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南阳府粟米价格上升1倍，小麦上升70％，高粱上升1．5倍，谷子原价，青黑豆上升近1倍。清嘉庆三年至咸丰元年（1798～1851年），粟米、谷子、高粱基本维持原价，小麦下降8．5％，青黑豆下降26％。咸丰十年，由于驿道开辟及唐河、白河、丹江水路畅通，南阳商业繁盛，市场物价略有上升，粮食价格与六年相比，粟米和谷子上涨18．06％，小麦上涨38．38％，高粱上涨9．09％，青黑豆原价。同治元年至宣统三年（1862～1911年），战乱迭起，灾害频仍，市场物价波动，价格暴涨。

　　民国初年至民国18年（1912～1929年），全区水、旱、虫灾频繁，加之连年军阀混战，市场物价处于上涨趋势。民国初年方城县券桥街小麦每斗（45公斤）4串800文，民国12年上涨到14串400文。民国18年，全区发生特大旱灾，粮食歉收，饥荒严重，小麦每斗（25公斤）上涨到17串，杂粮每斗10串。民国19～25年，农产品价格仍是影响市场物价水平的主要方面，农民购买力很低。据典型调查，抗战前全区农民每人每年购买力平均为5．03元（银元，下同），其中中农10．2元、贫农2．058元、雇农3．75元。过低的购买力，使市场物价处于平稳状态。如以民国19年工业品和农产品（小麦上市旺季三个月）价格指数为100，到民国25年工业品价格指数为94．5、农产品价格指数为155。民国26～34年抗日战争时期，全区市场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势力的控制，他们相互勾结，以低价收购农副产品、手工艺品，高价出售工业品，牟取暴制。民国26年小麦每斤O．071元（法币，下同）、皮棉每斤0．39元、二六长绸每尺0．4元，而白糖每斤却高达0．62元、煤油每斤0．508元、食盐每斤0．26元。另外，地主、资本家同国民党政府勾结在一起，在全区设立许多银行、金库、钱庄、金店，滥发货币，盘剥人民。仅唐河县统计．当时发行串票（纸币）就有56种20余家。再加上国民党政府连年大量发行货币，致使法币贬值，物价上涨。到民国30年，小麦每斤涨到1500元，白糖每斤1600元，煤油每斤1500元。民国32年，全区交通堵塞，工农业生产遭到破坏，所有农产品不能外运，人民生活必需品不能运入，投机商乘机抬高物价，市场物价飞涨。小麦每斤价格涨到1．13万元，40斤小麦只能换1斤食盐，400斤小麦才能换一件士林布衫（14尺），1斤棉花只能换1盒火柴。民国35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出现罕见的恶性通货膨胀。到民国36年元月小麦每市斤价格已涨到3．5万元，7月为15．5万元，10月为21万元，12月涨到23．95万元。民国37年，通货膨胀更加严重，市场物价瞬息万变。当年元月小麦每市斤价格30万元，10月上涨到99．66万元。同年9月10日，南阳市500万元法币早晨可购面粉30斤，饭后只能购5斤。在物价飞涨中，法币购买力迅速降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把稳定物价作为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重要任务。当时，全区支援解放军南下，负担较重，区内工农业生产尚待恢复，社会秩序还不安定，国营经济力量薄弱，私营经济占据优势，一些不法的资本家和投机商人对抗国营经济领导，囤积居奇，抬高物价，扰乱市场，以粮商为主在1949年冬和1950年春，先后掀起四次物价大波动。1949年11月，小麦每斤价格上涨到865．3元（时币），较年初小麦每斤价格22元上涨39倍。其它物资也随之上涨，其中：白细布上涨9倍，元纸上涨15．28倍，白糖上涨31．5倍。1950年3月，以粮食为带头．小麦上涨52．1％，食盐上涨97．8％，细布上涨94．31％。1950年8月以元纸为起因，粮食紧跟上涨。1950年11月，再次以粮食为带头，小麦上涨26．79％，棉纱上涨71．04％，细布上涨41．54％。针对这种情况，南阳专署发出稳定物价的紧急通知，在全区范围内统一财政收支，统一物资调度，统一现金管理，大力回笼货币，加强税收工作，国营商业在市场上进行商品干涉，通过大量抛售粮食，稳定了物价，市场价格由上涨转为下跌。如以1950年3月15种商品价格指数为100，则4月为79．3，7月为69．5，12月为96．1。1951年，全区农业丰收，农民购买力迅速提高，市场出现繁荣局面。但由于工业品供应不足，加上国营商业在某些商品上保守惜售，私商收买贿赂、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泛滥，市场物价上升，1951年12月30种商品较1950年12月上升9．6％。1952年上半年，在全区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市场交易呆滞，城乡交流不畅，市场物价有所下降。入秋后，农产品上市，某些日用品供应不足，物价降中有升，仍比1950年上升3．35％。
　　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区市场物价开始实行计划管理，物价基本稳定。1953年春开始调整商业，调整经营范围，扩大城城差价，改善公私关系。同年4月开始缩小城乡差价，8月以后采取“城城微利、城乡合理”的原则，主要农产品城乡差价采取了保本无利作价办法，全面紧缩地区差价。至1953年底，全区物价基本稳定在1952年12月的水平上。1953和1954年农产品的季节差价相继缩小和部分取消，使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价缩小，增加了群众收入。这个时期，商品充足，物价稳定，群众购买力逐年增加，1952年每人平均14．65元，1953年上升为17．44元，1954年为22．21元，1955年为20．67元。价格指数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100，则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针纺织类指数为96．7，百货类为99．1，生猪、活羊、鲜蛋类为141，粮棉类为93。
　　1958～1960年“大跃进”期间，“左”的错误泛滥，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加之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和经济作物产量大幅度下降。1961年人均粮食占有量比1957年减少三分之一，棉花、油料、生猪减少一半左右，社会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失去平衡，许多商品供不应求，集贸市场价格上涨。鲜薯由正常年景的每公斤0．12元，上涨到每公斤1．6～2元，萝卜每公斤由正常年景的0．06元，上涨到1元左右。针对这种情况，从1961年开始冻结粮食、棉布等18类200多个品种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实行平价供应，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敞开供应以回笼货币。当时每辆自行车高价350元，平价175元；红薯干散装白酒每公斤5．6元，平价1．6～1．8元；糖果高价每公斤6．8元；糕点每公斤4元；针棉织品比平价高1．5～2倍。同时，国家将粮食统购价提高23．8％，小商品价格提高27～30％。另一方面，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下放职工，做好财政、信贷、商品供需三大平衡。到1962年，物价逐步回落，集市贸易价格比1961年下降68％，1963年又比1962年下降39％，1965年高价商品退出完毕恢复平价。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相比，针纺织品、百货、副食品、燃料类价格指数变化不大，医药类、农产品及土特产品类、生产资料类则有较大增长。若以“一五”期间物价指数为100，则“二五”时期医药类为175，猪肉、羊肉、蛋类为149，粮、棉、油类为109，土特产品类为133，生产资料类为124。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贯彻国务院的通知精神，对物价实行冻结政策，物价基本平稳，工农商（产）品零售价格指数变化不大。若以“二五”时期零售物价指数为100，到“四五”时期针纺织品类仍为100，百货类为93，副食品类为l00．3，粮、棉、油类为130，土特产类为153，生产资料类为80，燃料类为82．5。但由于长期处于冻结状态，商品价格严重背离价值，使生产和流通中的不合理问题越积越多，商品普遍缺乏，全区吃、穿、用、烧都很困难。
　　1976～1985年，市场物价在改革中有控制地上升，价格体系逐步理顺。1979年，提高了粮食、棉花、糖料、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随后，猪肉、羊肉、家禽、鸡蛋、蔬菜、水产品、牛奶等主要副食品销售价格也相应提高，同时发给每个职工每月食品补贴5元。1981年先后放开了部分农产品收购价格，扩大议购议销范围，农村周转粮、借销粮、奖售粮等购销价格拉平，油料统销价与统购价格拉平。同年还提高了烟、酒价格，降低手表、收音机价格。南阳香烟（红盒）每盒由0．5元调为0．7元，白河桥香烟由0．2元调为0．23元，卧龙玉液（玻璃瓶0．5公斤装）一瓶由2．7元调为3．2元，上海牌手表每块由120元降为65元，春雷半导体收音机每部由80元降为45元，部分工业品实行浮动价格。1983年降低化纤织品价格，提高棉纺织品价格。1984年再次扩大工商协商订价范围，生产资料价格开始实行计划内、计划外价格。1985年，进一步扩大工商协商定价范围，陆续调高原材料价格。同年，放开生猪、蔬菜等鲜活食品价格，粮、棉、油取消统购派购实行合同定购，农产品价格有大幅度上涨。从1979年到1984年387种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平均每年上升4％，1985年比1984年上升5．46％。1978～1 985年，全区集市价格总水平与上年对比分别上升5％、3．4％、9．4％、2．2％、4．8％、1．2％、8．3％；集市粮食价格指数以1978年为100，1979～1985年分别为90．8、104．2、106．2、97．8、95．8、85．8、103．6。这期间，城镇居民和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始终高于物价上涨幅度，人民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购买力迅速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