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丘古城变迁及其文化内涵
商丘古城变迁及其文化内涵

陈华光

  商丘古城位于商丘市中心广场正南约8公里处,为商丘县政府驻地。这座古城的前身曾作过古帝王都、王国都、郡国都、陪都,重建后作过府都、州都,也曾作过县府驻地与省府的临时驻地。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它历来是黄淮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古代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约在公元前24世纪,黄帝的孙子颛顼就建都于商丘。王国维在《观堂林集·说商》中云:"商之国号,本于地名。……始以地名为国号,继以为有天下之号。其后虽不常厥居,而王都所在,仍称大邑商。"据此可知,"商"先以族名,后为地名,继为国名。因商汤曾建都于此,又称"大邑商"或"天邑商"。从殷商的始族契,到战国时宋国被齐、魏、楚灭亡的最后一个国君偃(公元前282年),在18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商丘一直为帝王之都或郡国之都。西汉封商丘为梁国,国都定在睢阳(今商丘县)。五代十国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时任归德军节度使的赵匡胤在陈桥发动兵变,自立为帝,建立宋朝。因赵匡胤发迹于宋州,遂以宋为国号。北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改归德军为应天府,其意思是说宋朝兴起于归德为顺应天命之举。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升应天府城为陪都,改名为南京。汴京(东京)沦陷,北宋灭亡后,康王赵构于南京南门外(今商丘县城南)三里幸山即皇帝位,是为南宋高宗,是时为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至十月赵构逃往扬州,商丘作为南宋半年的都城。高宗建炎四年,亦是金太宗天会八年(1130年),金改南京(应天府)为归德府,归德府之名始立。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占研究所和美国哈佛大学皮德堡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组成的中美联合考占队,在商丘文化部门的配合下,1991~2000年间在商丘县归德古城南关一带多次发掘考察,认定了宋国故城遗址在明代归德古城周围,现存的归德古城仅占据宋国故城的东北一角,南宋时的南京城则位于宋国故城的东南角。宋国故城的外城平面近似平行四边形,城墙西北角与东南角呈钝角,西南角和东北角为锐角,西城墙长3010米,东城墙长2900米,南城墙长3550米,北城墙长3252米,周长12700米,全城约10.2平方公里,约相当于现存的归德古城的10倍。曾作为西汉梁国国都的睢阳旧城,"城方三十七里,--凡二十四门"。后梁国消亡,睢阳城一直作为府城,明初降归德府为州,城缩小四分之一。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六月黄河决口,归德州城没于洪水,沦为南湖。翌年,在归德故城北面建新城,历时8年,于正德六年(1511年)建成。
  距今490年的归德古城由砖城、城廓、城湖三部分组成。城池分两层,内层为砖城,周长4347.5米,墙高6.67米,基底部宽10米,上部宽6.67米,外包1米厚的大砖,白灰喂缝,内用黄土夯实。明正德八年(1513年)建四门外门楼4座,东门、南门内门楼2座;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建西门、北门内门楼2座,增置角楼4座、敌台楼13座、警铺32处、垛口3600个;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建4座城门,东门称宾阳门,西门称垤泽门,南门称拱阳门,北门称拱辰门;稍后又于南门东西两侧修水门2个,4个城门外建瓮城4座,瓮城又各有1个扭头门,称"四门八开"(新中国建立后瓮城被拆除,现残存遗迹)。城墙虽历经战争和风雨之患,但保存基本完好,俯看城池,甚为壮观。城内面积约1.13平方公里,地面向南微倾,呈龟背形;有街道110多条,形如棋盘,规划甚为严整。官府、民宅等建筑物星罗棋布,造型别致,四合院鳞次栉比,名胜古迹遍布全城。明嘉靖年间至清初,城内达官显族累居,仅大学士(宰相)、尚书、侍郎、巡抚、御史、总兵等显官名宦与文人、大户便有30多家。大成殿、明伦堂、六忠祠、壮悔堂等文物景点均位于城内。城内民风淳朴,历史传统与现代文明交溶在一起,既富有古城风韵,又具有现代气息。
  砖城外是城湖,城湖水面宽阔,绕砖城一周。从空中俯视,整座古城内方外圆,形如古代的方孔圆钱,寓天圆地方、天地相生、招财进宝之意。城湖宽约0.5公里,水深2~3米,碧波荡漾,荷花飘香;水中突起的小岛为蠡台、女郎石、雀台、12新亭、应天书院等历史名胜遗迹。一年四季,护城湖边都有垂钓大军,也有在亭台楼榭边驻足观望或小憩的游人,成为古城的一大景观。
  城湖外是巨龙般的城廓,周长9公里,基底阔20.33米,基顶阔6.6米。城廓始建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用土筑成,用以防水患与兵灾。现城廓大堤已被改建成高等级的环城公路,路旁绿树成荫,遮阳蔽日。
  商丘古城是中国现存的保存较为完整的府城之一,它从外向内,层层深入,相生相合,向人们展示了阴阳八卦的源流构图,具有深邃的文化内涵。
  在古代,由于科学尚不发达,人们认为:天是圆的,在上为阳;地是方的,在下为阴;上阳下阴的结合,乃为天地之合或天作地合。而鸟瞰商丘古城,乃外圆内方。外为土筑的城廓,是圆的,内为砖砌的城墙是方的,廓与城之间为城湖,可容纳2500亩水面的城湖也是圆的。商丘古城犹如一枚外圆内方的古代铜币,镶嵌在黄河故道与济水之间,显示了古人天圆地方、阴阳合璧的宇宙观。
  古代的城池设计,尤其是具有天地之尊的帝王都城的设计,多采用天圆地方、阴阳合德的图式。如明代北京城的设计,便分为内外两城。外城在南,为天、为阳;内城在北,为地、为阴;外城呈椭圆形,较窄;内城为正方形,较宽。这种设计是与古人的天圆地方、阴阳照应的宇宙模式相一致的。
  商丘古城建设和明北京城的建设处于同一时代,但商丘古城所显现出的八卦特点较之明北京城却更加直观与形象。商丘古城的城廓在外,为圆形,被设计者认为是天,是阳;而砖城在内,为长方形,被设计者认为是地,是阴;阴阳结合便是天地相生,商丘古城便成为阴阳天地大宇庙的象征。而建新城时商丘在行政上仅为州,级别在府以下。州城怎能以帝王的都城设计,明王朝为什么又会批准归德州城的设计呢?其一,商丘是商先族的居住之地,曾作过帝王之都、国君之都、陪都,理应享受帝王都城的格局;其二,易经研究在当时较为盛行,八卦原理较为普及并被广泛应用于建筑设计或其它构图之中;其三,商丘地处中原腹地,地当要冲,为军事重镇,其北临黄河、济水,南望淮河、长江,彭越居其左,汴京连于右,形胜网络,足以保障江南,襟喉关陕。依照八卦构图的设计,可使其城池固若金汤。
  商丘古城为方城,四周城墙均为砖砌,置东、南、西、北四座城门楼,四个城门外分别构筑有半圆形瓮城。四座瓮城置有四个扭头门,东瓮城门南扭,南瓮城门东扭,西瓮城门北扭,北瓮城门西扭,形成南东、西北瓮城分别两门相间,城门"四门八开"的八卦构图格局。《易经·系辞上》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由此可见,商丘古城的城门是以八卦的原理设计的。设计者认为,南、东瓮城两门相向,合成阳;北、西瓮城两门相向,合成阴。它们就是太极所在的阴、阳两级。阴、阳运动所产生的四象:两阴(太阴、少阴)、两阳(太阳、少阳),即被称之为宾阳、拱阳、垤泽、拱辰的四座城门;四象运动所产生的八卦,即四座城门连同四座瓮城扭头门在内的八开之门。
  从天地相合而生成的廓与城,到由太极、四象运动而产生的四门八开,商丘古城在浅层次上完成了宇宙构图,形成一张完整的伏羲八卦图。而古城的核心层次,即城内街道布局,则取八卦之源--河图之数,这便更深刻地展示了古城设计者阴阳八卦的宇宙观。
  河图,亦叫龙图。传说在远古时期,有一匹马自黄河中腾飞而出,马脊背上星星点点的旋毛,构成了宇宙的图案。伏羲取法河图,而创制出阴阳八卦。易学家陈捆、邵雍描述:"龙马负图之初有点,一白六黑在背近尾,七白二黑在背近头,二白八黑在背之左,九白四黑在背之右,五白十黑在背之中。"在八卦里,白点1、3、5、7、9表示天数,黑点2、4、6、8、10表示地数。天数五、地数五,相生相合成万物。易学大师朱熹解释说:"一变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变成之,三变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变成之,五变生土而十化成之。"
  依照古代的丈量法计算,商丘古城城墙周长七里二分五厘,计一千三百四丈二尺五寸。显然,此数是取之河图中的北、东、西、中天地之生数,即一、三、四、二、五。古城内街衢以南北向的大街为主轴线,横街为9,东西两侧各三条纵街,纵街总数为6。此乃取天数9、地数6,意蕴天地相得结合,大吉大利,大业生定。其街道纵横所构成的框架,也是和河图相吻合的。
  商丘古城设计者对城内街道隅首的设计颇具匠心,设置独特。为防金、木相克,使城的东门、西门不在同一直线上,而是有意识的相错,使其在布置街道时出现了与南北主轴线相交的两个隅首。假如以西门大街为西北、东北隅,东门大街为东南、西南隅,而四隅街道便以单数与双数组成阴阳二卦。西北隅阳卦,东北隅阴卦,东南隅阴卦,西南隅阳卦,并东北、西南隅与西北、东南隅皆双双阴阳结合。同时,东北、东南隅共同组成阴卦,又与城门、瓮城门四门八开的双阴双阳相应。由此可以看出,商丘古城的设计者,从城廓、城墙的阴阳交合,到城门、瓮城门的四门八开,再到街道、隅首的设置,无一处不运用八卦的原理,使其处处显现了有源有流、层层阴阳相合、五行相生的八卦构图。
  商丘古城坐落在向南微倾的龟背上,这也是设计者故意安排的。龟是寿命长的动物,自古以来被人们视为吉祥物。古人在立碑或建大型建筑物时,往往把龟作为镇物,有的立碑时雕一石龟作碑的基座,有的在大型建筑物奠基时把一只或几只活龟放在基础下。商丘古城的设计者不将城池建在平坦的地方,而将城池建在龟背上,就是利用状似龟的地势,以祈求城池永固万年,吉祥千秋。且城南是一大湖,龟头伸入湖中,龟得水便可长寿。
  商丘古城以其悠久的历史、保存的完整以及深邃的文化内涵于199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所展现的文化内涵是丰富多彩的,本文仅从八卦的角度对其作了一些浅薄的探讨。
                                                                                             (原载2002年第4期《中州今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