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衍
蔡衍（121～168），字孟喜，东汉项县人。少年时代酷爱读书，通明经史。设学馆，边学边教，课余常向学生讲授礼让教化，以感染乡里百姓。
蔡衍遇事能秉公办理。乡里有争讼者，常请他裁决，所调解之事，双方一般都满意。
桓帝（147～167）时，蔡衍被乡里举为孝廉方正（举人），随进入仕途，不久调任冀州刺史。当时，朝内中常侍（宦官）具瑗拜托其弟蔡恭，让蔡衍荐举他为茂才，蔡衍不应，并立案备查。蔡衍又具文弹劾河间相曹鼎，条陈其贪赃枉法的罪行。曹鼎之兄曹腾得知其弟触犯国法，惶惶不安，随暗使大将军梁冀写信请蔡衍留情，蔡衍未加理睬，结果曹鼎被依法治罪。后来，朝廷调蔡衍任议郎，掌管符节令。
梁冀闻蔡衍有杰才令名，意欲请他面谈，自以为身居大将军之职，他必然乐于应命。不料，蔡衍竟佯称患病，辞而不往。因此，梁冀对其暗自恼恨。此时，南阳太守成缙等人因收纠宦官入狱，蔡衍与议郎刘瑜具表上诉，为成缙等辩护，因言词过激，触怒当权，蔡衍被免官归里。蔡衍在朝为官，浩然正气，竞遭挫折，遂闭门不出，两耳不闻天下事。
建宁元年（168年），灵帝即位。以蔡衍为政清廉，特诏恢复原议郎职务，此时蔡衍因久病不起辞世。洛阳官民都为蔡衍的去世而惋惜，并议论说：“天下雅志蔡孟喜!”
应 詹
应詹（279～331），字思远，晋南顿县（今项城）人。年二十，学业有成，文章著称，并动静自节，气度非凡。司徒何劭见之日“君子哉若人!”愍帝（313～316）时，詹任督南平（今福建省南平市）、天门、武陵三郡军事。时，当地少数民族因对上不满而反叛，詹威德并施，并率兵讨降，继而与其首领订盟立约，以德相感，终不思反。后五胡乱，詹境独安。因此百姓歌曰：“乱离既普，殆为灰朽，侥幸之运，赖兹应后。岁寒不凋，孤境独守。拯我杆炭，惠隆丘阜，润同江海，恩犹父母。”
元帝初，詹调任监巴东（今湖北省巴东县）等五郡军事，加散骑常侍（正三品）。王敦倡乱，帝以詹为都督前锋军事，护军将军假节。交兵后，王敦败降，叛乱很快平息。封詹观阳县侯（隋改为灌阳县）、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刺史。咸和六年（331年）卒。册赠镇南大将军，仪同三司。
袁聿修
袁聿修（531～582），字叔德，北齐项县人。幼时爱好读书，成绩优异，9岁被本州衙署委任主簿。18岁时，任本州中正兼度支部郎中。天保元年（550年）任太子庶子兼博陵太守；累迁司徒左长史兼御史中丞。
袁聿修在任御史中丞时，司徒录事、参军卢思道，私贷库钱30万，聘太原王义女为妻，因王氏已经收纳陆孔文定婚的聘礼，故而事有越规，他身为司徒首席官员，知情不检举，不弹劾，被削去中丞职务，后又调任秘书监。
天统三年（567年），朝廷诏聿修会同赵郡王睿等，议定“三礼”（祭天、地、人之礼）。之后，外调任信州刺史。从来为官皆有回避本土之例，而聿修破例为官本土，众人无不认为光荣。聿修为政清廉，不言而化，自长史以下百姓及鳏寡孤独皆欢得其所。
武平元年（570年），御史台院要员普遍出巡，所过的州府、县都有所申斥、举劾，惟不到信州巡察。六月，袁聿修卸任还都，州城内的官绅、群众列满街巷．设茶案、酒桌欢送，时已盛暑。他恐欢送人疲劳，不时下马举杯一酌，表示领意，并婉使群众返回。袁聿修去后，州人请为聿修刺史立碑，馏中书侍郎李德林撰文，以记功德，朝廷颁诏允准。袁聿修入京后任都官尚书，后调任吏部尚书。
东魏、北齐的世代御史台监郎官，都不免有受人贿赂的行为。惟聿修任尚书郎十年没有接人升酒之遗。尚书邢劭与聿修是知己故交。时常在尚书省中与人说：“聿修真是位清郎!”
乔维岳
乔维岳（926～1001），字伯周，后周南顿县（今项城）人。显德三年（956年）进士。历任平舆令、高邮（今属江苏省）军通判、淮南转运使等职。宋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因母亲去世，归家居丧。三年（978年），泉州陈洪向宋主进表，愿献疆土归附，并乞让其子文显留任，该州群众对此不满。朝廷为了安抚民情，特选乔维岳为该州通判。时，仙游、莆田、百丈镇一带十余万众蜂拥围攻州城，监军何承矩、王文宝主张杀城民、烧府库而后逃。乔维岳挺然抗议说：“朝廷寄以绥远靖边，今惠泽未布，民心不服，反以屠城对之，这岂是主上的旨意?”承矩等听后，同意坚守。随之，福州转运使杨克让率兵救援解围。于是，朝廷诏升乔维岳为淮南转运使。
任职后，察知淮河山阳湾一带，水势湍急，行船多遭倾覆。乔维岳遂细心规划，开挖自末口至淮阴磨盘口沙河故道20公里，问题得以解决。另，自建安北至淮烽，原有五埝，运舟所至，十经上下，凡重载者均得几卸几装，既误时又损耗，间或被盗。乔维岳酌情命建二斗门于第三埝，二门相距五十步，各建闸于上，待积水可通船时启闸放水。为使其坚固，在闸上建桥，并于岸上筑土垒石。从此，上下畅通，舟行无阻。
咸平四年（1001年），乔维岳任寿州刺史时病逝，享年76岁。朝廷追赠兵部侍郎，殡葬费用全由官方供给。
马斯和
马斯和（1564～1619），字继竹，明朝项城人。14岁进秀才。他读书如渴，常深夜不眠。不论炎夏隆冬，从不问断。对于《性》、《理》、《子》、《史》诸书，无不明其道理；他写出的词、赋、诗、文卓绝一时。因此，很得知县陈万年器重，推为中州冠冕。马斯和读书30个春秋，先后经过7次乡试，都未中举，但他仍不灰心，终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考中丁酉科拔贡。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秋，马斯和于顺天府乡试借考，得中解元。次年春，联捷中进士，名次为两河（直、豫）第一人。遂经吏部分发山西，任文水县知县。马斯和到任后，以惠民为主导思想，修城垣、减徭役、兴学校、锄强豪。并为政清廉，以身作则，百姓相安。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经山西省抚院上报其政绩，吏部以功调转刑部秋曹、历职郎署，斯和就任后，对于历年积案，经过调查核实，多所平反。因此，斯和详谨慎重的用刑声誉不胫而走，曾被朝廷3次提拔，官至刑部侍郎，并以“公忠粹品，醇亮端儒”行文表彰。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京南多事，斯和心忧，遂染病不起，卒于北京寓所。
马斯和生平著作颇多，大都散失，仅存《来虹楼文集》、《清静一得语》两集。
王道晖
王道晖（1726年～?），字星南，清湖北江夏（今武昌）人，进士。乾隆十二年（1747年）任项城知县。王到职后，经深入考察民情，悉知百姓年年苦于水患。又访问耆老，详查资料，始知在康熙二十二年（1757年），上蔡杨（廷望）知县和项城顾（芳宗）知县为县界上杨家集的归属，而争执不下，后经河南抚院核定：杨家集为项地。因此，杨愧怒欲泄忿于项城。他想：导祸之巨莫如洪水。于是，决定在塌桥之北，洪河东岸，开挖一个水口，并顺口凿渠。又于包河西北开挖一道新河，名日“杨河”。因此，每年汛期，坡水、河水汇之，滔滔注入项境，故项地大小水灾不断。
是时，王道晖作为项民的父母官，因闻其不断遭水灾而忧心忡忡!为解决这一关系群众生活、生命的大事，他亲自到包河、塌桥一带勘察地势。遂决定遏止蔡水东泄，调集民工在包河东北地段，因路筑堤，阻水折而南流，注入洪河。堤始筑成，即为蔡人所决。
王道晖得此消息后，忿而将筑堤、决堤的情况具文向河南抚台鄂公禀报：“请求拨款于十字河心修建石坝。”呈文被核准后，工料未齐，为解决燃眉之急，先行修成土坝。在未完工的情况下，王道晖奉令调离，其石坝工程由后两任知县继续完成。
在项城民间，至今流传着罗娃修石坝的传说。王道晖是湖北人，湖北简称鄂，应称“鄂王”。由于“娃”是王字的儿化韵，又因王道晖21岁中进士，22岁任项城知县，故将“鄂王”传为“罗娃儿”。
高梅阁
高梅阁（1784～1860），名芳云，女，清秣陵镇人。父亲玉麟贡生出身，哥哥颉云是举人，弟弟崃云成进士，实可谓诗书传家。
高梅阁幼时因母亲张氏治家甚严，依“诵读非女子业”之旧习，不让其读书。但梅阁酷爱学习，三番五次终于说服了母亲，遂与诸兄弟同窗读书。她在念书习文中，爱读杜诗“侵凌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条”（《腊日》）和“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江畔独步寻花》）等佳句．喜摹颜帖和篆刻绘画。她画的牡丹（丹青画），叶色淡绿，花有单瓣、复瓣和幼苞、红、紫、绿、白等，令人望之，鲜艳如生。
梅阁18岁时，赋诗为文，已经颇有造诣，因之时人称为女诗人。次年与太学生张东林结婚。张府家道中落，无其它积蓄，仅书籍翰墨。但她不怨不尤，“操井臼典钗钏”，维持生活。生一女二子。皆幼年天亡。道光三年（1823年），她年届四十，生一子，取名安雅。其子自幼聪颖，爱读书。她又尽出所藏之书，篇篇章章，严加教诲，因而安雅学业大进，弱冠时，在陈州郡试中．一举得中附生，且为“陈郡七子”之首，其后著有《得所轩文集》。高梅阁生平性刚直，为人谦谨温良，平素教育儿子“不汲汲于时文应试之学”。她常说“吾不望其为官，但愿其为人耳”!晚年，自号荆布老人，即取“荆钗布裙”之意，以示清贫的情操。
高梅阁一生诗文作品很多，因遭兵荒马乱，多有散失，仅存诗69首。光绪三年（1877年），由安雅的友人广州太守冯本端筹资刻版印发，名为《形短集》。其诗文多托物言志，如《秋菊》、《残梅》等，皆是情感充沛之作。还有其中的《责子语》（七律）两首，表达其思想境界。她反对学老庄，不相信“风水”、“冥曹”之说，不赞成厚葬。
咸丰十年（1860年）十一月十八日寿终，享年77岁，葬于项城老城东北25公里李寨张氏墓地。
袁甲三
袁甲三（1806～1863），字午桥，项城人，出身于塾师家庭。7岁始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道光十五年（1835年）成进士，授礼部主事。在此后的28年中，袁甲三任职京曹，继续潜心世务。道光三十年（1850年）始擢任御史，旋迁兵科给事中，先后上疏称清朝统治有厝火积薪之势，匝应改变欺饰泄沓的风习，修治内政，整肃纲纪，严厉对待人民的反抗，一时颇以骨鲠见称，为朝野所注目。咸丰三年（1853年）春，清廷命袁甲三赴皖，帮同吕贤基办理军务。
袁甲三到皖北后，风阳、临淮、怀远、蒙城等要地，均为太平军、捻军所占据，清朝统治陷于半瘫痪状态，袁甲三不因此畏难退缩，不惜躯命去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九月间，在亳州“剿捻”的周天爵病死，袁甲三受命代统其众。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袁甲三率部入据临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连续派兵进攻，先后与捻军转战于亳州、蒙城、怀远、宿州、正阳关等地，并一度进逼雉河集。十一月（1855年1月），复派兵进攻太平军据守的桐城，败退六安。由于皖北捻军互不联络，各自争雄称长，因而多被袁甲三各个击破。是年秋、冬，袁甲三先后奏报清廷称临淮周围数百里均已渐就安贴，亳州至永城一带也渐次安静。清廷传谕嘉奖，并擢袁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当政的满州贵族此时也无意给予袁甲三等汉族官僚以太大的权柄。成}五年（1855年）春，清廷以袁甲三不遵批谕，固执己见，奏报欺饰，意在专擅，将袁革职。
袁甲三离职后，以雉河集为中心的皖北捻军又迅速扩展。当地上绅纷纷吁请重新起用袁甲三，京中御史和江南督抚亦交章论荐。清廷乃于咸丰六年（1856年）二月命袁甲三随同督办二省剿匪事宜的河南巡抚英桂剿办捻军。袁遂回豫召集旧部3000人。会同豫、皖清军，进攻归德（今商丘）、亳州的捻军，五日内以3000马队为前驱突入雉河集，给捻军造成惨重的损失。以后一年多，袁甲三留驻亳州，但兵力太单，无力阻止张乐行等领导的捻军主力重占雉河集。咸丰七年（1857年）冬，人平军围河南固始，袁甲三受命与胜保部同往驰救，战至次年春，始解固始围，并进占六安。皖北捻军乘此时机先后攻占了怀远、风阳、临淮等要地，人数发展到近百万，与淮南太平军互相呼应，袁甲三为了摆脱腹背受敌的窘境，就于六月问由正阳关移军徐州，胜保则自请回京，以免被捻军歼灭。七月清廷遂命袁甲三、胜保督办三省剿匪事宜。咸丰几年（1859年）正月，清廷遂以袁甲三不能直捣贼巢，日久迁廷，迄无成效为由，命袁回京任太仆寺卿。
袁甲三虽然连受挫辱，但并未动摇其对清王朝的忠诚和与起义军的对抗决心。在京期间，咸丰帝让袁独对14次，比较切实地了解了皖北形势和袁的才干，旋即命袁署理漕运总督。同年十月，复命袁甲三接署钦差大臣，督办皖省军务，恰值张乐行等率捻军主力转往庐州协同太平军解救安庆，袁甲三遂乘机于十一月（1860年1月）督军攻据临淮，接着又夺占凤阳府、县两城。袁甲三认为这是“年来第一大捷，并为皖省军务一大转机”。打算乘胜长驱，夺取定远，但因蓝、黑等旗捻军进占清江浦，苏北吃紧，只好抽兵驰救。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中，才回师攻定远。正当双方相持之际，英法联军进犯京津，袁甲三受命抽兵3000北上勤王，陈玉成等统率的太平军又适时驰救定远，袁甲三败退淮卫。
对于英法等西方入侵者，袁甲三主张武力抗击，并自请统兵人卫。他认为中国驭外夷，“必须威足以制之，而后恩足以结之”，惟有厚集兵力，严阵以待，才能迫其就我范围；如能择任之知兵大臣与英法决战，“不旬月间必将告捷，万无意外之虞”。稍后，袁又上疏论述借夷助剿有害无利。因为在袁看来，中国水师并不逊于外，而且后者与太平军同信天主教，“名为就抚，实则包藏祸心”。但袁甲三并不反对清廷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主张听任英法等国“自行”派兵从太平军手中夺取通商口岸和苏常地区。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他督军攻占捻军坚守了3年的定远，并派兵与多隆阿部同取庐州城，但袁甲三自知兵非亲统，又无用人行政和筹饷的实权，与自成一家的湘系军，毕竟大不相同，加上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连年焦劳过度，半身麻痹，行走困难，遂于同治元年（1862年）六月向清廷陈请开缺，并建议调湘军悍将李续宜率部入皖兼任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和安徽巡抚，借以合楚皖为一家，合军务地方为一手，靠湘军的力量克复安徽。七月，清廷准袁甲三开缺养病，十一月，袁甲三返回河南原籍。
袁甲三在临淮时，对苗沛霖始终主剿不主抚。同治二年（1862年）四月，苗沛霖举兵反清，清廷命袁甲三在籍会筹防剿，袁甲三旧疾加剧，于六月二十四（8月8日）死去。袁甲三死后，清朝统治者追念他在皖北“痛剿”捻军，“卒全长淮，阻群贼不得合的功绩”，谥端敏。清末，袁甲三的后人请丁振锋将袁的部分奏折和函牍汇编成集，题为《端敏公遗著》，收于《项城袁氏家集》中。
高钦中
高钦中（1816～1864），字敬直，号恒溪，祖籍项城。幼爱读书，尤好独学。12岁时，尝就壁上题曰：“心亘万古始为恒，日月常悬昼夜明；士心自有平生志，江鸟那知得意鸿。”其祖偶然看见，乃说：“此儿身体稚弱，可志则磊落，非寻常之辈!”
钦中初受业于袁端敏公（甲三），他在书案上取得《朱子全书》，翻阅后，非常喜爱。每日课毕，燃灯读至达旦。自此一言一行，皆循规蹈矩，16岁郡试考中附生（秀才），17岁补廪生，22岁名列道光十七年（1837年）拔贡。以后，随父高崃云（嘉庆年间进士）赴浙江丽水县任。道光二十年（1840年）归应河南乡试未举，得晤王淡泉先生，授予宋、元、明诸儒文集，随在汴（开封）静坐读书5个月，闲暇时，从淡泉先生质难辨疑，重点处则随录于札记中。他回浙江后，手辑一册名日《健复录》，又日《居瓯随录》。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高崃云卒于永嘉任所，高钦中随扶灵柩回项城办理丧葬。后又因其父任内交待事宜，复留杭州半年。既归家，闭门谢客，愤发读书。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荣列河南乡试第一（解元），道光三十年（1850年）春闱联捷成进士（与袁保恒同科同榜），观政吏部赐官考功司。
咸丰元年（1851年），下诏求海内直言。高钦中拟陈时事十余条书未及上，时值“洪杨事起”，顺江挺拔金陵，河南地方纷纭不宁。高钦中惦念母亲春秋已高，不能迎养，决意乞假回项。不久，因一次乘马坠鞍，折其右臂，更无心做官。惟日侍母亲，婉承颜笑。空余时间，就手持《周易》一卷，教家中子弟。
当时，清廷用兵江南，袁端敏公（甲三）招赴临淮军用事，钦中不应，又有郑小山（太守）邀办河南省捐输事宜，也未允。其后，经陈郡王青崖（太守）聘为西华县演畴书院主讲，设教箕子殿侧。他尝说，商、周的时候，治平的道理，要在箕子《洪范》一书。主讲二年后，遂辞馆归项。
同治二年（1863年），捻军雄据城北尚店寨，河南抚台张耀（子青）督师进剿，淮宁太守刘伯瑷合乡团助之，交锋两月余，捻军受挫。期间，钦中曾往返军营献策省台以其助剿捻军有功，赐郎中衔，赏戴花翎。后，钦中为与捻军作战又乞师汝（南）宋（商丘），在凛风冰雪中，跋涉数百里，因而身得肺病。濒危时，又勉强于同治三年（1864年）春，去北京看望其弟钊中（户部小京官），时未两月，忽犯前症，两日夜遽卒。
袁保恒
袁保恒（1824～1878），字筱坞，项城人，钦差大臣（从一品）袁甲三之子。保恒幼时聪颖笃学，文采优异，联举郡乡两试，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登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成丰二年（1852年）散馆，授编修。三年（1853年）送亲回项城。旋赴安徽，随甲三行营“剿捻”。五年（1855年）清廷允许甲三留保恒在军中。六年（1856年）捻军首领张乐行踞颖上，保恒督队顽战，捻军受挫。七年（1857年），在亳州、白龙王庙、寺儿集、雉河集等战斗中获胜。由钦差大臣胜保奏清，蒙旨赏侍阱衔花翎。八年（1858年）十至十一月，因军功朝廷赏给“伊勒图巴图鲁”名号。九年（1859年）止月随甲三奉召回京。七月，保恒充任文渊阁校理。八月，任顺天（今北京市）乡试同考官。甲三以漕运总督再次出师“剿捻”，十年（1860年）三月，清廷复命保恒赴军听调。六月，督马步队会西路师，逼攻定远，多次获胜。此时，帮办军务穆腾阿移文甲三，要求上报其功。甲三婉辞说：“不可”。并随即向朝廷上疏曰：“臣甲三世受国恩，捐躯难报，至于冲锋冒镝，皆分所当为。且臣子保恒年力富强，必须盘根错节，借长才干，方能成为有用之材，何敢与将士争爵赏”!其后，朝廷谕旨：“保恒著有功绩，亦应实叙，不必引嫌”。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保恒以咸丰十一年率兵邀击怀远，会攻定远的军功，被提拔为翰林院侍讲，八月转侍读，闰八月调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不久，因继母去世，服丧归里。二年（1863年）皖北捻军转战山东，因以稍靖。时保恒奉调赴汝宁军，在豫皖接壤处布防。并以江淮之民轻死好乱宜有以善其后策，始可久安。随上疏陈述募民屯垦等善后策八条，并密陈提督李世忠骄恣难制，奏请军机处寄谕僧格林沁、曾国藩等谋裁抑之。三年（1864年）七月，太平天国失败，保恒以前奏屯田计划，未即批行。再疏力言兴屯，并要求亲自赴京与廷臣面议。这一言行，朝廷以其不候督抚复奏，妄以未见施行为词，并声扬迳自来京，责其自信过深，不谙体制，随交吏部议处。四年（1865年）正月，部议决定：给保恒降一级的处分，以鸿胪寺少卿候补。
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捻军复振，进逼京师，朝议惶惶。四月，诏责“湖广总督李鸿章等灭贼勤王”。在此紧急关头，保恒以豫皖各军半系甲三旧部，尝同甘苦，自请效力戎行，以竟父志，遂得旨发往李鸿章军营差遣委用。六月，大军败捻商河，捻首张宗禹率众东走。保恒挥轻骑出德平义渡口，击擒捻骑数十。随之，诸将会师，围歼捻军于徒骇河，捻军败散。此时，李鸿章告捷文书飞报北京。朝廷以保恒冒暑督师，连次克功，并追念甲三生前的功勋，嘉奖保恒能勉承父志，撤销降调处分，仍以翰林院侍讲学士补用，并赐予三品衔。八月，上命赴陕甘总督左宗棠部听候差委，九月补官。八年（1869年）朝廷委任管理西征粮务，并得专折奏事。十一年（1872年）五月，提任詹事府少詹事，十月任詹事。十二年（1873年）左部西征大军克复肃州，保恒以功赏头品顶戴。十三年（1874年）二月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八月，奉召协助左宗棠督转粮饷，帮办军务，进驻肃州。九月，提拔为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
光绪元年（1875年）八月，保恒兼代吏部右侍郎。二年（1876年）四月，调任刑部左侍郎。九月，充顺天（今北京市）武清乡试正考官。十二月，保恒上疏陈言：“台湾僻处海烽，物产富饶，请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治驻台湾。而以总督办理福建全省事务，各专责成”。疏人，朝廷交吏部讨论，决议准行。三年（1877年）河南旱饥，人相食。朝廷以赈荒迟延，革去巡抚李庆翱的职务，调河东河道总督李鹤年暂代。十月，复遣保恒回河南帮办赈务。抵豫后，摒绝供帐，服食粗粝，既见沿途流民状，知其赈务特急，即通饬河南所属府、州、县署，查实灾情，尽力筹恤，并详查逃亡户口，造册上报。四年（1878年）正月，偕同李鹤年奏请截留江安漕粮9万余石，上不许 又请借直隶平籴余米3万石，许之。复书与各省乞贷，不禁声泪俱下。同时，凡有可腾挪的办法，无微不搜；对有利赈务的事，迎难而上。时流民就食省关各粥厂（舍饭厂）的，每日达十数万。保恒深知救灾如救焚，乃就各粥厂建立严格的领粮、存取、发放制度，查有地方小吏或非饥民，趁机杂处就食者，教育后排除之．．还朝夕巡视各厂，遇有问题即便解决，从不避风雨，不辞辛劳。于是，粥厂弊端以绝，赈灾应机有声。而年逾半百的保恒，却身心憔悴。
四月，霖雨时化，万民欢庆。保恒欣欣然将整装周历灾区，不幸疾病发作，三日而卒。
河南巡抚李鹤年具疏上奏，旋奉谕曰：“刑部左侍郎袁保恒，由翰林荐擢卿贰（从二品），前在江苏、安徽等省随军剿捻，屡立战功；赴陕西办理转运事宜，俱臻妥协，此次派往河南帮办赈务，尤能任劳任怨，悉心经划，遽闻溘逝，珍惜殊深，著加恩照侍郎例，从优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伊子袁世勋俟服阕后，由吏部带领引见，寻赐祭葬，予谥文诚”。
九月，原河南巡抚涂宗瀛奏言：保恒尽瘁王事，宜隆报飨，请示河南省城建祠，并附祀陈州府甲三祠，上均从之；不久，又允安徽巡抚裕禄请以保恒附祀甲三临淮祠。子世勋，以荫授职员外郎。
高钊中
高钊中（1833～1907），字勉之，项城人。父名崃云（进士），曾任浙江丽水、永嘉县知县，卒于任所，时钊中方10岁，赖母李氏内教甚严，兄钦中（进士、吏部主事）启迪笃实，年16岁补博士弟子员，其才华为河南学政俞长赞（子裹）所推赏。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列拔萃科拔贡，朝考一等，授户部小京官。当时，项城地方动乱，父亲的坟墓被掘，随之与兄奉柩改葬。乱平，人京供职。同治三年（1864年）兄病殁京寓，钊中含哀葬之。事毕，被陈州郡守刘伯瑗聘主弦歌书院讲席。同治六年（1867年），钊中参加乡试中举。光绪二年（1876年）成进士，赐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旋充任国史馆协修。八年（1882年），朝命钊中任湖北提督学政。遂通谕全省府、州、县学推荐朴学笃行的士子应试，他提议减裁报考生员的卷费，以轻其经济负担。任问，曾上呈有《条陈海疆折》，以加强边防，此折存档未议，未几，调任功臣馆纂修，继而任上书房师傅，教育皇子，后充云南提督学政、乡试主考官，他与巡抚谭叙初议刻理学《宗传》，既成。乃召集应试的一、二等生员人场，各给《宗传》一册，使其各抒己见，质疑辩难，钊中随手答批，士心为之激励。钊中的懿名亦不翼而飞。其后，他累升翰林院侍讲转侍读。
钊中平生关心民情，忧项民水患。他写有致袁子久中翰（内阁中书）论《疏泥河书》。项城岁荒时，他写给黄恕轩山长陈述饥民疾苦状况的书，请其转呈河南抚院，随之拨款来赈。钊中善书法，所写“桂林一枝昆山片玉，黄河九曲太华三峰”的对联，气势挺拔，雄飞纸上（北京故宫博物馆有存）。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钊中62岁，因患泄泻病，长期未愈，为此呈请辞去侍读之职。光绪帝念其师谊，特恩准休养。
钊中归里后，病情渐缓，尝与明道、师铭等文友谈学论道，影及后生。并曾参与“打姚碴”事件的调停，为众息事。越6年病逝。钊中无子，侄积政为嗣，扶柩葬于官会西范桥村南，墓冢已无存。
余连萼
余连萼（1854～1889），字棣堂，号孚山，项城高寺人。14岁父亲去世，恪遵母教。连萼才思颖异，读书似渴，年20考中附生（秀才），光绪二年（1876年）乡试得中（举人），光绪九年（1883年）成进士。赐官刑部主稿，负责秋审。余连萼恒念刑者天下的大律，极应从公从慎，一丝不苟。当时，内监李莲英慕其学品，因同乡人所求愿与之交，他却置之不理。又有铁路议起，余连萼与友人夏耀荣（举人）商磋几昼夜，乃致书当道，务必慎重处理。
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河从郑州花园口溃决，陈郡（淮阳）地区首当其冲，为害甚烈。余目睹惨状，遂约同人共倡义捐，他为拯民水火，日夜奔波，虽股为之肿，也坚忍不辞。一个月之间，集捐巨款13万。此时，同官多数主张官赈，而连萼力争不如推举明绅施赈，实惠及民，众从其议，灾民因而得活的颇多。
光绪十五年（1889年）夏，天灾迭至。连萼因以忧闷成疾，时愈时发，终令心身大损。他的学生张镇芳侍侧，连萼勉强起坐索笔大书：“吾生平事业竟止此哉!”草毕旋卒。京师部院僚友皆来吊唁曰：“吾侪失一良友，国家失一良臣。”及送榇还乡。邻里来观者，因知其事母至孝、悌及兄弟无不流涕!连萼自幼留心正学，又得同乡曹学礼（解元）、夏耀荣（举人）、黄学骞及淮宁曹若冯诸友，以道义相研究，故其文学成就独大。他一生在家或在官，公事余暇，对倭文端（公）遗书，尤其爱读，手不释卷，志在行其所学。
连萼著有《孚山诗文稿》藏于家。其子师端，廪生，宣统二年（1910年）举孝廉方正。
王瑞孟
王瑞孟（1855～1935），字邻三，项城官会人。出生于耕读之家，因居五故称“王老五”，又有兽医“圣手”的称号。
瑞孟性刚直，族中晚辈人见他，常常悚然敬畏。他兄弟六人，长兄瑞尧、六弟瑞曾均秀才出身。他幼年读书不成，习医，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拜著名兽医田芳志为师，学医五年，对《辨症》药理和治疗（包括针灸）方剂学得较好。
清光绪元年（1875年）开始行医。他对所诊治的牲畜，都细心切脉，有时伏在病畜的胸、腹部，侧耳听音，直到完全把握病症，方对症下药。凡经他治疗过的病畜只要不是绝症，都能药到病除。经过多年实践，对治疗一般时令病和奇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民国14年（1925年）秋，安庄农民王一清牵着病马到他处求医，刚到他的大门口，他说：“赶快回去”。问其何故，他说：“你的马病重，再服药也不会有效了。走快了，可能到家，稍慢一点就会倒在路上。”事实果然应验。
民国22年（1933年）夏，南村有一匹骡子，因患白泌症（即肺结核），找他治疗，经诊断后，他认定病情已到后期，不予开方发药。他安排畜主说：同去后，把笼头取下来，听它自由地吃、卧，过不了十天，它将吃不进草而死。可是，畜主回家后，半信半疑，不忍看着自己心爱的骡子不治而死，随即另请一位兽医又用药又针灸，总不奏效，到十天头上骡子死去。
王瑞孟为人治疗牲畜，从不媚上歧下，对待穷人的牲畜还给以免费治疗。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夏天，一日天降大雨，有一中年农妇，浑身湿淋淋地登门求医，紧张地对王老五说：“俺家的驴，腿上生病不能站，特请先生到家看看”。他问其远近，来者说：“离这足有十里远”。瑞孟见她是穷人打扮又求医心切，就毫小犹豫地披上蓑衣，背上钱褡，赤腿踏泥冒雨而去。在泥泞的路上，他听了农妇叙说其早年丧夫，带着四个孩子苦度时光，内心非常同情。到其家，他已是一身泥水一身汗了，他不尝烟茶，急看牲口。经诊断是急性胫骨流火症（如果失治，会导致四肢瘫痪）。他急忙取出银针，照准四蹄患处的穴位，扎了数针，最后一针刚拔，那驴竟猛地站了起来，蹦跳自如，并连叫儿声。之后，农妇给他端上鸡蛋汤，他没挨口，给他钱，小但分文不取，反而从钱褡里掏出300个铜钱相赠。他说：“这种病我才第一次遇到，扎针时还没有把握治好，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不料却成功了，用你的驴作实验来提高我的治疗技术，理应以微资相报”。他这种医德和体贴穷人的心肠，使农妇感动得热泪盈眶!
王老五行医60年，为千万家农民医治牲畜，排忧解难，其声誉播及项城、沈丘、淮阳、商水、上蔡、汝南、新蔡、临泉、界首等地，有兽医“圣手”之称。在他80寿辰时，给他送寿匾、竖路碑的人络绎不绝。匾上“德和桑梓”、“辞严气正”、“刚正同钦”的大字金光闪耀，一座“惠及乡党”的懿行碑巍峨地矗立在官会东公路北侧。
杨凌阁
杨凌阁（1857～1918），字仲唐，号怡斋，晚号遁庵，项城北35公里侯家楼村人（今属商水县）。幼聪颖、好读书，少有才子之称。18岁进学为案首，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恩科举人，十八年（1892年）进京会试不第，终生以教书为业。
杨凌阁与其兄凌霄遵循孝悌之道，日常出入以礼，兄友弟恭。对父母晨省昏定，终日毕恭毕敬。父母死后，皆慎终三年，在群众中广为传诵。
杨凌阁因家境拮据，自19岁时就开始在项城高寺教书，从学者甚多。光绪二十年（1894年）经河南学政邵松年、巡抚裕宽的推荐，到开封“明道书院”任监院。他与书院山长黄曙轩（湘潭举人），相处融洽，并以老前辈、师长视之。二人经常研究学问，受益匪浅。凌阁授课，要求严格，因才施教，精辟讲解，结果有4名学生同榜中举。杨后到许昌育英书院任山长，因成绩显著，经邵松年的提拔，任固始县教谕。当时家属随任，夫人亦善纺织，时人称颂。在任满返里时，家乡以为富贵而归，结果两袖清风，一本如常。车上运回的全是机杼、织布工具和教学用的书籍。此后，在家专教子女，善《周易》、晓医学，乡人请其看病的络绎不绝。随之，京都委他任礼学馆顾问兼修《大清通志》，时世乱辞而不受。后应总督张镇芳之邀主修《项城县志》，他认真负责精心指导，仅三年即出色地完成任务。宣统三年（1911年）省聘为谘议局副议长，他以友谊关系，勉强应任。不久，武昌事起（辛亥革命），遂出走．乘火车到黑龙潭，因此晚号“遁庵”。
杨凌阁学宗孙夏峰，得力于湘潭黄夫子，是中州理学派的典型人物，他常说：“中州孙夏峰开其先，八先生（乃睢州汤斌、汝南张忠诚、嵩阳耿介、柘城王敏修等）继其后。”他主张：“明学术以正人心，未有学术不正而人心正者。世道之隆替由学术，国家之变击有人心。”
民国初，旧友商水李擢英（进士）由京辞官归里，邀请杨主修《商水县志》，民国6年（1917年）《商水县志》完稿后，家遭不幸，杨凌阁因伤心过度，于次年正月初二病故，终年62岁。
杨凌阁平生著有《杨遁庵遗集》，1921年出版，其中有《易说》、《大学说》、《识仁说义》、《弟子识浅解》、《家规述要》、《怡怡文草》等。
袁世凯
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别号容庵，自号洹上渔人，世称袁项城。咸丰十九年（1859年）九月十六日，生于河南项城袁寨的朱甲门弟。袁自幼读书，但生性顽皮，厌文喜武，学业无成，青少年时代一直过着纨绔子弟生活。
光绪七年（1881年），袁世凯投淮军统领吴长庆（袁世凯的养父袁保庆的故交）麾下，帮办文案。次年随吴长庆赴朝鲜平乱。在为朝鲜王训练新建亲军中，袁初露才干，深得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赏识。光绪十年（1884年）十二月，朝鲜亲日派发动“甲申政变”，袁率清军和朝鲜亲军镇压了发动政变的开化党，赶走了日军，拥朝鲜王李熙回宫。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月，李鸿章奏派袁为驻朝总理交涉通商大臣，从此袁以监国大员自居，干预并操纵朝鲜内政外交，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大起义，日本侵略朝鲜进而向中国使署挑衅时，袁才怆惶乘轮潜回中国，结束了他在朝鲜十二年的政治生涯。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全国哗然，在朝野一片“改练新军”的呼声中，袁被委派接管“定武军”（甲午战争期间成立的一支使用新式枪炮的队伍），取得督练新军的权柄，到天津小站用近代军事训练方法督练新军。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袁晋升为直隶按察使，专管练兵事宜。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即农历戊戌年，光绪帝为推行变法，笼络袁世凯，赏其候补侍郎，在随后的“百日维新”中，袁倒向保守派，戊戌变法失败。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袁升任工部右侍郎。同年十二月六日，再晋升为署山东巡抚，并率武卫右军前往山东任职。次年，袁镇压了山东境内的义和团，赢得了中外反动派的同声喝彩。在八国联军洗劫北京期间，袁拥兵自重，并乘机扩充自己的实力，使武卫右军成为北方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因袁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期间护驾有功，慈禧加封袁为太子少保衔，并赏黄马褂，特许紫禁城骑马。袁因此被人们称作袁宫保。十一月，李鸿章病死，袁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完全继承了李鸿章的内外政策。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袁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练兵大臣，并在河北保定创设北洋军政司（后改为北洋督练公所），自兼督办，下辖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此后，又兼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镇压了直隶广宗县景廷宾领导的农民起义。与此同时，袁还废科举、办学堂，先后兴办了陆军小学堂、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小站电讯学堂、大沽宪兵学堂、保定军官学堂等，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月，袁置日俄帝国主义对我东北领土的争夺于不顾，宣布“局外中立”。同时，依清廷扩充新军计划，在鲁、豫、皖招募壮丁，训练成北洋军的第三、第四镇。次年，又在武卫右军的基础上，加上新征募的壮丁等建立北洋军的第五、第六镇。至此，完成了六镇北洋军募练，实力达到七万余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袁成了这个集团的总头目和清廷的重要决策人。位高权重的袁世凯遂引起了清统治集团的猜忌，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廷调任袁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实际上剥夺了袁对北洋军的直接指挥权）。宣统元年（1909年）一月二日，清廷又发布谕旨，勒令袁回籍养病（实际上解除了他的一切职务），他也因此在河南过了两年所谓的隐居生活。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不得不重新启用袁世凯，十月十四日任命袁为湖广总督，统领北洋军镇压革命。十月二十七日，又任命袁为钦差大臣，率水陆各军南下阻止革命党人的北伐。十一月一日，清廷授袁为内阁总理大臣。至此，袁取得了清廷统治下的全部权力。面对辛亥革命运动，袁世凯一方面借革命声势威吓清廷，逼其退位，另一方面与革命党人讨价还价。孙中山以清帝退位，袁赞成共和为条件辞职，荐袁接任临时大总统。民国元年（1912年）2月15日，南京参议院应孙中山的咨请，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10日在北京就职。次年初，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主张依靠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多数席位组织内阁，以控制袁的独裁，袁遂密令总理赵秉钧派刺客将宋暗杀于上海火车站。7月，袁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镇压了孙中山领导的以讨袁为旗帜的“二次革命”。10月6日，袁在北京派出军警包围国会，胁迫议员选举他为民国正式大总统。11月4日，袁下令解散国民党。民国3年（1914年）1月，又下令解散国会。5月废除具有宪法性质的民国《临时约法》。民国4年（1915年）5月9日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2月中旬，袁颁布帝位申令，接受百官朝贺，封爵加官，并成立帝制大典筹备处，下令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预定1916年元旦举行登基大典。袁世凯面对全国如火如荼的护国讨袁风暴及其内部的众叛亲离，无可奈何地只做了83天的皇帝梦，便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23日取消洪宪年号，恢复民国政体。袁忧郁成疾，于6月6日早上气绝身亡。死后葬于彰德（安阳）。
袁世凯少小离家，先后七次回项城，或省亲或奔丧，给家人的印象是：性任侠，喜为人不平，慷慨好施，以善为乐。故寒士多依为生，士绅推戴，负望乡里，结识诸多书生文士。光绪二十九年（1899年）重修莲溪书院（址在今秣陵镇）时，袁曾捐银500两。
刘永庆
刘永庆（1862～1906），字延年，项城丁集人。幼年就学，有大志。12岁时曾言：“读书是为了学得本领，能像岳飞那样保家卫国，而不是求取功名，骑马坐轿。”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冬，袁世凯出任朝鲜通商交涉事务大臣，邀请刘永庆同往朝鲜。在朝鲜帮办事务中，他措施得当，为办理龙山通商事宜、监督韩语学堂及任仁川领事等，卓有成效。因此，得以由县丞（八品衔）越级保升直隶州（五品衔）。光绪十九年（1893年）奉调回国，二十一年（1895年）军机处诸大臣集议奏练新建陆军，朝廷任命袁世凯全权负责，袁推荐永庆充任军米制造、转运粮饷等军需要职。二十六年（1900年）袁世凯授职山东巡抚，永庆随任前往办理军需。二十七年（1901年）永庆以知府衔选充山东全军参谋职务。这时，正是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他应朝廷诏旨勤王，因京师稍安，未行，又经抚台保升道员。不久，曹州一带，民众起义，他认为：齐鲁是京畿的屏障，若民有变，将会影响清朝大局。于是，禀请袁世凯，从速剿除。旋奉朝旨：“事从剿”。他以镇压民众有功得朝旨，交军机处以记名简放并加二品衔。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朝廷批准奏设北洋军政司，诏刘永庆主持，继而派赴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对军队大加整顿，因而军队素质较前提高。二十九年（1903年）冬，京师特设练兵处，仿日本陆军省之制，分设3司以总全国军务。军机处以刘永庆知兵，奏请当此重任，奉旨赏加副都统衔，充军政司正使。未几，特授镶白旗汉军副都统，这是清朝开国近三百年来的首次由汉人荣膺。三十一年（1905年）改设江北提督署，拜永庆代理提督兼任漕运、盐务，镇道以下行政机关，统归节制，并加兵部侍郎衔，军事方面机宜，得专折奏报。诏旨有云：“江北地方重要，宜有精强得力之大员以资统摄”。刘永庆感恩，誓以身报国。在他受任江北提督辞朝时，上谕：“强调注重改练新军，并念治兵必先筹饷”等语。北江地带，瘠贫异常，筹措款项困难，乃与两江总督周馥竭诚商榷，共同计划筹款百余万，不数日而定议。同时，在维持地方治安方面计议说：“警察为治安之本，宜训练巡警，设警察机构”。随后在江北各地陆续开办警务，加强对地方的统治。三十二年（1906年）春，练兵处奏请拨陆军13协（旅）归江北督署训练。于是，开办督练公所，他朝夕与众筹划，不厌其详。又因江北兵事，尚待扩充，急需造就人才，以备任用，遂奏请特设陆军速成学堂一所，他亲临考校，并谆劝诸生，以立志、立品，养成军人资格为要务。
是年夏，大雨连绵，月余不止。所属江北地带，积涝成灾。随而各处抢米的案件，频出不止，将有聚群骚乱的势头。这时，永庆昼夜焦思，废寝忘食，预筹补救办法。继而湖河水势暴涨，为历年所罕见，江淮沿岸，险情连报。刘永庆随即派兵助民防汛，并多次冒雨亲往险堤勘查，与众同力，他人劝其休养，断然拒绝，并与众说：“但使江北数万生命得免流离，我一身劳瘁何足惜!”淮海一带饥民，纷纷南下，刘永庆又日夜筹议赈济，并立刻与南京、苏州函电交涉，从速为民请命；这时，驻防各军在河防日夜奋战，永庆亲往各个防段慰问，兼查水势。适逢骤雨，他仍挺立河岸，衣服湿透，身体受寒，归而病重，未待抢救，次日不幸去世。临终之前，犹为赈务忧心忡忡，并以颤抖之手，复电南京。当时江淮军民听到噩耗之后，很多人含泪说：“永庆勤劳为民，忠诚报国，堪称楷模!”
张镇芳
张镇芳（1863～1933），字馨庵，号芝圃，项城阎楼村人。8岁入私塾读书，后在其父张树桢（举人）严加教诲下，授以仕进之术；在经师余连萼（进士）的诱导下，致力于科举考试。清光绪十年（1834年）补为廪生；次年，考选为拔贡。秋，乡试录取榜首解元（第一名举人）；光绪十八年（1892）成进士，时年29岁。
张镇芳成进士后，任户部主事（六品），居于京都八年之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狼狈出逃，辗转至西安。此时，张镇芳亦微服遁出北京，为追及“两宫”，途中历尽艰辛。被任为陕西司行走，在西安效劳“两宫”，无微不至，为此，深得主上赏识。待“两宫”回銮后，对张镇芳恩赏四品衔。
张镇芳由西安返回北京时，曾应山东巡抚袁世凯的邀请，绕道山东晋谒，会晤后，袁世凯以为张镇芳内有姻亲之谊，又是进士出身，欲留其在鲁为己效力。张镇芳因新获上宠，不愿调离，旋即回京，在户部农曹任职。不久，又委以“银元局”会办。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病死，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从一品），视事后，即奏请调任张镇芳为直隶差委总办，天津河间兵备道，转长芦盐运使。在此期间，张镇芳曾与英国驻华大使交涉，改英国独办的开滦煤矿为中英合办。
光绪三十年（1904年），废科举，兴学堂后，张镇芳曾捐资创办项城县柏庄铺（又名：百冢铺）师范学堂。宣统末，接署直隶总督。他为延续《项城县志》，解囊续修。同时，他还向项城县当局提出：兴修项城水利《三岸书》的建议（即汾、泥、谷三河岸）。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袁世凯奉旨：开缺回籍养疴，袁由北京乘火车前去天津，张镇芳秘密地到顺德饭店探袁，寒喧一阵，馈送他一笔巨款，表示以后照料袁的家属生活，并劝其不要在此逗留。
民国元年（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任命张镇芳为河南都督兼民政长，张遵命到职。张在任期内，全面恢复革命前的旧秩序。“宋案”发生后，开封革命党人召开宋教仁追悼会，国民党河南省支部机关报——《民立报》编辑敖瘦蝉写了幅挽联：“目中竟无拿破仑，宜公先死；地下若逢张振武，说我即来。”张镇芳认为此挽联是“指桑骂槐”（骂袁世凯的），立即将敖捕杀。《民立报》曾对“宋案”、“罢免赣、粤、皖三督案”（赣督李烈钧、粤督胡汉民、皖督柏文蔚）多有揭发，因而张镇芳对之极度不满，继而开封火药库爆炸，张镇芳认定是《民立报》人所谋，派军警包围报社，逮捕报社职工10余人，其中编辑主任罗锐青、记者刘绶青、会计邢拱宸、临时校对姚黄等，经严刑审讯后，全被杀害。张镇芳还建立所谓“军警联合会”，分别到各县、市侦缉，太康县青年学生李纯，被“军警联合会”逮捕后，稽查员李永谦逼其承认是孙文、黄兴派来的，其实十几岁的李纯根本不知道孙文、黄兴是什么人，最后被枪杀。新蔡县青年学生马友斋、杨元杰、薛龙涛等3人，解至开封，刑讯后被杀害。项城同盟会员朱丹陛，在项城被追捕枪杀。尤甚者，在开封后街一所宅院内，有城乡来客28人，因系友好，在那里烧香结拜，被人告密，说他们在开封追悼阎子固（新蔡人，国民党河南省支部领导人之一），即被“军警联合会”逮捕，28人全被枪杀。
与此同时，豫西白朗起义，以反袁为口号，四处活动。袁世凯随令张镇芳使用“武力镇压，勿令蔓延!”张镇芳对白朗军变幻莫测的活动，在指挥上不够灵活机动，只是于每次战斗后，镇压些无辜群众，致使白朗起义军的战火，愈燃愈烈。民国2年（1913年）冬，袁世凯闻报白朗军势很盛，并将威胁项城，急派陆军总长段祺瑞赴豫视察。次年2月13日以“剿匪无方，乱杀青年”将张镇芳撤职，豫督由段兼任。民国4年（1915年）初，张镇芳鉴于北方没有商业银行，经袁世凯批准，3月盐业银行（官商合股）成立，由张镇芳主持，盐务署拨款10万元为官股，张本人私股40万元，次年6月袁去世，官股也就无人提及了。民国6年（1917年）春，张勋在徐州召开督军团会议酝酿复辟，与张镇芳密电磋商，督军团及各方代表签署决定复辟时，张镇芳亦应邀赴徐州与会。6月11日。张勋到天津。14日，随偕张镇芳、雷震春等率7000名辫子军，耀武扬威地进入北京。19日，张勋在南河沿自己的公馆，邀请张镇芳、雷震春、吴镜潭、万绳罐、胡嗣瑷、康有为、江朝宗、汤玉麟、冯麟阁、张海鹏等人开特别会议，其中心内容是：请皇上（溥仪）复位和北京城的治安问题。7月1日，溥仪复位，诏授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张镇芳为议政大臣。张镇芳兼任度支部尚书。7月12日，张勋复辟失败，避人荷兰使馆。张镇芳、雷震春同乘火车欲遁回天津。行至丰台，即被段芝贵（讨逆军东路司令兼北京卫戍司令）下令逮捕，遂解至铁狮子胡同陆军部羁押。张镇芳在羁押中，表现出“世受君恩、忠于故主”的态度，认为恢复清朝，是他的责任，这样做是对的。后移交大理院审理，在审理过程中，有岳乾斋（盐业银行北京行经理）为其周旋，特聘律师汪有岭出庭为张镇芳辩护（出庭费10万元）；又有熊希龄（京畿赈灾督办）、王祖同（张任豫督时的内务次长）2人，为营救张镇芳而四出奔走。此时，张镇芳之子（张伯驹）以其父的名义，义捐赈款40万元，在岳、熊、王的多方通融下，将张镇芳判无期徒刑，送交监狱执行。时隔两天，又以病为由，把张镇芳保外就医，送回天津。
民国9年（1920年），皖系失败后，9月，张镇芳应张作霖的邀请赴奉天。一天晚上。在谈话中，提及盐业银行领导权被吴鼎昌（浙江人，皖系，曾任财政部次长）攘夺，张作霖遂令人给吴鼎昌发电要回银行董事长的职权，即推举张镇芳为董事长。张镇芳为此向张作霖献计：“陕西省地居关中，既可雄视中原，又可控制西北，是个天府之国，如能掌握，就可以左右时局”。这段话，勾起了张作霖觊觎关中抢地盘的决心。
民国16年（1927年），张作霖自任安国军大元帅，派财政部次长董士恩到天津，邀来张镇芳面晤商谈组织内阁事。张镇芳以“自己的政治生命，在张勋复辟中，毁誉一生。同时，南方革命军胜败难可逆料”为由婉辞回津。
张镇芳从1928～1933年，任盐业银行董事长，不介入政界，1933年病故，葬于天津。
韩振岐
韩振岐（1873～1952），字景周，号贞一，项城傅集人，清末廪生。
幼孤力学，边耕边读，虚怀若谷，搜集众长。曾受业于本县的张镇芳、黄学谦、杨仲唐，后又从学于陕西牛孟周（当时号称牛圣人）、张杲斋诸名师。他笃理学、擅书法，为清末民初项城文坛名人。
韩振岐因家庭经济困难，中秀才后即设馆授徒。在教学期间，循循善诱，因才施教，因此教学效果显著，曾被袁寨袁府聘请任教多年。此间，博览群书，见闻益广，遂决心济世从政。民国8年（1919年）任南阳放赈委员时，曾深入灾区抚恤，把救济物资及时恰当地用于灾民。他放赈时写有一幅对联：“聚万家脂膏，未尝受福一脔；抛半粒粟米，不免开罪三农。”嗣后，曾任项城公款局局长、洛阳县第二科科长、渭南特税局会稽主任。他从事经济工作一尘不染，家庭未增添一分土地。对贫苦群众，却能尽力扶持，据韩炳祥老人回忆：“每年年终，韩振岐派家人乘夜晚将粮食送到缺粮各户。无家可归的韩炳尧住在庙内，韩振岐叫孩子给他送粮送饭多年，直到老死”。
民国3年（1914年）冬，协同附近村民在本村修寨，他身先民众，踏着冰凌下水挖海河。在他的带动下，工程很快完成，使群众有了安身之地。民国15年（1926年）12月，外村群众多住在草庵内，韩振岐把自家的堂屋腾出来，让坐月子的妇女搬去，这一勇破陋习、关心妇幼的情操，至今仍为当地群众称道。
韩振岐于1952年病逝。生前著有《迈征交勋录》、《岸室录》、《贞一诗文集》。
朱丹陛
朱丹陛（1878～1913），名紫贵，曾用名朱炳薰，项城西盛营人。出生于自耕农家庭，幼读私塾，塾师曾说：“紫贵少有大志，与众不同。”16岁成秀才，后入保定学校学习。当时，中国处于列强分割的局面，民族压迫异常严重，内忧外患接踵而来。朱丹陛目睹此景，义愤填膺，每与友人日：“吾辈生不逢时，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实为国耻，中华民族已到危急万分之际，古人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吾辈岂能袖手旁观!”于是，他和进步同学一起积极宣传革命道理。在实践活动中逐步结识了很多革命志士，如封丘的杜扶东，新蔡的刘粹轩、刘放甫、任芝铭、阎子固、夏述庚等。
朱丹陛在保定学校毕业后，曾先后任教于新蔡侯阳小学，巩县黑石关师校、卫辉中学、北洋优级师范等，以教书为名向广大师生宣传革命思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朱丹陛和阎子固等人受同盟会的派遣到新蔡、息县、潢川、陈州、项城一带，结合安徽张孟介组织淮上军，待机同清兵交战。
民国成立后，他被项城推选为河南省临时参议院议员。民国2年（1913年）任国民党中央总部评议员及国民党河南省分部评议员。这时，袁世凯阴谋颠覆共和，极力排斥国民党和一切进步爱国人士，网罗保守势力，派其亲信张镇芳为河南都督，以达镇压革命的目的。丹陛闻讯，即时发动群众进行示威，张贴标语，高喊口号反对张镇芳督豫，故张对朱丹陛极为怀恨。张镇芳提出朱丹陛仅是秀才不能任评议员，朱丹陛提出张镇芳于革命无功不应当都督，矛盾日趋紧张。后来国民党中央总部派遣朱丹陛北走张家口以及内外蒙古，宣传组织革命，目的未达又回河南工作。因黄兴等人发动二次革命，责成朱丹陛设法炸毁河南省开封火药局（库）以配合赣、皖、粤等地的反袁斗争，自接受任务后即商《民立报》的人员，不顾个人安危，是年7月1日组织炸毁火药局的行动，事后即回家避难。张镇芳派人跟踪到项城西盛营，趁夤夜之际将朱丹陛和母、妻及二子一齐逮捕，当日拂晓杀害于项城西关刑场。刑前朱丹陛面不改色，侃侃而谈，谓家属和群众日：“我朱丹陛没干任何坏事，为了革命，为了爱国，为了反对腐败政府，……我死而无憾!我相信革命党人是杀不尽的，希望儿子继承我志，将来革命会彻底成功。”又嘱其子日：“你等要孝顺祖母和母亲，爱护弟妹，能如此我亦含笑九泉了。”
民国15年（1926年），冯玉祥主豫时，为表彰辛亥革命烈士，曾责成河南省国民党党部同项城县县长赵彦卿在项城县城隍庙附近建立忠烈祠（未果），并召开追悼大会，县城内各机关全体人员参加，县长赵彦卿致悼词。
民国32年（1943年）秋，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委派张放来项创办丹陛中学，并向中央教育部备案，以作永远纪念朱丹陛之革命精神。
1983年，项城县人民政府宣布朱丹陛坟茔为县文物保护单位。
田镇南
田镇南（1888～1974），字柱峰，号位午，项城王明口田老家村人。父作霖，曾任前清南阳镇守使。兄弟三人，他居长。二弟镇瀛，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局长；三弟镇洲，曾任河南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镇南幼时，曾由其父聘请文史、英语教师教诲六年，后入陆军速成学堂学习，又当了两年陆军中学教师，后到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在冯玉祥部任营、团、旅长等职。因治军有方，很受上级器重，特配优式装备，号称“劲旅”。民国13年（1924年），田镇南受令先后任甘、陕、宁、青四省禁烟督办、交通处长、造币厂监督等职，作出了一些成绩。民国16年（1927年），国民革命军渡江北伐，孙连仲率10万大军出潼关时，田镇南为其运筹帷幄，与北伐军在中原会师。田镇南继而任河南省民团军军长，使地方治安一时好转。民国26年（1937年），田任30军军长时“七七”事变爆发，30军于7月11日开赴保定、涿州、琉璃河一带驻防，后又扼守娘子关。12月中旬，日军进入娘子关谷底时，30军居高临下猛烈攻击，将日军小岛旅团全部歼灭。
民国27年（1938年），30军奉命开赴台儿庄前线，正面接触日军板垣和矶谷两师团一部。3月30日，田镇南随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冒着枪林弹雨视察阵地，并命令师长池峰城死守，池率众宣誓：“台儿庄是吾人之光荣，亦是吾人之坟墓”。田镇南随命令部下，当场抬一棺木，誓与台儿庄共存亡。因而士气大振，决心与日军血战到底。
4月2日，台儿庄阵地失去三分之二，阵地一片硝烟火海，1600多户民房化为灰烬，孙连仲多次向上级请求撤退，均未获同意。田镇南深知军令如山，遂采用围魏救赵之计，当即命令第30师师长张金兆率部对南洛、北洛之敌发起猛攻，使日军不能合围，打乱了日军的阵脚，减轻了主阵地的压力。
在阵地上，田镇南亲临督战，面对弹片横飞的战场，他神情自若地说：“若被（子弹）击中，是中头奖也”。对官兵鼓舞很大。4月7日，日军在内外夹击之下，伤亡惨重，被歼1万余人。
5月下旬，田镇南受到国民政府中央军委的嘉奖，荣获“青天白日勋章”。田率余部到河南信阳休整后，遂升任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兼豫南挺进军总指挥。民国三十年（1941年）春，田镇南率挺进军5000余人，在驻马店出其不意袭击日军，敌受创后，不敢再轻举妄动。
民国31年（1942年）秋，田慨然解囊在家乡创办谷河中学及田老家小学，聘请良师任教，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
民国34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田镇南退役，任河南省政府委员。民国37年（1948年）冬，田被军委起用，任徐州“剿总”第八兵团副司令官，淮海战役失败后，田随军去台湾，任一届立法院委员。1974年12月2日病逝。
张凌云
张凌云（1895～1946），字步衢，项城新桥刘营村人。清末，其父张连山为抗粮抗款，打死衙役一人，被捕入狱。为此，倾家荡产。后迁居现址刘营村当佃户，生活困苦。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荒严重，人自相食，张连山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将13岁的张凌云送给张埝村的张子荣为义子。张凌云在义父家的药铺里辛勤劳动，长大成人。一日，他看到药铺中挂着“济世活人”的招牌，却自言自语地说：“在这个年头，开个小药铺，当个医生，能救活几个人呢?我不如当兵，用枪杆子和热血去救活更多的人!”于是，在他19岁时，投到冯玉祥部当兵。在部队里，他除白天参加紧张的操练外，还在夜间苦练杀敌本领。因他作战勇敢，屡建战功，由班长、排长、连长，升任冯玉祥司令部的手枪营（即警卫营）营长，后又升任第2团团长、第8混成旅旅长。民国14年（1925年）12月，率部在天津杨庄车站同奉系军队交战，时值烟雾弥漫，寒风刺骨，他身先士卒，一连冲破奉军两道防线，使部队迅速占领了天津。在这次战斗中，张凌云三处负伤，住院医治月余出院。民国15年（1926年）1月，冯玉祥部控制了热河、察哈尔、直隶、北京、天津、绥远、甘肃等地区。这时，张凌云的部队驻守京畿。3月18日，京师发生镇压学生的武装行动，凌云得知后，急派一个警卫营跑步到总统府门前保护游行示威的学生和群众，未果。民国16年（1927年）张凌云部奉调去豫东剿匪。当时，史万成匪部固守商水城，曹福林旅屡攻不下，由第八混成旅接防后，在张凌云指挥下，经两天激战，攻破城池，匪部溃逃。他遂晋升第6师师长兼南阳镇守使。
民国25年（1936年），凌云在陆军29军（宋哲元部）任骑兵司令，兼独立25旅旅长，驻守北京南苑、西苑。抗日初期，其部在靖海与日军接火，他以一个旅浴血奋战，阻击20余天。民国27年（1938年），凌云任77军副军长兼37师师长，部队在兖州战役中，全师荣获中央军委嘉奖。之后，部队移防老河口，在随枣战役中击溃日军一部。民国31年（1942年），凌云任59军副军长兼安徽省怀太师管区司令，后其部过项时，司令部驻在老城东街。当张凌云得悉新桥的乡亲熊兆祥兄弟为争地边兴讼时，立即派警卫员到县司法处抽回诉状，并邀请双方在司令部设宴解和。
抗日战争胜利后，怀太师管区撤销，张凌云调回南京，行至离桐城不远的新安渡，为当地匪徒杀害，卒年52岁。
王泽润
王泽润（1896～1928），字恩沛，生于小康家庭，原居项城老城王路口村，后因避乱，迁居张庙寨。少年时期，入私塾读书，学业长进。少有志向，爱武术，喜读《兵书》。民国4年（1915年）考入保定军官学校骑兵科第四期学习，两年毕业。民国6年（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4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宣布讨伐张勋。王泽润所在部担任主攻任务。在这次反复辟的战斗中，王泽润和所在部队立了战功，受到陆军部的嘉奖。8月14日，代理总统冯国璋宣布对德宣战。12月，段祺瑞任参战督办，组织参战军，泽润为参战军骑兵旅排长。大战结束，参战军改为边防军，王任骑兵连长。
民国9年（1920年）直皖战争中，段祺瑞失败，王泽润回河南，在开封陆军军士学校任教官，旋到冯玉祥部队第16混成旅任连长，并先后任营长、团参谋长等职。后来，吉鸿昌任36旅旅长时，王泽润任旅参谋长。民国15年（1926年）国共第一次合作，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从苏联考察回来的冯玉祥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县誓师，组成国民军联军，即日率师援陕，冯派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王泽润随吉鸿昌的先头部队人陕，在咸阳地区发动总攻，经过40余日的激烈战斗，到11月27日晚，刘镇华（陕甘讨贼联军总司令）的大本营十里铺遭袭，被迫从西安撤围东溃，从而解救了杨虎城（国民3军第3师师长）之困。吉部因立了首功，吉鸿昌被提升为19师师长。在作战中，吉称赞泽润机智勇敢，多谋善断，参谋有方，随提任他为19师少将参谋长。
西安之围被解，但陕军余部尚未完全消灭，当吉鸿昌部队推进到渭南时，适有陕军一个团（系刘镇华的掩护部队）占据高堡子镇，坚守抗拒，阻止前进，吉即迅速包围此寨，准备打歼灭战。当时，据侦察员报告：守军拥有1500人，兵力雄厚，团长名叫阮勋，是河南嵩县人。据此，在师指挥部研究围歼行动方案时，王泽润说：往日曾在开封和阮勋有见面之识。同时，吉鸿昌为了充实自己的部队，意欲招降阮勋，便派遣王泽润去说降阮勋，许他给予正式整编。经过双方会谈，阮勋诡说同意接受国民军的改编，并要求停止进攻，包围军后撤，留出时间整顿出降。王泽润回部向吉鸿昌师长作了如实汇报。时过两天，未见阮勋动静，吉又派泽润前去询问。当泽润及其卫士（有1名手枪连长、4名战士）进寨后，阮军突然开火，泽润等人不及闪避，壮烈牺牲!
援陕胜利后，吉鸿昌在潼关北门里操场内为王泽润等举行追悼会，会上宣读了冯玉祥总司令下达的“追认王泽润等为国民军烈士”的命令。总指挥孙良诚题词为“浩气长存”，吉鸿昌题词为“永垂不朽”。大会决定为其树立纪念碑，分别将题词镌刻在碑上。同时，还命名这个操场为“红场”，以示纪念。
1928年10月，王泽润的灵柩运回项城，县长张义超率政、商、学、兵各界代表以及当地士绅、群众数百人，臂戴黑纱，高举挽联，垂默迎接!抵家举行葬礼，在一片哀乐声中安葬在王路口村西。
黄维纲
黄维纲（1897～1943），字震三，号雨辰，祖居项城郑郭范营村。民国8年（1919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次年入伍，民国11年（1922年）转入冯玉祥将军的十一师，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第2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谋处长、第2集团军军官学校校长等职。民国19年（1930年），冯玉祥部在中原大战失败后．被改编为第29军，黄任该军第38师112旅旅长。民国26年（1937年）38师扩编为第59军，任第38师师长，民国29年（1940年）5月29日升任第59军军长。
黄维纲为人刚正，富有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平时治军严谨，与官兵共甘苦，战时身先士卒，不怕牺牲，英勇善战，指挥有方，深得上级器重和下属爱戴。
民国22年（1933年）3月初，日军万余人由热河平泉向喜峰口进犯。司令部命第38师增援，张自忠师长即令黄维纲率112旅急驰喜峰口，黄维纲指挥若定，3月11日他率部攻击喜峰口及其左侧孩儿岭时，遭到敌人猛烈阻击，与敌人展开浴血奋战，他脱去上衣指挥战士奋勇向前，反复冲杀，日军死伤惨重。3月14日，日军多次组织反攻，均在该军左右夹击下惨遭失败，激战至3月16日，日军不支向平泉方向溃退。此次喜峰口战役中，黄维纲以战果显著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喜峰口战役后，112旅奉命驻防龙关、赤城、龙门所一带，防止日军进窥察（察哈尔省）东。民国34年（1935年）元月初，日机向该旅驻地频繁侦察并投掷炸弹，同时日热河驻军司令森一郎向黄维纲提出警告：要求该旅撤出龙门所。当遭到痛斥与严词拒绝后，日军于元月16日，组成2000多人的步炮骑联合作战队伍，向龙门所阵地发动进攻，并派飞机配合作战。日军借猛烈炮火掩护，多次竖云梯爬城，均被击退。该旅以劣势武器对日军优良装备，扼守长城，激战3天，歼敌800人，使敌企图终不得逞，最后承认“误会”，缩回原防地。
民国25年（1936年）5月，第38师师长张自忠出师天津，112旅随调往小站、大沽，驻防津南一带。民国26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在7月28日大举侵犯北平的同时，天津之日军也占领了东局子飞机场和天津车站等地。黄维纲率部与日军战斗于天津外围，并在马厂、碱河及沧州一线阻击日军向津浦线进犯。其后部队撤转至山东东阿、平阴附近，第38师奉命扩编为第59军，张自忠出任军长，黄维纲升任38师师长。在驰援石家庄作战中，率部队西行至河北省广平县与邯郸东进之日军遭遇，即令部队迅速展开，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歼灭日军400余人，缴获大批战利品。不久59军奉调归徐州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指挥。
民国27年（1938年）2月，日军为了打通津浦线，南北夹击徐州，相继攻克淮南明光、池河、定远各地，日军强渡淮河，河北之小蚌埠、曹老集亦为日军所陷。当时59军奉战区司令长官令增援淮北。11日行至固镇与日军相遇，黄维纲师长奉命向日军猛烈攻击，并乘胜克复曹老集、小蚌埠、怀远，迫日军退回河南，形成两军隔淮河相峙状态。
3月上旬，日军坂垣师团围攻临沂，战况吃紧，59军奉命驰援临沂，一昼夜急行军90公里，于3月12日到达临沂城郊。为捕捉战机，部队未加休息即于当晚强渡沂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插入坂垣师团之后侧，避敌优势装备之长，采用夜战、近战的战术，在佛房头、沙岭子、独树头、大小太平、许家太平、陈家太平等六处突入日军阵地，血肉相搏，一夜之间杀敌2000余人，敌遂放弃攻城，转而专对第59军作战。3月13、14日，双方在沂河两岸反复撕杀，战线犬牙交错，战况惨烈胶着，在3天激战中毙敌约五六千人。第59军伤亡惨重，黄维纲所率之第38师（辖3个旅）每战冲锋在前，首当其冲，战前全师1．5万人，战后剩不足3000人。
6月，59军转移到许昌、驻马店一带整补。9月，日军由合肥、六安进犯潢川、固始、商城，迂回进攻武汉。59军奉调开赴潢川阻击西进之敌。38师112旅在潢川东春河集与敌遭遇，经迎头痛击将敌遏止在潢川以东地区，主力部队38师在左，180师在右，从宴家河起至淮河止沿潢水左岸布阵阻击敌人，敌多次进攻均不得逞。13日，59军在潢川完成阻击掩护任务后，奉令向经扶县（今新县）转移。20日，59军又由经扶县向京山、钟祥、襄河地区转进。10月，在京山以西三洋店担任防务。
民国28年（1939年）4月，日军发动随枣战役。38师在宜城东南的田家集激战3昼夜，亭子山一仗敌人伤亡50余人，俘敌战马80余匹。次年5月，日军发动枣宜战役，张自忠将军率少数部队深入敌后，截击北犯之敌，以38师为主力的截击部队在枣阳西南的梅家高庙发现敌人约七八千人，由北向南窜犯，此时该师正由西向东前进，黄维纲师长见机不可失，果断地命令队伍成南北一线展开，乘敌不备，向敌侧背发动猛烈攻击，敌猝不及防，遗尸千余具，仓皇向东南溃逃。黄师在乘胜追击中，接到长官命令，令截击枣阳以西向南回窜之敌13师团。张自忠将军立即下令分成两个纵队，由黄维纲师长率38师、179师为左纵队，向田家集、新街一带截击，张自忠将军亲率74师及手枪营和骑兵一部为右纵队，向方家集、南瓜店一带截击。5月16日，张自忠将军在南瓜店附近遭敌围攻，因寡不敌众为国捐躯。时黄维纲师长正率左纵队在新街附近与敌激战，当他得知西方战况紧急时，心急如焚，由于未接到总司令的命令不敢擅自放弃当面敌人而前往支援，直至击溃敌人，占领新街后，令179师追击逃窜的敌人，自己率38师向西驰援南瓜店。于5月17日开始反攻，经一昼夜激烈战斗，5月18日克复南瓜店附近山区，找到了张自忠将军的遗骸，护送至襄河西快活铺总司令部。张自忠将军殉国后，黄维纲升任59军军长。民国30年（1941年）2月3日，敌第3师团主力由方城石桥南犯，59军西撤潦河西岸防守，4日敌攻陷南阳，6日在友军的配合下，黄维纲率部反攻，收复南阳，敌向唐河东逃窜。
黄维纲多年转战于抗日第一线，连年征战鲜离战场，以致积劳成疾，不幸在民国32年（1943年）8月3日，病逝于湖北南漳抗日前线驻军防地，以身殉职，年仅46岁，归葬于原籍河南项城。当时，国民政府曾明令褒奖，晋级陆军中将。此后，以抗日殊功人祀忠烈祠。
张伯驹
张伯驹（1897～1982），名家骥，项城老城阎楼村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民盟中央文教科技委员会委员，是著名的文物收藏家、中国古典艺术研究家、书画家、诗人。张伯驹8岁人私塾，9岁能作诗，幼有神童之称。19岁考入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公处的模范团骑科学习。毕业后，先后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部任职，曾任提调参议。北伐战争后，张伯驹到上海盐业银行担任常务理事，进入金融界。后来他不惜倾家荡产买下即将流出国外的《平复帖》、《游春图》和李白的《上阳台帖》等稀世珍宝。1949年10月后，他把所珍藏的陆机、李白、杜牧、范仲淹、黄庭坚、赵孟俯等晋、唐、宋各代名人墨宝真迹献给了国家。
张伯驹30岁以后，致力于写诗、填词和古代文学的研究工作，著有《红毹纪梦诗注》、《洪宪纪事诗注》、《续洪宪纪事诗补著》、《中国对联话》、《丛碧词》、《诗钟分咏》、《春游词》、《秋碧词》、《雾中词》、《无名词》、《续断词》等作品。他还研究书法和京剧，著有《中山书法》一书，他的书法源学王右军《十七帖》，熔真、草、隶、篆于一炉，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用笔飘逸，如春蚕吐丝，人称其为“鸟羽体”。他学京剧梅余派，曾和余叔宕、梅兰芳合演过《空城计》、《八蜡庙》，一时成为京都名票友。而且对京剧研究也有精到之处，著有《京剧音韵》，并与梅兰芳、余叔宕等人发起组成了“国剧学会”。先后创办“大琴会”、“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中国书法研究社”、“诗词研究社”等。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横行期间，遭受了严重的政治迫害，曾送往东北“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但是，直到晚年，他对于保护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毫不松懈，临终之前，对于成立“中国文学会”的筹备事宜还念念不忘!
张伯驹生前与陈毅相善，陈毅逝世后，他含泪送挽联，挂于灵堂。联云：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挥戈抗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生平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张万福
张万福（1898～1972），字永安，世居项城高寺张庙村。万福少聪颖、爱读书，博学多闻。19岁时即开始任塾师。他目睹社会上缺医少药人民备受疾病折磨的痛苦，便一面教书育人，一面钻研中医四大经典著作。其后，便毅然弃教从医。
万福秉性刚直，不慕权势。行医时，只要有人来请，即风雨无阻、昼夜兼行。他的药价贫富不同（富高贫低）。在其平生中虽屡遭坎坷，但却为“济世活人”心安理得、津津乐道。民国37年（1948年）冬，在淮海战役期间，万福年逾五旬，仍主动报名随担架队去烽火连天的前线担任护理；又让大儿子报名入担架队。1952年，万福同当地几位中西医，积极组成刘铁冢联营诊所，成为一区第一个联营的基层卫生机构。
张万福平生对《医学》、《病理学》、《药物学》以及各种疾病的实践验方，刻苦钻研，认真实践，集各家之长，中西医兼收并蓄。一生中治愈许多险症，项城老城一方称他为张神仙。
樊腰庄樊国贤幼时患重病，高烧不止，经几位医生反复诊断，均认为不治之症，家长看着放在草堆上奄奄一息的孩子，也认为治好无望。最后，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恳请张万福治疗。经细致诊断，认为是肺火上升，气急喘，神智昏迷。随开一方，服两剂药后，便起死回生了；老城南关著名县、乡劳动模范马秀兰婚后8年不育，多方求医无效，经擅长妇科病的张万福诊治，采用破、生兼施通经活血的剂方，只用药3剂就治好了。
1972年，张万福在临终前夕，还在为新桥一位危重病人看病。患者缓缓来到万福病榻前，见他虽然神智清醒，却气喘不止，仍毅然带病为其切脉，患者激动得热泪涌流!诊断后，又勉强打起精神，细致询问病情的原委，经反复筹思后，让人代为开方，并嘱咐患者先吃一剂，如有好转再来调方。过了一天，患者再来复诊时，张万福已与世长辞了!这位求医若渴的患者，像遭晴天霹雳、如呆如痴，恍悟后，忙向这位心中崇拜的好医生含悲祭奠，泣涕不止。
万福生前著有《奇症临床诊断录》。
李相宾
李相宾（1912～1990），原名李束带，原项城高中副校长，县政协一、二、三届常委，河南省民主同盟会会员，西平县李寨村人。
李相宾自幼上私塾。民国25～29年（1936～1940年），先后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西北大学法商学院就读。大学肄业后，曾先后在遂平县永和中学、西平县合水中学、江苏省丹阳县鹤溪中学任教导主任、代理校长等职。
民国27年（1938年）6月，加人中国共产党，民国32年（1943年）3月脱党（组织上已作过结论）。
1949～1960年在省教育厅工作期间，工作积极，任劳任怨，深受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1960年随省下放干部来项城工作，在任范集公社副社长、项城高中教导主任、副校长期间，经常深入农村，注重调查研究，以家访、座谈会等方式为改进教学作出了贡献。“文革”期间曾多次受到错误批判，但他对共产党的信念却始终没有动摇过。
1982年，70岁的李相宾被借调到县志办公室工作，他不顾年迈体弱多病，积极主动地到北京、天津、郑州、开封、四川等地查抄资料，深入采访，一心扑在县志工作上，去外地开会也从不放过采访、调查的机会。他翻阅了大量书籍，摘抄了100多万字资料，写出了30万字的县志初稿和15万字的袁世凯生平事迹。1989年，李相宾因积劳成疾，患了胰腺癌，在住院期间，他还把资料带在身边，他说：“今天活着就干，活一天，干一天。”为了编好县志，他竭尽全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张铁奇
张铁奇（1919～1981），项城高寺张庙村人，共产党员，贫农出身，建国前当过学徒。民国36年（1947年）冬，曾任农会主任、初级农业社主任、高级农业社社长、中共一区和高寺乡人民公社党委委员、张庙大队党支部书记、县人大代表、县贫协副主席等职，曾获省级农业劳动模范称号。
三年困难时期，一次张铁奇在省里开会，县、社两级领导报产量，要他带个好头，张铁奇长思不语，接着有的大队报25万公斤，有的报50万公斤。公社书记、副县长紧催张铁奇表态，他说：“我是共产党员，不能对党说假话，说真的，俺大队的粮食，我来时仅够十几天吃的。要让说大话，我100万公斤也敢报，但我要对党负责，为张庙大队群众负责，决不能说谎。”
在招工、招干工作上，张铁奇总是唯贤是举，不徇私情。一次招工，他弟弟想让孩子去，张铁奇说：“我是书记，你是副书记，咱不经研究，叫自己的孩子去了，大家不说咱以权谋私吗?我看还是让支部从全大队挑选吧!”结果，他的侄儿没有选上。为此，后来他多次做弟弟的思想工作。
张铁奇热心教育，在60年代极左思潮的情况下，他大胆地在张庙学校教师中发展了3名党员。文化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在“侯王建议”教师下放大队时，大多数回乡教师思想有顾虑。他主动找到他们说：“你们在外校任教多年，都有一定的经验，咱大队的贫下中农对你们是信得过的，我相信张庙学校一定会办得更好”。第二天支部为回乡教师举行了欢迎会，第三天举行开学典礼。教师们心情舒畅，使学校很快转入了正常教学。这年冬，因学校没安伙，教师们喝茶水有困难。他知道后，立即给学校送去一车煤，办公室、教室内都设了火炉，茶水问题也解决了。
张庙学校发展了，增设有初中、农高。校舍不够用，他应急把大队住房9问腾出来做教室，随后新建校舍40间，学校全部搬人。张铁奇常向群众讲：“社会主义好，光靠老粗建不成，必须有大批科学文化的人才才行，办好学校是关系到我们建设前景的大问题。因此，大家都要关心教育啊!”
张庙在困难时期，上级多次发放救济款粮，他从未考虑过自己。上级分配给他、群众评给他，他都不要。有年春节，大队救灾粮款，全部发放给灾户，驻队干部发现他家确实过不去年，区领导派秘书尹明周给他送去20元钱，他坚持不收。
张庙大队也有经济兴旺时期，当时有运输业，胶轮马车十数辆，人们喻为“摇钱树”、“聚宝盆”。此外，还有木业、铁业，是方圆几十里内很少比得上的大队。“四清”运动时，张庙大队是重点，张铁奇是重点人。经过多方调查证明，对于公款公物，他分文没沾。“四清”工作队对他的评价是：“这可真是名不虚传的老铁呀!”他常说：“一个共产党员应当把群众的疾苦放在心上，走与群众共同富裕的道路，水涨才能船高啊!”。
1981年10月，张铁奇逝世，县委、县政府，公社党委、管委以及社直各机关和张庙大队群众1000多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议主持者说：“举行这样隆重的大队书记追悼会，还是第一次，这是群众的心声。”
肖士栋
肖士栋（1929～1989），项城秣陵镇人。周口师专副教授。幼年聪颖，酷爱读书。在小学、初中阶段学习时，成绩必居班内前列。民国33年（1944年）暑期初中毕业。秋，考入淮阳师范学校，名列榜首。民国35年（1946年）10月10日，肖士栋在淮阳师范、七区联师、淮阳中学、成达高中、豫东高中5校论文比赛中，获第一名。
民国36年（1947年）7月毕业后，在秣陵镇组织振生学术研究会，任《会刊》主编。该刊以墙报形式出版，共出6期。传播进步文艺和教育思想，还介绍鲁迅、茅盾等文学家的作品。同时发表揭露项城教育弊端的《假督学》、《挂牌学校》、《光杆校长》等小品文，唤醒青年，抨击时政。
1949年春，肖士栋在淮阳专区干校学习结业后留校。次年冬调入淮阳师范任教。1951年春，肖士栋偕同在校学生徐玉坤到项城、汝南和新蔡等县动员招收知识分子262人，为淮阳专区培养了一批中小学师资。肖士栋在淮阳师范任教期间，刻苦自励，博学深思，常与浯文教师李法白（字仲仙，周口市人，中央大学毕业，原系肖的老师，后为郑州大学教授）相切磋、观摩并虚心学习。他在教学改革上，适时设计了咨询教学法，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启迪智慧的教改思想。与80年代中学语文界的导读法和点拨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1958年，肖士栋被错划为右派，在淮阳农场劳动。他业余时间，仍自学不辍，并念念不忘教书育人，念念不忘传道、授业、解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肖士栋错划右派的问题得到纠正。重返教坛后，任周口师专教务处副主任、主任、工会副主席、《学报》编委会主编，并教授语文教学法，他常常彻夜自学不息、写作不止。1979～1984年，肖士栋曾在上海《语文学习》、北京《中学语文教学》、杭州《语文战线》、广州《语文月刊》、武汉《中学语文》等17家学报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20多万字。
1980年10月，肖士栋被选为周口地区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学语文教学法研究会会长。他为学术研究，细心筹划，经常深入实际，曾先后出席商水、淮阳、封丘、太康、南阳等县的农村初中语文教学改革会议，从而了解到农村学校要求教学改革的迫切心情及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同年，他被中国教育学会语文教学法研究会接收为会员，后被选为理事。曾出席四川乐山年会、云南昆明年会和广州学术讨论会，他所提供的论文均在会后发表。在安徽黄山年会上，被与会者推崇为“下乡派”。
1983年4月，肖士栋当选为政协河南省委员会委员。1985年，由河南15所高等院校协编、肖士栋为主编并统审的《初中语文教学法举隅》一书出版，计33万字。后又出版了河南省师专通用教材《中学语文教学法教程》、《语文教学能力论》两书。同年6月1日，肖士栋在政协河南省五届三次会议上提出教学法下乡主张，其真知灼见，得到全体委员的一致好评。11月，肖士栋主持在项城举行的周口地区中学语文教学法研究理事会，吸收项城教育界的知名人士，部分乡、镇文教助理员，及有关学校领导人参加。会上针对“教学法下乡”的指导思想，研究并讨论了如何用“读读议议”代替“满堂灌”，“启发式”代替“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受到与会者的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