志丹等耐心帮助教育下，迅速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指挥员，在创建、发展陕北革命根据地和反"围剿"的战斗中，浴血奋战，屡建功勋。1935年，先后参加了龙场镇、柳村原、南沟岔、阎王砭和贺家湾等战斗。"西北抗日义勇军"在郭宝珊的指挥下，经过半年的战斗洗礼，提高了政治、军事素质，在数量上也有了扩充壮大。
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陕甘宁边区失败后，于1935年夏秋间调集数以陕北红军10倍以上的兵力，开始第二次"围剿"。8月20日，郭宝珊率西北抗日义勇军首战定仙硷，全歼晋军一个整团2000多人，俘敌旅长呼延寿以下1800多人，毙敌副团长以下百余人，缴获"八二"追击炮6门、重机枪12挺、轻机枪50多挺、各种长短枪1900多件、骡马80多匹等。21日，又击落飞机1架，俘驾驶员1人。10月15日，红25军到达永坪镇。17日，三军整编改组，成立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郭宝珊为78师42团团长，撤销了西北抗日义勇军的建制。
郭宝珊在陕北红军中，顽强拼博，英勇作战，为保卫陕甘宁根据地和迎接党中央到达陕北，建立全国革命大本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劳山战役结束后的第3天，即1935年10月3日，郭宝珊加入中国共产党，踏上了新的征途。
不久，陕北红军在王明极"左"路线的指导下，开展了骇人听闻的"肃反"斗争，一大批党政军干部遭到打击。10月5日，刘志丹、郭宝珊等许多干部蒙冤被捕。19日，中共中央、毛泽东胜利到达陕北，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大批革命干部。11月17日，释放了刘志丹、郭宝珊等。
1936年1月，红28军成立，刘志丹任军长，郭宝珊被任命为一团团长，准备东征山西。在米脂五家坡战斗中，郭宝珊负伤住院，未能随军东征。出院后在神木分区和保安等县剿匪。1937年2月，郭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一边学习，一边剿匪。4月26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一行32人去西安路过劳山（九雁山），遭一股土匪伏击。郭宝珊率保安大队迅速赶到，全歼匪徒。7月，抗大结业后，周恩来与郭谈话："甘泉是通往西安和关中的交通要道，中央领导人来往频繁，保安大队的任务光荣而艰巨"。郭宝珊带领保安大队进行了各种方式的斗争，在短短几个月中就肃清了甘泉境内的各股匪徒，保护了地方治安。
1940年，富（县）、甘（泉）两县保安大队合并为富甘独立营，郭任营长。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后，富甘独立营与延长县五团的两个营合并为陕甘宁边区警备三旅第八团，郭任副团长、团长。他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带领部队同边区军民一道，投入大生产运动，在甘泉县清泉沟开荒种地、生产练兵、养猪、养牛、种菜、打窑洞、纺线织布、经商开店等。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做到了自给有余，减轻了人民负担，支援了抗战。
解放战争开始后，郭宝珊随彭德怀转战西北，先后任三边分区副司令员、延属分区司令员、警四旅旅长、政委、四军12师师长等职。在西五营战斗中，消灭了马鸿逵1个旅部，随之又消灭了蒙古反共"王爷"祁恩成集团。原大滩战斗，俘敌千余人。他率部参加了渭北、西府和兰州战役，受到朱德和彭德怀的赞扬。
建国后，郭宝珊先后任铁道兵20师师长，西北公安部队副司令员，青海、陕西省军区司令员等职。他走遍西北5省，参加了"三反"、"五反"运动，在甘肃、青海进行了剿匪，为祖国的铁路和部队建设及治安保卫工作做出了贡献。1952年，他代表西北人民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1955年秋，贺龙元帅在西安代表中央军委授予郭宝珊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军衔。
1958年，郭宝珊因病离职休养。1961年春，郭宝珊远离西安市，去草滩开荒近10亩，粮、菜、瓜、豆全丰收．不仅解决了全家的吃用，还帮助周围几户人家渡过了灾荒。组织上分给他的"将军院"非常宽绰，他请组织安排了四、五户人家同住。1963年至1965年，郭宝珊先后被选为陕西省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全国第四届政协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郭宝珊蒙受灾难，于1971年11月27日病逝于陕西省临潼疗养院，终年68岁。
康 健 生
康健生（1918～1990），原名安钦文，梁村乡安庄村人。出生于富裕中农家庭。9岁入本村小学读书，12岁考入河北省大名县立第二完小就读，1932年7月以优异成绩考入河北省立大名第七师范。在七师读书期间，他博闻强记，勤奋好学，品学兼优，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积极靠近中国共产党七师地下党组织，寻求革命真理，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1937年7月，康健生七师毕业，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国家处在危急存亡的时期。康健生抱拯救民族于水火之志，于8月回乡参加革命，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南乐县西区工委委员、区抗日救国会负责人。1938年5月，他受党组织派遣，到国民党第29军丁陈三旅做政治思想工作。7月，调任中共南乐县西区工委组织委员，10月被选送到中共冀鲁豫省委党校学习，曾任学员党支部书记。学习结业后，于12月任中共冀南三地委秘书长。1939年10月任中共冀南三地委肥乡县委委员兼北区工委书记。1940年3月调任中共冀南三地委组织部干部科长，后为副部长。八年抗战，艰苦卓绝，他战斗在家乡，但八年中多次路过家门而不入，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以民族利益为重的高尚情操。
解放战争时期，康健生历任中共永年县委书记、中共冀南三地委组织部长、中共冀南区党委干部科长、河北省委组织部干部处长、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在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中，他作风民主，关心爱护干部，善于团结、体贴干部，在冀南根据地被誉为干部工作的"活字典"。
1947年1月，国民党32师攻占大名。中共冀南三地委发动军民奋勇抵抗。当时担任地委组织部长的康健生，带领武工队奔赴前线，组织民兵，发动群众，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白日里，国民党军队出城挖沟、修炮楼；黑夜间，武工队发动群众填沟，袭击、拆毁炮楼。自日里，还乡团进村抓捕、杀害共产党员、革命群众；黑夜间，武工队组织群众剿还乡团的家，迫使还乡团不敢出城破坏。在斗争中，康健生注意发挥群众力量，利用群众熟悉当地情况的优势，团结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与国民党军队展开巧妙的周旋。在解放区军民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军队被迫于2月弃城南逃，大名再次获得解放。
在开展对敌斗争的同时，康健生积极进行共产党的组织建设。抗日战争胜利初期，冀南三地委所辖地区，在敌占区各村党组织寥寥无几，就是在游击区也不到20％。康健生在地委统一领导下，着重抓党的组织建设，他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总结经验，发展党组织。到1948年，全地区90％以上的行政村都建立了党支部，这不仅为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和扩大解放区提供了重要保证，而且为解放区的经济建设、政权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新解放区的日益扩大，新区迫切需要老干部的支援。冀南地区作为老解放区，积极承担了选调干部支援新区建设的任务。在此问题上，主管干部工作的康健生再三强调要选派政治坚定、对敌斗争勇敢、有较强组织能力和工作经验的好干部支援新区。冀南三地委在解放战争期间先后抽调三批1577名干部南下（其中1947年385人，1948年春584人，1948年底608人）。南下干部出发前，康健生亲自找他们促膝谈心，帮助他们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困难，使南下干部解除后顾之忧，积极投身于新区建设。由于南下干部条件好、质量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后来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骨干力量，有的还担任了省以上领导职务。
建国后，康健生担任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他坚决贯彻中共组织路线，知人善任，培养选拔了一大批革命干部，为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做出了贡献。1954年，他带领数百名干部由河北来到陕西，参加"156项工程"大规模经济建设，先后任西安市委委员、国营秦川机械厂厂长、党委第一书记、华山机械厂党委书记等职务。1960年5月后，他长期担任陕西国防科技工业系统主要领导职务，先后任陕西省国防工委副主任、工交政治部主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副组长、陕西省国防工业办公室党委副书记、副主任、省委工交部部长、省委组织部第一副部长、陕西省国防科工办党委书记兼主任。他呕心沥血，艰苦创业，为建设陕西国防工业和科研基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建厂初期，条件十分艰苦，康健生始终坚持同工人同吃同住，冒严寒、战酷暑，坚持在工地指导工作。他工作作风扎实、淳朴，常深入厂矿调查研究，陕西100多家国防工业和企事业单位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还十分重视企业党的建设和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为培养一支好的干部队伍作出了极大努力。
"文化大革命"前夕，康健生带领1000多人的工作团去铜川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认真执行党的政策，要求各工作队帮助煤矿发展生产，解决职工生活困难，从而避免了"左"的作法，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文化大革命"中，康健生遭受诬陷和迫害，被关进"牛棚"审查批斗，几度休克，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始终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与错误路线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保护了不少干部。重新工作后，在省委受冲击、被围困的日子里，他不顾个人安危，在省委门前多次劝阻国防工业系统的"造反派"，把矛头引向自己，为省委排忧解难。
1976年10月以后，康健生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中，亲自带领工作人员深入基层，使许多冤案得以昭雪，一大批干部重返工作岗位。他的功德在干部群众中有口皆碑。这一时期，几乎天天有人找他要求落实政策。他在同来访者交谈中，总是认真听取申诉，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使人心服口服。对于历史上有过某些问题的人，他也是实事求是，历史地看待问题。某人解放前就搞军工技术，而且在技术上出类拔萃，曾经得到蒋介石的嘉奖。建国后，他在历次运动中都因此而挨批斗。康健生指出，此人历史问题已经搞清楚，应发挥他的一技之长。使他在军工研究方面发挥了作用。
1983年5月，康健生调任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主管工业。他多次与部分政协委员就陕北煤田的开发、关中水利设施的被破坏情况、黑河引水工程和陕西发展多种经营问题进行实地调查，提了不少好建议。他坚决贯彻党的统战政策，广交朋友，经常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共商振兴陕西大计。他还为恢复和办好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做出了积极努力。
康健生从1955年起，是历次陕西省党代会代表。1982年9月，他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参加了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88年3月，被选为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第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89年8月，康健生因患肝病住院治疗。在病榻上，他仍关心国家大事。他住院前期，正是全国人大七届三次会议筹备时期，他身在病房，心在人民大会堂，从住院开始，他就积极准备在人大会议上发言的腹稿，并讲给前往医院看望他的领导和子女们听。他说："我不能参加会议，在医院看看会议报道，听听广播也要尽人大代表的责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六中全会召开时，他忍着巨大的病痛，让亲属给他读有关会议的报道，并写诗三首，表达了他对党的事业无比坚定的信念。
1990年3月31日，康健生在西安病逝，享年72岁。故世后，陕西省党政领导人及西安各界1500余人在西安为他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王震、习仲勋、邹家华、王任重、马文瑞、杨易辰等送了花圈。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主持告别仪式，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雅光介绍康健生生平。他说："康健生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论在解放前血与火的斗争中，还是在解放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几十年如一日，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显示出一个优秀政治工作者和国防科技工业领导者的高尚品德和出色才能。他胸怀坦荡，清正廉洁，光明磊落。不但自己以身作则，也严格要求亲属、子女，自觉抵制不正之风。他遵守纪律、顾全大局，团结同志，平易近人，同干部职工打成一片，是联系群众的楷模。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铁 瑛
铁 瑛（1916～ ），原名任鸿让，县西百尺村人。出生于普通农家，家境不甚富裕，兄弟4人仅其1人读书。幼时学习刻苦，高小毕业时获全县会考第一名。后求学于河北省立第十一中学（大名中学）。1934年，在语文老师张子宝（中共党员）的影响和资助下，他考取了河北省立保定第二师范。在二师，他成绩优秀，待人诚恳，组织能力强，被推举为班长和学生宿舍南村"村长"。为减轻家庭负担．他利用暑假当代课教师，以补贴购书和其他开支。此间，他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积极追求革命，参加了1936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七·七"事变后，担任国民党69军政治部主任的张友渔协同袁也烈、张克威等共产党人，积极筹办学兵队，吸收进步学生，发展壮大中共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力量，巩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1937年10月，袁也烈动员任鸿让参加69军181师学兵队。任鸿让任学兵、班长、文化教员。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3个月的训练结束后，被分配到军部特务团工兵营任连指导员、营指导员。任鸿让身为政工干部，作战时却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并为严肃军纪、扩军、筹集粮款做了大量工作。11月某日，军队过胶济铁路，日军装甲车急驰逼来，前卫部队惊慌失措，突然溃散。10军团司令石友三的贴身警卫也拔腿逃命。行进在第二梯队担任营指导员的任鸿让，不顾日军机枪扫射，亲率工兵营冲上前去，救出石友三。任利用工作之便，多次向石友三直谏，将强奸妇女的军官绳之以法。面对10军团中共产党威信的提高，军队人数的迅速扩大，蒋介石以调训为名，企图将该部中的共产党员一网打尽，形势异常险恶。中共北方局指示，凡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立即撤回。石友三对任鸿让苦苦挽留不住，一次发给三个月钱饷，礼送任鸿让等共产党人离开部队。
1939年4月，任鸿让从石部撤出，遂化名铁瑛，入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学习。10月，抗大毕业，调山东纵队二旅五团任组织股长兼总支书记。1942年9月，他到中共山东分局高级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半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3年，他被任命为滨海军区临沐独立营政委兼县委书记。日军对临沐根据地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强迫老百姓沿河与公路每隔三、五里路修筑炮楼、挖封锁沟、筑封锁墙，企图割断八路军与群众的联系，用步步为营的"蚕食"政策将八路军困死、饿死。面对日军的"扫荡"和封锁，铁瑛毫不退缩，带领部队积极主动地打击日军。他与营长陈士法认真研究罗荣桓提出的"翻边战术"，采取"你进行蚕食，我避实击虚，深入敌后，抄你老窝"等办法，与敌周旋。在战斗频繁、形势残酷的情况下，铁瑛重视做敌伪工作，采取阵前喊话、内线工作和派人给日军送樱花等多种方式瓦解和动摇日伪军心。在短短的二年时间内，临沐独立营先后拔除日伪据点14个，消灭日伪军800余名，受到滨海军区的通令嘉奖。后来，临沐独立营扩编为滨海独立团，铁瑛任政治委员。
1945年，铁瑛调任滨海军区教导团政治处主任，后改任政委，为党培养了大批优秀年轻干部。1946年调任华东军区特务一团政委，率部参加了临沂阻击战，历经40余天，出生入死，为大部队取得莱芜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不久，又参加解放诸城、攻打潍坊的战役。其后，铁瑛调任华东军区警卫旅政委，担负保卫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横渡长江的任务。
建国后，铁瑛历任上海市公安总队副政委、政委．华东军区军法处副处长。南京军区军事法院院长等职。1960年后历任舟嵊要塞区副政委、政委、第一政委，长期担负守岛建岛任务。他以岛为家，每年都有数月时间劈波斩浪，到东海前哨的基层连队蹲点调查，了解部队思想和国防建设情况，足迹踏遍舟山群岛数十个大小岛屿，保卫祖国东南沿海的安全。
"文化大革命"中，铁瑛同林彪、江青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72年4月，铁瑛出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省军区政委。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给浙江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鱼米之乡却要从外省调运高梁、地瓜干。为了促进和巩固全省安定团结局面，尽快恢复工农业生产，保障全省人民的生活，铁瑛与省委其他领导夜以继日地工作。经过艰苦努力，当年农业获得大丰收，工业产值增加了15％以上，全省经济形势有了好转。1974年，王洪文插手浙江，不仅剥夺了铁瑛的领导权，还把高烧不退、身患重病的铁瑛拉到批斗会场。在被批斗的5个月中，他坚信抓生产、保安定的方向没有错。在批斗大会上，勇为中高层干部挑担子，不与群众对立，结果越"批"，他越得人心。
1977年2月，铁瑛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他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省委一班人和广大干部，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使浙江省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6％以上，跃居全国前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跑遍全省每个县，深入厂房、村舍和科研单位调查研究，写出了有关发展山区林业和海洋渔业生产的几个调查报告，受到中央的好评和批转。他根据浙江的省情，因地制宜，制定具体政策，全面实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发展工农业生产，使浙江全省很快呈现出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的局面。
1983年，铁瑛主动退居二线。1985年，他又恳请辞去中央委员职务。现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浙江省委顾问委员会主任。虽年逾七旬，仍十分关心浙江全省的工农业生产，积极为省委出谋献策，为当好省委的助手和参谋尽心尽力。
铁瑛曾任浙江省第四届政协主席、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并被当选为第五、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各1枚。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孙 汉 章
孙汉章（1911～），梁村乡孙村人。7岁入国民小学读书，14岁考入县立第一高小（简称一高）。一高校长李调元，教师刘大风、石仙洲、李渭川均为中共党员，因此，学校进步空气浓厚。受进步思想薰陶，孙汉章积极追求革命。
一高毕业后，孙汉章考入河北省立第十一中学。1929年，经刘同方介绍，孙汉章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积极参加并组织了反对校长薛起昌压制民主、无故开除进步学生的罢课斗争。由于计划不周，加之泄密，罢课斗争失败。孙汉章被开除学籍后，又考入河北省立第七师范（简称七师）。其间，七师爆发了挽留谢台臣校长（中共党员），驱逐校长郭鸣鹤的斗争。孙汉章与白映秋被推选为濮阳、东明、长垣三县代表，领导学生向当局进行了坚决斗争。由于学校当局勾结军警对学生运动实行残酷镇压，斗争又告失败，孙汉章、白映秋、刘镜西等20余人被开除学籍。此后，孙汉章根据党的指示，转入农村做地下工作。
1933年1月，党组织派孙汉章领导南乐县西部孙村、袁庄、玉皇庙、翟村铺等村的支部工作。此地位于卫、漳两河沿岸，地瘠民贫，船工较多。孙汉章与袁韵韶、孙梦亭等研究，在拉船工人中组织建立"船民委员会"，并在小学教师中建立"教师联合会"（简称"教联"）。通过两个组织，发展壮大中共力量。但不到半年，两个组织即被当局勒令解散。1934年2月后，孙汉章一面领导农村支部工作，一面到南乐简易师范插班学习。他以学生身份为掩护，团结进步学生，开展党的工作。为便于活动，他先后在"简师"组织了"读书会"、"民先队"等组织，吸收学生骨干齐梿、申怀长、王雨亭、焦昆、石一彬、张军直、张焕文、宋锡九、宋再九等人为读书会员和民先队员，联络全县各高级小学和中心民校的进步师生，争取南乐政教界某些上层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公开和秘密的斗争。1935年秋，孙汉章调直南特委机关工作。1936年秋，孙汉章遭南乐县警察局通缉，被迫离开"简师"，与袁韵韶辗转到山东莱阳、海阳一带做小学教师。
"七·七"事变后，孙汉章与袁韵韶返回南乐，与中共组织接上了关系。孙任南、清、大西北特区工委书记。1938年春，受党组织委派，到丁树本部第三旅政治部做统战工作，曾任宣传科长、总务科长、教导队政治主任等职。初，丁树本迫于形势，愿意接受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按照八路军的建军原则整顿部队。1938年秋，丁参加卫立煌在洛阳召开的反共会议后，在其三个旅中"限共溶共"，故意挑动事端，大搞磨擦。孙汉章等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与丁树本进行坚决斗争，提出："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但这一斗争受到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干扰，使工作遭受严重损失。1939年10月，石友三部在八路军的追击下溃退到大名、元城、南乐、清丰、濮阳一带，丁树本随石友三南逃，孙汉章和中共派到丁部的党员相继撤回。
1940年春，南乐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孙汉章任秘书，与贾贯之一起负责民团整编。日本侵略军大搞"强化治安"，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环境十分艰苦。县基干大队被迫化整为零，组织武工队坚持对敌斗争。孙汉章率武工队活动于吴家屯和大、小五楼一带，割电线、平封锁沟、捉汉奸、争取伪村长，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1942年春，孙汉章调任冀鲁豫第九专署秘书。下半年，入太行党校参加整风学习。结业后任滑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1946年8月，调任冀鲁豫八地委办公室主任。土地改革时，"左"的倾向滋长，某县委领导人对政策掌握不准，使运动中死人过多。孙汉章电告正在乡下的地委书记郭超。地委立即召开县委书记会议，纠正了土改运动中的偏差。
1949年3月，孙汉章随第二野战军南下江西，任鄱阳（今改波阳市）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继尔西进贵州，11月抵贵阳，先后任贵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贵定地委宣传部长、地委副书记、贵定专署专员等职。他认真执行中共在新区的方针、政策，团结各界层、各民族群众，经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镇反等运动，贵定地区社会秩序逐渐稳定，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1956年4月，贵定地委与安顺地委合并，孙汉章任安顺地委书记、专署专员兼军分区政委。后兴义地委又合并到安顺地委，全地区人口300多万。从瓮安到兴义相距1700华里，地域辽阔，交通不便，边沿山区与中心地区基础差距很大。他带领地委一班人，宣传发动和依靠各族群众，取得了土地改革、互助合作、"三反"、"五反"、"整风反右"等运动的胜利。他善于做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作风民主，遇事同群众商量，从不摆官架子，不说大话、假话、空话，甚为当地各族人民爱戴。被选为中共贵州省委委员，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64年，孙汉章任贵州省委党校校长兼书记。后党校停办，他带领省委党校、省妇联和团省委的干部，到黔东南州黎平县和铜仁地区的石竹公社搞了三年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文化大革命"中，孙汉章被关押，身心受到残酷折磨。经长期"审查"，"文革"后期，他出任贵州工学院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粉碎"四人帮"后，孙汉章积极投入拨乱反正工作，历任贵州省科教办、文教办、高教办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贵州省教育厅厅长、党组书记、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几十年来，孙汉章经历了长期卓绝的革命斗争，为民主、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
郭 献 瑞
郭献瑞（1913～），名珍，字献瑞，县东夏庄村人。出生于中农家庭。幼读私塾，1930年考入县立第四高级小学。时值军阀混战，列强入侵，灾荒连年，民不聊生。"四高"教师多属被大名七师开除的进步学生。在现实的激发和革命思想的薰陶下，郭献瑞立志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
在"四高"就读时，他组织进步学生成立"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学习革命理论。"九·一八"事变后，他与进步学生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亡，发动群众抵制日货，声援抗日前线军民。
1933年春，郭献瑞考入河北省立第七师范。在中共七师党组织的帮助下，他与马天胜、王涌波、孙立宪、张志等秘密组织"读书会"，并被推举为"读书会召集人"。他们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经常在一起讨论世界及中国的革命形势，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教育。1935年暑假，郭献瑞到南乐县立第二高级小学任代理教员，与王国华一起培养了一批进步学生。这些学生后来大都成为抗日工作的骨干。返回七师后．郭献瑞根据晁哲甫的建议，"读书会"吸收了一批新会员，还帮助晁哲甫在校内和附近农村举办了数处民众学校，向工农进行革命思想教育。"西安事变"后，他走上街头，积极宣传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主张。
1937年，郭献瑞毕业于大名七师。"七·七"事变爆发，他即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参加南乐县各界抗敌后援会，组织群众给前线运送给养。他还开办村乡干部训练班，组织建立抗日救国十人团，郭献瑞被推选为"团长"。"十人团"在全县青年知识分子中积极发展组织，通过各种关系争取、动员各阶层人士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0月，直南特委书记刘大风来南乐，接收郭献瑞为中共党员，并指定由郭献瑞、刘同方、陈仰贤组成中共南乐县临时工作委员会，郭献瑞任工委书记。县工委在全县建立了5个区委会，开展抗日活动，发展党的组织，发动青壮年参加抗日武装，有一次就为四支队充实兵员30多人。
1938年初，大名日军渡河南侵，占领南乐、清丰等县城。根据形势需要，直南特委决定将清丰、南乐、大名三个县委改划为边东和边西两个中心县委。郭献瑞任边东县委常委，仍负责主管南乐县东、大名卫河以东和朝城西北地区的工作。5月，抗日武装收复南乐县城，恢复南乐县工委，郭仍任工委书记。是月，县工委联络进步人士李秀夫、开明士绅赵冠经等召开全县各界人士联席会议，成立"联合工作委员会"，公推郭献瑞为总负责人。"联合工作委员会"临时行使县政府的职权。丁树本派魏汉彬任南乐县长后，建立了民训科，有许多中共党员到民训科工作，郭献瑞任副科长。他们以公开的名义和身份，在南乐城内原女高、韩张二高、元村三高举办了数期抗日训练班，讲授持久战、游击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等内容，共计培训基层干部500余人。在此基础上，以这些受训人员为骨干，深入农村组织"抗日救国会"，发展党组织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6月，县工委在南街老书院召开各中心村抗日救国会负责人会议，选举成立县救国会，郭被选为主任。
1938年8月，郭献瑞调八路军驻濮阳办事处工作，9月任广平县县长兼县大队长。到任不久，就迅速将几十人的抗日武装扩充到300多人。他多次率县大队以灵活多变的战术打击日伪军。他曾指挥县大队配合八路军三八六旅参加歼敌数十人的潘寨战斗，也曾带精干武装黑夜摸进县城解救数十名被日伪扣押的村干，被群众誉为真正打日本的"八路县长"。由于该县的战争动员、扩军、统战等项工作成绩显著，受到冀西游击队司令员杨秀峰的表彰。
1939年9月，郭献瑞调到冀南行署工作，历任水利委员会副主任、生产建设总局局长、工商管理局长兼税务局长、银行行长、贸易公司经理、财经干部学校校长等职。他重实效、重调查研究，关心生产与群众疾苦。在水利委员会任职时，为防洪抗洪，组织群众开挖了一条从邯郸到宁晋泊的"小漳河"，解除了邯郸地区一年一度的洪水威胁。在生产建设总局任职时，除关心军需品生产外，还组织力量为农民改良农具，钻探地下水，为发展当地农业生产做出了贡献。1942年冀南大灾荒，他组织群众开展以纺织为重点的生产救灾运动，并组织开展冀鲁豫交界区布、粮大交换，帮助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渡过灾荒。
1949年7月，在河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郭献瑞当选为省政府委员，任省供销社主任兼党组书记。1951年调任华北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兼党组书记。他积极组建华北合作干部学校，对省、地、县各级供销社主任进行普训。他还多次组织华北地区各种农副产品的物资交流。1954年，他升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后改任商业部副部长。他分管农副产品收购工作，通过供销业务培养农民的集体意识，并把农民的生产安排逐渐纳入国家计划轨道。1960年调任中共华北局委员会委员兼华北局财贸办公室主任。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实事求是地提出缩小基本建设，开放农村集市贸易，向社员借地渡荒以及纠正由国家出钱搞共产主义试点等建议，并力求实施，颇见成效。
1969年，郭献瑞调入北京市。1972年当选为中共北京市委委员。1976年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财贸部长。1978年7月任北京市副市长。他狠抓了蔬菜、养鸡、养猪、养牛等副食品的生产，使北京市副食供应自给有余，丰富了首都市民的菜篮子。
1982年11月，他恳求退居二线。在中共北京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市顾问委员会常委。1984年任北京市老龄委员会主任、市烹饪协会理事长。郭献瑞擅长书法，行书遒劲隽秀，为世人称道。
韩 克 华
韩克华（1919～），原名韩世朝，字惠卿，梁村乡张庄人。出生于地主家庭。7岁启蒙，先后读私塾5年。13岁为了升学又从小学读起。
青少年时代的韩克华就追求革命，立志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七·七"事变后，他受孙汉章、袁韵韶、郭良才等共产党人思想影响，加入共产党。是年10月，为救国救民，抵御外侮，韩克华在民族危亡关头投笔从戎，毅然参加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四支队"。1938年初，被选送到冀鲁豫省委党校学习。5月，任平乡县大队副大队长。19岁的韩克华在上级党的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积极扩大武装，使县大队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由100多人迅速增加到600多人，战斗力明显提高。初，县大队有特务队，队长蒋中德系惯匪出身，积习难改，时常敲诈勒索，为害百姓。韩克华决心清除这个"害群之马"。在抓到确凿证据后，果断将其拘捕，报请上级批准，执行枪决。特务队副队长姚泽善煽动队员逃跑，妄图投敌。韩克华率县大队紧紧追击，将顽固分子毙伤数人，拉回了部队。
1939年5月，日军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轮番进行"扫荡"。韩克华认真分析敌情，掌握其活动规律，亲率县大队6个连的优势兵力，在平乡县常河镇外张网设伏。在八路军青年纵队两个主力连的配合下，展开伏击战。此次战斗，歼敌20余名，缴获步枪10余支，机枪两挺，焚毁汽车两辆。平乡县大队威名大振。
1939年秋，韩克华调任冀鲁豫军区二分区武装科长，后任地区抗联主任。到任不久，便奉命开辟冀县特区。当时，冀县是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所在地。省政府主席鹿钟麟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日军未进入该地区。鹿钟麟逃跑后，该区一时成为"真空地带"，仅有些会道门武装活动。韩克华率七、八名县区干部开赴冀县，通过宣传发动群众，克服诸多困难，迅速建立了特区各级抗日政权。
1942年初，韩克华任冀南军区武装部副部长兼任冀南行署武装部长。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他以忘我的工作热情投入民兵建设工作，多次在区党委机关刊物和《冀南日报》上发表文章，还写了一本《怎样建设冀南民兵》的小册子，阐述对民兵建设的意见，介绍民兵对敌斗争的先进经验，表彰民兵的英勇事迹，对全区民兵工作的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1949年初，韩克华南下，任南下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春，到达湖北孝感。任孝感专署专员。1950年改任孝感地委书记。他团结带领地委、专署一班人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坚定地进行了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运动。他善于发挥调动每个领导干部的积极性，既团结合作，又分工负责，使工作很快打开局面。
1952年后，韩克华历任武汉市（当时系中央直辖市）财委副主任、市委企业部部长、市委委员、市委工业部部长、市委常委等职。武汉是中国有名的"九省通衢"，但当时工业并不发达。建国之初，中央决定将武汉建设成为门类齐全的工业城市。韩克华为了熟悉工业，常深入基层调查了解，并且搬到工厂去住。通过向专家、教授和实践经验丰富的老工人请教，终于由外行到内行，取得了领导工业生产的主动权。
1957年，武汉市并入湖北省。韩克华任湖北省工业部长兼经委主任、工办主任、省委委员、省委常委。时值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央对湖北的工业建设非常重视。韩克华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上马、改造和扩建大批工程。1960年初，韩克华当选为湖北省副省长，仍分管全省的工业生产。
1964年5月，韩克华奉调进京，在外交部学习两个月后，于7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匈牙利特命全权大使。1966年底奉召回国，在外交部参加"文化大革命"。其间，因参加91名司局级以上干部大字报签名，保护外交部长陈毅一事，受批斗达半年之久。1969年至1973年，韩克华出任中国驻几内亚大使。因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使馆工作人员也分为两派，严重影响着外交活动。当时，几内亚是接受中国援助的非洲国家之一，中国在该国工作的专家多达千余人，帮助几内亚修建糖厂、茶园、农具厂、水旱保收设施，给当地农民传授科学种植技术等，外交事务十分繁忙。韩克华积极引导使馆工作人员消除派性，搞好团结，很好地完成了外交任务。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把他看成亲密的朋友。1974年至1980年，韩克华先后出任中国驻意大利和法国大使，圆满完成任务，受到所在国家有关方面的好评。
"山河明月故国好，远羁异域倍思亲"。韩克华身在外邦18年，心系祖国，注视着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思念着祖国的亲人。任驻外使节期间，外国元首或社会名流赠给外交使节的礼品，韩克华全部交公，从不留作私用。党组织在其工作鉴定中称他"作风正派，克己奉公，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原则性强，以身作则，抵制不正之风，从不利用职权为小团体和个人谋取私利"。对韩克华这位中国颇有建树的外交家作了公正的评价。
1980年，韩克华回国，任外交部副部长。1981年春调任国家旅游局局长兼党组书记。为发展中国的旅游事业，他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外地考察，足迹几乎遍及祖国的名山大川，他曾沿着刘备弃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口的路线考察，计划修复"三国旅游线"，也曾在青海翻越日月山，跋涉文成公主入藏的道路。他结合国外发展旅游业的经验，为发展中国的旅游业，提出不少有益的建议。开挖和修复西安兵马俑、治理桂林漓江、修复南京秦淮河、苏州寒山寺和盘门三景，以及杭州、海南旅游区的开发，都溶进了他的心血。他为发展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旅游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韩克华曾当选为中共"十二大"和"十三大"代表，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委、国家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旅游协会会长等职。1988年，他退居二线，致力于诗歌创作，拟出版自己的《诗集》，热情讴歌、宣传祖国的大好河山，促进中国旅游事业的发展。
夫人郭力文（1920～），原籍河北省威县。邢台女师毕业后，于1938年初参加抗日工作，同年加入共产党。历任区妇救会主任、县妇救会主任、省妇联秘书长、中南局妇联秘书长等职。1945年与韩克华结婚。
1964年，郭力文调外交部工作，先后随韩克华出任中国驻匈牙利、几内亚、意大利、法国等大使馆文化、政务参赞。1980年奉召回国，历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党组书记。1982年当选为中共十二大中央委员，1983年当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退居二线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等职。
李 非 平
李非平（1913～），原名赵桂岭，字湘源。近德固乡东吉七村人。父赵冠经，字闻诗，开明士绅，曾任南乐县建设局局长。
李非平自幼读书勤奋，先入村学，后入官庄私塾学堂，求学于清末举人贾伯岩。考入县立第一高级小学读书时，受共产党人刘大风教育和培养，在大革命时期加入县学生联合会，参与抵制英、日货，反对封建迷信和爱国反帝运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教员相继被迫离校，李非平辍学，于1928年秋考入大名第十一中学，后因家庭经济不济而中途休学。1929年冬，他随其长兄赵桂山（即赵一峰）入天津河北工学院化工试验厂当学徒工。工作之余，他节衣缩食，购买中学课本，坚持自修。1931年秋，李非平考入河北省立保定第二职业学校机械科。1934年夏，入天津河北工学院机械科。"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李非平投入学生运动，并做为工学院的代表加入了天津学联，参加了天津"五·二九"大游行。1936年，李非平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是年12月12日，协助天津"民先"大队长李明义（即李哲人，原国家物资部副部长）组织天津西郊姜井村游击演习，正值"西安事变"。演习未成，遭驻津日军及天津保安队包围。二李随机应变，遂展开政治形势大讨论，在包围中，讨论竞日，及晚始散。李非平子夜返校，发现宿舍已被搜查。学校当局为避嫌疑，将李非平开除学籍。李非平夜奔唐山，在机车车辆厂做技术工。不久，因形势所迫，辗转到北平谋生。
"七·七"事变后，李非平从北平回天津，遇法国办的工商学院教授赵飞克（中共党员）招考助手，李非平得为赵飞克助教。他一面帮赵教学，一面接受中共地下党组织指示，利用关系搜集日军情报。1937年12月，李非平乘英轮离津赴南京，经中共地下党员刘一诈介绍，进苏联驻华大使馆，专门从事情报工作。南京沦陷前，与兄赵一峰等到汉口，奉中共长江局负责人之命，随苑崇谷去徐州，在安徽毫县招收流亡学生和进步青年开办训练班，后与皖北抗日支队合编，成立"突击第一军"，东北义勇军军官刘选三任军长，李非平任参谋长。部队积极对日作战，在皖北豫东一带屡挫日伪军。"突击第一军"后由新四军改编。
1939年6月，李非平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参加刘鼎领导的特种兵研究班。1940年5月，调入八路军总后勤部军工部，在太行工业学校任教务主任，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李调任兵工一厂厂长。次年，随滕代远赴太岳军区，组建3个兵工厂，并参与成立了太岳军工部。1946年，部队攻克豫西北重镇焦作，李非平奉命搬迁焦作煤矿的机器设备到山西长治，扩充长治兵工厂及发电厂。他组织了3000人的民兵队伍和近百名矿区工人，克服困难，抢运出大批机器设备。
1947年春，李非平调任太行兵工七厂厂长，生产无烟炸药，供解放战争之需。次年调任晋察冀边区政府硝磺总局副局长，组织硝磺生产，保证军火生产原料。冬，天津战役结束，李非平率30余名工程技术人员奔赴唐山，协助唐山市委接管开滦煤矿、启新水泥厂、华新纱厂和唐山钢厂等工业企业。1949年初，李非平任唐山钢厂军代表兼党委书记。1950年，调任山西太原钢铁公司经理。他除组织生产外，还组织新建电炉炼钢厂、锻钢车间、机修厂、薄板厂和洗煤厂，新建职工宿舍约30万平方米，支援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及抗美援朝战争。
1952年9月，李非平奉调进京。至1958年，历任钢铁工业管理局基建处长、冶金工业部建筑局副局长、基本建设司司长。1962年，由于苏联撤走专家，带走图纸和技术资料，中国的火车车轮轮箍制造工业陷入困境。李非平等人临危授命，进行"车轮轮箍"攻坚战。他率领技术人员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自己施工，建设了马鞍山车轮轮箍工程。经三年奋战，于1964年10月一次投产成功，从而结束了中国进口车轮轮箍的历史。
1965年，李非平任攀枝花特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兼攀枝花建设总指挥部总指挥。负责战略后方工业基地的建设。基地在金沙江畔丛山之中，以钢铁工业为主，包括煤碳工业、建材工业、电力工业、机械工业、森林工业以及城市邮电、交通、商业、农业等。当地人烟稀少，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少数民族生活拮据。李非平等排除万难，开展规划、设计、修路、通电、通水等一系列工程，为1966年开始的大规模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文化大革命"中，李非平受尽劫难，屡被批斗。1967年春，周恩来批准其回京治病，次年又被关押。1969年秋入云南"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2年秋回冶金部，12月随高扬文到攀枝花钢铁基地，组织进行钒钛磁铁矿的钒钛与磁铁分离攻坚战，初见成效。于次年6月调任冶金工业部基本建设总局局长。1974年7月，赴武汉钢铁公司，组织武钢1．7米轧机工程建设，任指挥部副总指挥长，负责全面工作。工程是毛泽东亲自批准，国家投资40亿元从国外引进的现代化高精尖设备。为给其安装配套，李非平率10万建设大军日夜奋战。他不顾年逾花甲，抱病工作在第一线，工程于1978年胜利建成投产。
1977年，李非平调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仍分工主管冶金工业的基本建设工作。1979年任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协助部长唐克管理冶金工业的全面工作。1981年秋，兼任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党委书记。宝钢，中国引进的大型骨干企业，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工程之一，总投资额在200亿元以上，是具有七十年代末期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钢铁联合企业。李非平深感责任重大，多次组织出国考察，周密论证，反复筛选方案，奔走在京沪之间，在1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摆布了码头、原料场地、发电厂、焦化、炼铁、炼钢、轧钢等数以干计的工程项目。1983年10月，他主动退居二线，任冶金部顾问，仍负责宝钢工程建设，直至1985年9月第一期工程完成。
李非平早年从事组织兵工生产，支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建国后多次成功地组织钢铁生产大会战，为中国的钢铁工业以及有色金属工业的高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李 冀 峰
李冀峰（1923～），原名李兴华，干口乡吕村人。出身贫苦，8岁求学，1939年入韩张抗日高级小学读书，同年7月在该校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初，冀鲁豫边区成立抗日联合中学，行署主任晁哲甫兼校长，李冀峰为该校学生。5月，日本侵略军"扫荡"频繁，学生被迫疏散，李冀峰暂入县抗日民主政府工作。次年返校。抗日联中是抗大式中等干部学校，采取军事编制，办学宗旨是培养抗日干部。教职员工和学生均享受供给制。学制为三年，无固定校址，随行署机关活动在农村。学校生活非常艰苦，背包为凳，双膝为桌，四季露天听课。在艰苦的战争岁月，李冀峰受到良好的教育，得到锻炼和考验。
1942年9月，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李冀峰奉命与部分同学参加濮县政民工作队，发动群众开展民主、民生斗争。旋调鲁西南齐滨县（今曹县境内）抗日联合会工作。1943年，李冀峰奉调到东垣县（今东明县境内）抗日联合会任区抗联主任，后改任中共区委书记兼区队教导员。东垣县西北有黄河，东南有日伪军封锁线，斗争环境艰苦。李冀峰积极为抗日武装筹措粮秣，颇见实绩。
1946年，全面内战开始，李冀峰调中共冀鲁豫五地委宣传部，负责《鲁西南报》的编辑工作，常到基层采访和组稿。1947年秋，报社随冀鲁豫行署转移到齐滨县宗堂。地道始成，国民党军143旅配合土杂武装便向宗堂一带清剿。报社工作人员与行署机关战斗在一起，一面还击，一面双膝为桌编辑稿件，把油印机搬进地道油印报纸。此时，李冀峰出色地完成了编报任务。
1948年3月，李冀峰调东明县，先后任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部长等职。1949年3月，随军南下江西，担负接管和开辟新区的任务。先后任河口市委、铝山县委宣传部长。9月，随军挺进大西南，任中共贵州省委机关报《新黔日报》编辑组长、总编辑室副主任。后，调任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处长、副部长。
1957年，李冀峰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任中共望谟县委第一书记。1962年中央高级党校毕业后重返贵州，回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化大革命"中，李冀峰遭迫害，被长期关押。1971年获"解放"，任省革委政治部宣传组负责人，后改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981年调任省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党组书记。次年任省委组织部第一副部长、部长、省委常委。1985年5月，改任中共贵州省委顾问委员会常委、贵州老年大学党委书记。1988年1月在贵州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科教文卫委员会主任。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李冀峰坚持乐观主义，为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力拼搏，工作之余酷爱古体诗创作，曾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大量诗作。1989年出版《李冀峰诗选》，收入近200首诗词，反映了作者热爱祖国山水，钟情"四化"建设的炽热情怀。其旅游诗，不停留于客观描写，大都能触景生情，不少诗句发人深思。
王 雨 亭
王雨亭（1918～），原名王善歌，字韵笙，化名王培琴、郭震南，近德固王村人。7岁入本村小学读书，1931年考入南乐第一高小。时值"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全校师生上街游行，反对日军的入侵和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的投降行径。此次抗日反蒋运动，激发了王雨亭的爱国热情。
1934年春，王善歌考入南乐县简易师范学校。进步教师郭彩岑、邵汉三等常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革命理论教育，讲授进步书籍；学生中的中共党员孙汉章等亦常组织革命宣传活动。受此影响，王善歌于1935年春参加了由进步学生组织的"读书会"。该会名义上是学生组织，实际上是中共外围组织，接受并执行中共安排的任务。"读书会"联络全县各高级小学和中心民校的进步师生，争取南乐政界某些上层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传播革命思想，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抵制和反对"尊孔讲经"的奴化教育，保护地下共产党员免遭被捕，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一系列公开、合法和秘密的斗争。1936年4月，王雨亭又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南侵，"简师"学生于1937年8月提前毕业。同月，王善歌参加南乐县"抗日救国十人团"。10月，参加地方抗日武装"四支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四支队"，历任通讯排文化教员、救亡室主任、班长、党小组长等职，先后参加了小濮州战斗、常庄村的对日战斗和收复南乐县城的战斗。1938年5月，调任中共冀南区成安县工委书记，7月改县委书记，与县长张西三密切合作，迅速建立县、区、村各级抗日政权和战地动员委员会，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建立了县、区及部分村庄的党组织，同时还建立"成安县大队"，张西三兼任大队长，王雨亭兼任政治处主任。11月，改名王培琴，调任永年县民运部长兼战委会主任。1939年11月，调任曲周县民运部长兼战委会主任。1940年3月，化名郭震南，奉命组建企之县，任中共企之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6月改名王雨亭，调任广曲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企之、广曲二县，均为抗日时期新设县，环境非常艰苦。王到任后，迅速建立县、区级政权、中共党的组织和抗日武装，领导群众进行生产，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43年3月，王雨亭调冀南区四地委工作，先后任地委组织部干事、地委巡视团副主任、地委党校副校长等职。1942至1944年间，冀南地区大灾荒，军民生活十分困难，大批群众出外逃荒，病、饿致死者不计其数，卖儿鬻女、妻离子散者比比皆是，不少村庄十室九空。加之日伪军大肆"扫荡"，实行残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到处修碉堡、安据点，妄图将抗日军民一网打尽。在此艰苦的环境中，王雨亭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一面领导群众抗灾自救，恢复生产，一面坚持对敌斗争，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巩固和发展了冀南抗日根据地。
1944年7月，王雨亭回任中共企之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领导和组织群众进行减租减息，解决贫苦农民在灾荒年所失去的土地和房屋问题。次年8月，任中共临清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率众配合八路军主力解放了临清县城，后组织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土地改革运动，使临清贫苦农民得到翻身，分得房屋和土地。1947年7月，调任冀南一地委（后改临清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参加了地委机关的整党运动。1948年3月，任临清县委副书记，后为书记，领导全县的整党和土改运动，组织群众拥军支前，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组织干部南下北上，支援解放战争。
1949年3月，王雨亭任中共冀南一地委委员，后为宣传部长。8月调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任部长王从吾的秘书。1950年3月，王从吾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雨亭随调，仍任秘书。9月，王雨亭任中组部办公室副主任，1954年改任办公厅副主任，1960年任主任。1966年6月，王雨亭调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组织部长。9月，回中组部机关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受尽折磨。1975年11月后，历任山东省青岛医学院党委副书记、书记、革委会主任。1978年6月，王雨亭调回中组部工作，任中组部组织局局长。1983年离职休养，享受副部级待遇。1986年3月，被聘为中共组织史资料编纂领导小组成员。
王雨亭先后在中组部工作近40年，参与了中组部的一些重要活动和重要会议，参加了历次的政治运动。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考察了解干部，为党的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机关工作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魏 敬 斋
魏敬斋（1920～ ），原名魏荫之，杨村乡烟庄村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一家人靠几亩薄田维持生计。8岁起，魏敬斋一边读书，一边参加力所能及的农业劳动。由于灾荒连年，军阀混战，土匪猖獗，魏家屡遭劫难。
1935年，魏敬斋在高小读书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36年春，为躲避国民党南乐县警察局的追捕，他奔走唐山，当了近半年的运煤工，受尽欺辱，目睹日军横行霸道，决心抗日救国。年底，返回家乡，于1937年春找到了共产党，并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魏敬斋家遭日伪抢劫，牲畜、家具损失殆尽，魏母被逼跳水寻死。魏敬斋家仇国恨集于一身，毅然参加抗日游击队，任分队长，与日伪开展游击战。他积极动员青年参加"八路军"，向"四支队"和"卫河大队"送人送枪，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
1939年7月，魏敬斋到山西平顺县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学习。由于日军"围剿"，阎锡山封锁，孙殿英的袭击，学生生活条件异常困难，忍饥挨饿坚持上课。1940年"八一"建军节前夕，他抗大毕业，被分配到冀南军区新编第八旅政治部任保卫干事，旋又下连队参加"百团大战"，后调冀南三分区、四分区工作。历任保卫干事、政治指导员、教导员、分区特派员、武工队长等职，带领抗日武装与敌周旋，开展游击战争。
1945年8月，日军无条件投降，魏敬斋调任东支队总支书记兼特派员，随部队参加了解放临清的战斗和解放南和、平乡、临沼关等战斗。10月，国民党蒋介石调动10万大军，沿平汉线向冀南解放区进攻。时任八路军第四旅十一团特派员的魏敬斋，积极动员、组织部队参加了著名的"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全面内战开始后，又随部队三出陇海，参加了大阳湖战役、定陶战役、龙凤战役和鄄南战役。魏敬斋是政治工作干部，每战却身先士卒。在羊山集战斗中，他冲锋在前，身负重伤。1947年7月，伤未痊愈，又随部千里跃进大别山，经过三天两夜行军，穿过黄泛区，到达周口镇和沈丘县。继尔斩关夺寨，强渡大沙河、洪河、淮河、汝河，冲破数道封锁，解放潢川，攻克金家寨、黄安、麻城等地，直抵长江边的黄梅、黄岗县。部队在大别山区坚持战斗一年多，拖住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
1948年6月，魏敬斋调任新四旅保卫科长，参加了南阳战役。9月，参加淮海战役，在此战役中，新四旅与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第11旅对阵，数日激战，歼敌1个师。1949年4月，奉命渡江作战，魏敬斋调任二八二师二团政委。不久，率部去安徽岳西地区剿匪。他率部严格执行党的政策，抽调干部开展宣传教育，团结争取多数，孤立极少数，胜利完成剿匪任务，受到军部通令嘉奖。8月，魏敬斋调任廿八师政治部科长，随军解放大西南，参加了成都战役。12月，调任二野十军政治部保卫部科长，后任川南军区保卫处长、法院院长等职。1952年9月，任四川省军区保卫部长，1954年任成都军区保卫部长兼政法组长。建国初始，魏敬斋团结和依靠广大群众，率部经一年多奋战，赢得了清匪反霸、镇反剿匪和平息叛乱的胜利。
1960年苏联从中国撤走专家后，中国工业建设遇到很大困难。为加强备战，党中央决定发展国防工业，加强武器的研制和生产。1964年，魏敬斋调任成都军区国防工业部长，统管大西南的国防工业。当时，西南地区的国防工业约占全国军事工业的一半，是"三线"建设的重点。他大胆调整工业布局，整顿各级领导班子，组织科技人员攻关，使大西南的国防工业生产很快转入正规。
"文化大革命"中，各大军区的国防工业部被林彪诬为贺龙、罗瑞卿的"黑部"，魏敬斋被视为"反革命"、"黑帮"、"假党员"，被关押5年，遭无数次批斗，受尽折磨和侮辱。1971年，林彪叛国死亡，魏敬斋获释，冤案得以平反昭雪。1973年，魏敬斋带领工作组进驻四川最大的飞机制造厂--国营420厂，使许多老党员、老干部被"解放"出来，工业生产得以恢复。次年，魏敬斋调任万县军分区政委。到职三天，便遭"造反派"围攻，"造反派"扬言要把他彻底打倒，赶出万县地区。魏敬斋当机立断，组织工人纠察队，拘捕首恶游街示众，万县地区局势始得安定。
1975年夏，魏敬斋任四川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处理了许多"文革"中的遗留问题。1978年冬，调任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正军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负责落实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成立复查案件办公室，全区大批冤假错案得到纠正，维护了部队的安定团结，受到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表扬。
1984年，魏敬斋主动提出离职休养。1986年离开工作岗位。
李 进 宝
李进宝（1916～），回族，原名杨培田，字学圃，城内北街人。其家有土地百余亩，县城北街和北关有房产两处。幼年就读于南街模范小学，时值军阀混战，学校多次停课。1928年冬，在县立第一高小插班学习，逐渐懂得同情被压迫的劳苦大众，初步萌发了共产主义思想。
1932年夏，杨学圃考入河北省立大名第十一中学，1933年暑假，参加"读书会"。
1937年"七·七"事变时，杨学圃正在保定接受河北省政府主办的高中学生军事训练。回乡后，在南乐投入抗日救亡活动，于八、九月间参加"抗日救国十人团"。1938年4月，贾振仙（白潜）介绍其加入中国共产党，旋任中共南乐城关支部委员。秋后任城区区委组织委员。12月，城区区委分为城南、城北两个区委，他担任城南区委书记，组建抗日武工队，到农村发动群众，进行战争动员，开展武装斗争。1939年5月调任中共南乐县委副书记，9月接任县委书记，并先后兼任县救国会组织部长、县抗日自卫总团政训处主任等职。
1939年初，丁树本参加洛阳会议后，政治态度逆转，积极"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国民党南乐县党部和魏汉彬的反共活动日趋活跃，大肆宣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并办训练班，用拉夫的方法发展国民党员，组织"动委会"，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会"相对抗。杨学圃领导中共南乐县委与之针锋相对，以救国会的名义，分别在元村、韩平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还组织文艺宣传队深入农村，广泛宣传抗日，举办农民夜校和训练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学习，在教育和发动群众，培养革命干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40年4月，冀南八路军讨逆战役不断胜利，南乐顽县长王致义随丁树本南逃，国民党南乐县政府解体。中共南乐县委在直南特委宣传部长白潜的帮助下，组织民主选举南乐县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此后，迅速在全县建立区级政权机构，并在全县范围内积极进行战争动员，开展向地富户借款，解决抗日活动经费。5月，杨学圃化名李进宝，调任冀鲁豫边区一地委（即原直南地委）委员、民运部长。夏，在南乐被捕。其家将土地典卖大部，经多方营救获释。出狱后，家中老小投奔抗日根据地。
1941年后，李进宝历任冀鲁豫边区救国总会组织部长、专区救国会主任、抗联主任、地委民运部长兼宣传部长等职，参加领导了沙区的生产自救、借粮、减息及滑县、濮阳等地民主民生斗争和日军投降后新区的清匪反霸斗争。
1947年秋，李进宝任地委副书记兼行署专员。1949年秋建立平原省，地委区划进行调整，李进宝任濮阳地委第一副书记。
战争年代，李进宝患有特殊性败血病，他长期带病坚持工作。建国后，在北京治疗。养病期间，他刻苦学习，在政治理论上受益非浅。1956年夏，李进宝任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长达5年的批判和审查。1971年春，学校迁安徽办"五·七"干校，李为五人党的核心小组领导成员之一。1978年底，经过诸多斗争和努力，李进宝把学校撤销后分散到全国各地的教职员工陆续调集进京，解决了北京政法学院的复办问题。
1979年，李进宝调任中共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副组长。1982年冬任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委员。1987年底，他主动申请离职休养。他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严峻形势下，他坚信共产主义必胜，决心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发挥余热。
连 承 先
连承先（1916～），原名连善继，亦名连善琦，城关镇张璨固村人。幼读私塾，后考取南乐县第一高级小学、南乐县简易师范。曾在县城北街小学执教一年。
在"简师"就读时，连受进步思想熏陶，倾向革命，曾参加学校组织的抗日爱国学生运动。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连于1938年5月参加河北抗日民军第四支队，后因病转入后方，先后在南乐县抗日救国会、县锄奸二组工作。1939年7月，到濮阳八路军办事处，旋调任冀鲁豫支队独立大队连指导员。1939年底部队改编，原冀鲁豫支队独立大队改编为八路军新三旅第八团，连任一营二连指导员。1941年10月调任旅司令部侦察股长，1942年1月调任21团作战参谋，后调任19团作战参谋。1944年4月，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率6个团到达陕北，部队整编后，连承先任教导第一旅一团一营营长。1945年6月调任教导第一旅司令部作战科长。1946年敦一旅与教二旅合编，连承先任一团三营营长，1947年11月任副团长。1948年12月教导旅与新四旅合编为陆军第六军，连任16师46团团长。连承先戎马半生，曾参加过杨集、马连岗、宜川、西安、兰州等战役和战斗，立有军功。
1949年10月，连承先随部队进军新疆，任16师参谋长。次年到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1952年7月毕业．留学院司令部教授会任主任教员，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各1枚。1956年任教授会主任。1963年11月返回新疆，任军区前线指挥部副司令兼参谋长。1964年6月改任南疆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83年9月离职休养，晋为正军级。
魏 明 初
魏明初（1893～1958），名元光，以字行世，城关镇南大街人。化学硕士，二级教授，在中国工业职业教育界颇享盛誉。
魏明初世代书香。父丕瀛系前清秀才，生有五子，明初行末。魏明初8岁入蒙养学堂，15岁以优等成绩考入县立高等小学。1911年考入河北省立大名第十一中学，与晁哲甫、王振华同班读书。辛亥革命成功，学生士气高昂，有志者竟赴广州、武汉、山东、天津等地求学。1912年秋，魏明初报考天津直隶高等工业学堂附设中学，以优异成绩被录取。翌年秋，入天津直隶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应用化学科。1918毕业，名列第二，学校介绍他到直隶工业实验所工作。所长董如奉，工业科长韩炯曾是魏的老师，对他了解，让其担任技术员工作。
"五·四"运动前夕，魏明初决心发展民族工业，在老师韩举贤的大力支持下，独立创办制革试作工厂，一次试车成功，津门舆论大哗。魏明初目睹中国政治腐败、科技落后，遭受列强侵略和瓜分的残酷现实，抱着实业救国的愿望，于1920年5月留学美国锡拉求斯大学，攻读有机化学，获化学硕士学位。1922年7月毕业，先后入美国加赛之造纸公司和瑞克悌河造纸公司以及色伦皮带公司工作。两年的实践，对于巩固发展他的业务理论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24年，魏明初应母校和天津一大皮革股份有限公司的邀请回国，一边在母校任教，一边兼任一大皮革股份有限公司的技师和经理。
1926年8月，魏明初出任直隶公立工业职业学校校长。当时，由于军阀混战，该校一片破败，校舍大部毁于兵火，教员和实验仪器残缺不全。魏明初重整旗鼓，按照美国大学的教育方法进行正规化教育。他亲自设计，重建校舍，购置教学仪器和各类图书，很快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经三年努力，学校面貌大为改观，校址扩大，教学设施完备，师资力量雄厚。1929年5月，该校升格为"河北省立工业学院"，魏明初任第一任院长。由于他治校有方，该院成为全国的名牌学校之一。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王世杰等要员多次到该校视察，并对其通令嘉奖，奉为全国工业教育的楷模。河北省政府几次邀魏出任建设厅长，均坚辞不往。
1936年初，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庐山开办全国中学校长培训班，邀请魏明初等全国7名教育界名流任教官。魏主讲工业职业教育课。培训班结束后，他加入国民党，调南京筹建国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简称"中工"）。7月，出任"中工"筹委会主任。他亲自设计蓝图，选校址，征土地，监督施工，历时一年，学校建成。魏明初被任命为"中工"第一任校长。1937年11月，日军长驱直入，"中工"被迫迁往重庆沙平坝重建校舍，不到一年，恢复正常教学。1940年8月，"中工"附设工业专科学校建立，魏兼任校长。
魏明初倡导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实践的教学方针，各科系皆设有实验工厂。学生结合所学专业，进行实践和科学研究。各工厂都有自己的产品。当时河北工学院的制革、制碱、染织等产品，皆驰名全国。机械工厂在三十年代初试制成功的5000吨万能机，成为中国机械制造工业的一个创举，震动了全国各工业学院及实业界，曾荣获国际发明奖。在校风方面，魏强调艰苦朴素的实干精神。他还十分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在"中工"增设师资系，并亲任系主任、教授。他在毕业生中择其优者，选送到师资系学习，经培训后分配到各地任教。为社会培养了大批工业职业教育人才。他广纳贤才，聘请名教授、学者以最新科技知识教授学生，故工专学生以刻苦、勤奋、俭朴、实干精神强著称于社会。在当时毕业即失业的情况下，工专学生却无失业之忧，不少人在毕业前已为工厂、企业所预聘。
魏明初在工业职业教育中成绩卓著，在社会上甚受推崇，先后当选为国民政府第二、三、四届参政员，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国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
1947年1月，他受国民政府派遣，代表教育部出国考察职业教育，直到第二年2月才回国。重庆解放前夕，多人劝他去台湾。后国民政府教育部邀魏参加在广州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其间又有人劝其赴台，魏明初断然拒绝。他冀望教育之发展，国家之振兴，毅然留住重庆。在解放重庆的战火中，他抵制国民党军队对学校的破坏，冒生命危险安排保护"中工"学校。重庆解放后，他受到西南军政委员会首长刘伯承、邓小平的接见，思想倍受鼓舞。原"中工"改名"西南工业专科学校"后，魏任校委兼师资系主任。
1950年，魏明初经西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楚图南批准，赴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在平原省省会新乡，他受到老同学、平原省主席晁哲甫、省教育厅长王振华的挽留，欣然接受创建平原大学的任务。初任平原大学筹委会秘书长。平原大学建成后，任化学系有机化学研究室主任、校工会主席等职。后任平原省政协副主席、省科学普及协会主席。平原省撤销后，平原大学改为新乡师范学院，魏任学院总务长。他接受共产党领导，在工作中尽职尽责，态度严谨，勤于钻研，尤其善于帮助青年教师提高业务水平。
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魏明初均受到冲击。1952年被免去学校总务长和所有社会兼职。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被认为有"美蒋特务"嫌疑。他百思不解，抑郁不安，于1958年10月服毒自杀。享年65岁。
1979年6月，新乡师院为魏明初平反昭雪，并召开追悼大会，对他的一生作了公正评价。
端木梦锡
端木梦锡（1899～），名九龄，县城南后街人，中国著名国画家。他师承元人王冕笔法，溶"文人画"和"院体画"于一体，独创流派，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务院文化部国画创作组成员，湖北省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江汉大学名誉教授，东湖书画院院士和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湖北分会理事。
端木梦锡生于普通农家。幼家贫，几历寒馁，勤奋好学，有大志，性刚毅执重，倜傥有主见。1923年于河北省立邢台第四师范学校毕业后，曾在北京荣巷胡同十八小学讲授美术课。1928年，缺席当选为南乐县教育局局长。到任后，力主革新，重用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大力发展小学教育，多次筹资助教，全县学校数量骤增。他提倡体育运动，曾三次举办全县学生运动会，开南乐县官办体育先声。时社会板荡不宁，官场政事日非，梦锡自叹无澄清之力，亦不愿与贪鄙者为伍，立志专攻美术。1929年毅然辞职，考入北京京华美术专科学校，就师于丹青高手，与美术结下不解之缘。毕业后受聘于武汉大学。"七·七"事变后。武大疏散入蜀。梦锡亦流寓四川。不久，在乐山创办"乐家小学"，并亲任校长。后又到成都南虹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几次举办个人画展，尖角初露。后应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邀请，返武大任事务主任。几年间，他饱览三峡、剑门之灵秀，体察峨眉、秦岭之气势，情操得以陶冶，心胸得以开扩。1945年随校返汉，居珞珈山，于宅院中手植梅竹，"屏艳杂好，专攻花鸟一科"。时人称之为"天才横溢"，"敛才气于矩范，返高明于沈潜，有惊人之成就"，遂成画苑"北方之一强"。
建国后，梦锡一直在武汉教育界工作，毕生从事美术事业。他擅长花鸟，尤以画梅、棕榈、蜀葵著称。但他画得最多、成就最高的是梅花，有"丹青梅花王"之称。《唐梅吐艳》是其代表作之一。他运笔用墨苍润朴实，构图设色严谨自然，画风清新秀逸，富有生气。风格上继承元以来中国画的优秀传统，师造化，取诸长，创新意，在中国画坛，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对中国画的继承与创新作出了重大贡献。原武汉大学文学院著名教授、台湾著名文学家和艺术理论家苏雪林女士曾发表专文高度评价他的艺术，"花以梅为最擅长，细蕊繁枝，疏密向背，无不曲尽其神态，每一展示似暗香浮动纸上，虽王元章、金冬心恐亦无以过。次则棕榈、蜀葵亦与梅花相埒为其特长。先生虽北方之强，而笔墨则明秀异常，风韵绝世，但绝不流于文弱，谅亦有得于气禀之助"。是一个"用志不纷，乃凝于神"的真正艺术家。
端木梦锡通真草隶篆书法，诗文朴实而含蓄，高雅且隽永，耐人寻味；书法苍劲而浑朴，秀丽且大方，不落俗套，诗书画三者浑然一体，相得益彰。他技法娴熟，常当众挥毫，于信笔涂抹之中横生妙趣，善于在画中以花鸟咏志，藉物言情。他的作品早年曾在北京、天津、南京、成都、武汉等地展出，并出版有《端木梦锡专集》画册。五十年代，他的作品《棕榈》参加第一届全国美展，并和齐白石、黎雄才等六人的作品一起刊载于《文艺报》。作品《红梅》由国家艺术局选送苏联展出，并选入苏联出版的《人民中国的美术》一书。作品《蜀葵》则先后见展于法国的巴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等地。七十年代以来，先后在武汉、长沙、桂林、新加坡、日本、香港、西德等地举办了10余次大型个人画展，影响深远。1979年夏，梦锡应国际友人之邀，在新加坡举办个人画展，驰誉东南亚。是年8月受约为国务院、文化部作画。供国家博物馆收藏。1980年和1988年，他以80岁和88岁高龄，受武汉市政府的委托，两次东渡日本参加中日文化交流活动，饮誉东瀛。1985年，日本漫画家诧建文男来华向他学画。1989年，湖北省政府和武汉市政府为他举办《端木梦锡九十寿辰画展》和《老寿星画展》，全面地展示了他的绘画艺术，观者无不为之叹服。
1979年5月，端木梦锡在汉阳归元寺举办个人画展，所得收入全部捐献给儿童福利基金事业。在新加坡办画展，为国家创外汇10余万元，他个人所得70％全部捐赠武汉市美协。后又向广西诗书画印社、湖北省江汉大学捐赠作品，致力发展祖国教育事业，支援国家建设。他的艺术成就和高尚风范赢得了国家和人民对他的尊敬，1989年国家授于他"国家一级老有所为精英奖"。
端木梦锡为中国民主促进会成员，任民进武汉市顾问、湖北省政协委员、武汉市政协常委、市残疾人基金委员会理事等职。年近百岁，精神矍铄，创作意志旺盛，"丹青不知老将至"。"池塘春草又青葱，老梅生花晚更红；人老宛如花正放，扬鞭四化立新功"。他的这首诗正是自己形象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