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口地区是古老而又年轻的地区，是历史长河中多灾多难地区，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沧桑巨变，80年代迅速崛起的新兴地区。她正以其优越的地理环境，璀璨的历史文化，崭新的经济起飞丰姿，愈来愈强烈地吸引着省内外人士的关注。
（一）
周口地区是河南省最大的缺山少岭的平原农业区。位于豫东中部，东邻安徽省阜阳地区，南与驻马店地区相连，西依漯河、许昌两市，北与开封市、商丘地区接壤。古陈淮阳为区内地域中心，也是历代国、郡、州、府治所。1965年始建周口地区。1990年全区辖9县1市及黄泛区、五二两个农场，182个乡镇，4804个村民委员会。区域最大直线距离南北135公里，东西140公里。总面积11637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7％；耕地面积1174．5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8．7％；人均耕地1．26亩，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有汉、回、满、蒙古等21个民族，人口934．5万多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0．8％。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794人，高于全省人口密度34个百分点，农业人口占全区人口的91．56％。
区内地势平坦，西北高，东南低，缓缓倾斜。海拔高度35．5～64_3米，自然坡降1／5000～1／7000。沙颍河（俗称沙河）、涡河、西淝河、洪汝河4大水系分布全境。以沙颍河为界，北为黄河冲积平缓平原区，南为淮河及其支流冲积、湖积低缓平原区，全区大致一半平坡地，一半低洼地。土壤以潮土为主，占总面积的76．02％，其中两合土、淤土居多。土层深厚，耕层养分含量较高。气候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型，四季分明，冬夏长，春秋短。光热资源充足，年平均气温14．5℃，降水量760毫米，无霜期219天。近30年来，气候发生显著变化：冬变暖，夏变凉，日照减少，降水增加，气温稍有下降。自然条件适宜多种作物生长，有利于农业的发展。粮食作物历来以小麦为主，为全省乃至全国主要产麦区之一。沈丘县早在1982年已成为河南省黄河以南第一个小麦单产突破300公斤的高产县。1990年全区粮食总产42．26亿公斤，在全酋名列第一。麦播面积900多万亩，总产23．6亿公斤，分别占全省的12，55％和14．4％。经济作物棉花总产1．5亿公斤，占全省总产的22．2％，有6个县进入全省"产棉大县20强"，扶沟名列榜首。有6个县在全省"油料大县20强"、"烟叶大县20强"中分别榜上有名。林业发展卓有成效，早在70年代中期全区已形成"四旁植树"，农田林网格局，80年代中期各县市均达到部颁平原绿化标准。1986～1987年林业部和全国绿化委员会先后命名周口地区为"全国绿化先进单位"。1990年全区林木总数达3．4亿株，林木覆盖率16．9％，分别超出全国和全省覆盖率4．2和2．1个百分点。名特产品槐山羊板皮名驰中外，是世界著名的"锦羊革"、"笨胺革"的上等原料。淮阳黄花菜、鹿邑草帽辫等土特产品早在1915年就参展美国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而享誉海外，至今闻名遐迩，长盛不衰。
区内历史上多灾多难。因地处黄河南泛的冲积扇内，常受黄泛侵害，元代至建国前，黄河决口成患达33次。受大气环流影响，降水量四季不均，旱涝灾害频仍。区境为南北气流交汇之处，境西伏牛山地阻碍气流，易成大暴雨。洪水顺沙、颍河过境，形成"雨后三天水涨"，不少年份冲决区内堤防，造成灾害。常大旱连续，大涝伴随，旱涝交替，随之大蝗大疫。明代至建国前580年中，发生水灾233次，旱灾145次，蝗灾93次，水旱灾占多种自然灾害的62％，由灾害引发的大疫饥馑162次。其中，1938年蒋介石为阻止日军而下令扒决黄河大堤造成的灾害至为严重，全区成为亘古未有的黄泛区，9年内时淹时涸，黄泛灾害连续不断。建国后，改造自然，防灾抗灾，灾害有所减轻，但仍难以控制。1950～1990年的40年中，无灾的丰平年景仅有4年，成灾面积500万亩以上的较大灾害22次，人民生命财产仍蒙受重大损失。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战胜灾害，仍是全区人民的艰巨任务。
区内自古多战事，从春秋战国的诸侯称霸，楚汉争雄，到历朝历代的频繁战争，多为中原逐鹿的重要战场。民国年间军阀混战，兵燹匪祸连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太康、西华、鹿邑均为主战区。抗日时期，全区除沈丘外皆被日军侵占。侵略者在淮阳屠杀无辜群众1100多人，在扶沟县江村杀人700余，杀绝7户，烧房400多间，在周家口扒开沙河堤，水漫街道30余条，毁房6000多间，两万多人无家可归。日军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惨绝人寰，给人民带来沉重灾难。天灾人祸的历史痼疾，造成区内长期经济贫困，文化落后，给社会发展进步带来不利影响。
（二）
周口地区历史悠久，名人荟萃。相传太昊伏羲氏都宛丘（今淮阳），炎帝神农氏都陈（今淮阳），开创了中华民族的远古文明。现有新石器时代遗址100多处，其中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及大汶口文化遗址37处。淮阳平粮台古城址的发掘，证明早在4300多年前，这里的先民已使用土坯筑城居住，铺设陶质排水管道，充分反映先民在城市建设上的卓越智慧和创造精神。夏侯太康在戈地（今太康）筑城定居。殷汤封遂于陈。周武王灭商，封舜后妫满于陈地始建陈国。西周和春秋时期，区内有陈国、项国、顿子国。春秋末期，诸侯纷争，兼并之战日甚。陈国处于晋、楚、齐、吴等国之间，常被征伐，前479年被楚所灭。前278年，楚都由郢（今湖北江陵）迁陈，称西楚，以项（今沈丘）为别都。
秦统一全国后，在今淮阳置陈郡。西汉初置淮阳郡，后置淮阳国。东汉殴陈国。三国置陈郡。晋及南北朝时期，区内分属陈郡、南顿郡，北魏加置汝阳郡。隋置陈州、沈州，唐、五代因之。北宋置淮宁府，南宋复改陈州直至清末。民国初年仍置陈州府，1913年撤，而后，区内先后属河南豫东道和开封道。1932年8月于淮阳设第三行政督察区，10月改为第七行政督察区，统今属各县。1947年，区内解放，建豫皖苏边区，各县分属第一、二、三、四、七行政区。1949年设淮阳专区，1953年1月撤，各县先后归属商丘、开封、许昌专区。1965年6月设周口专区。
悠久的历史孕育出名流巨擘，代不乏人。继春秋的李耳，秦末的陈胜、吴广之后，在古代的历史长河中，重臣名将，灿若群星。太康人西汉丞相黄霸、西晋丞相何曾、东晋太傅谢安、唐太傅韩宏；商水人东汉司徒袁安，司空袁敞、袁汤、袁逢等皆为社稷栋梁。谢安与其侄谢玄在淝水之战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以8万之众胜前秦苻坚百万劲旅，创古代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区内既多文韬武略的经国之才，又多文坛名流。蜚声文坛的应场、谢道韫、谢灵运、谢眺、李梦阳等各领一代风骚。医学名流有唐代扶沟人甄权、清代沈丘人刘璐等，医术妙手回春，声震朝野。
近代以来，区内名人迭出。军政要人有：项城人漕运总督袁甲三，直隶总督、河南督军张镇芳，沈丘人绥远都统李鸣钟、总统府卫队司令唐天喜等，民国至今师级以上军政人物300余人，袁世凯更踞权势顶峰，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在国内三次革命战争中，区内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有：坚持白区斗争的著名烈士、湘鄂赣军区司令员沈丘人严图阁；长征中指挥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红4团团长沈丘人卢子美；战功卓著、凛然就义的抗日爱国将领扶沟人吉鸿昌；为解放家乡，多次出奇制胜的郸城人张笑南，全家被省人民政府誉为"丰功伟绩炳中州"，授予"一门六烈士"光荣称号。文坛名流有：左翼美术家联盟成员、美术理论家扶沟人胡蛮，画家淮阳人叶桐轩，历史学家太康人张邃青，诗词作家兼文物鉴赏收藏家项城人张伯驹，著名女作家、重庆市文联副主席太康人曾克，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项城人赵讽，戏剧教育家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沈丘人苏坤等。体坛名将有：击败白俄力士卢梭的沈丘拳师王效荣，第一批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运动员西华人王富洲，国际运动健将、亚运会赛艇金牌得主淮阳人张丽，首届世界散打锦标赛65公斤级冠军鹿邑人杨锐，女子举重破世界纪录的吴晓红等，以及其他各界精英举不胜举，为周口大地增光添采。
（三）
周口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公元前550年，陈国统治者强迫陈人修筑城墙，板筑坍塌，压死数人，民愤骤起，怒杀大夫庆寅、庆虎，史称筑城奴隶暴动。公元前209年，商水人陈胜、太康人吴广举义旗，诛暴秦，区内群起响应，踊跃参加起义军行列，在淮阳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起义政权--张楚，为秦王朝的覆灭擂响了丧钟，其精神感召之力，与日月同辉。公元17～25年的绿林军起义，其中陈人朱鲔领导的新市兵曾攻占今淮阳、商水县城。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昌三年（527年）陈郡人刘获、郑辩率众起义，建立政权，年号"天授"，是继陈胜、吴广之后，淮阳建立的第二个农民政权，虽不久为扬州军所灭，但人民的抗暴自立精神，影响深远。五代后梁贞明六年（920年）陈人毋乙、董乙率农民千人起义，声势遍及陈、颍、蔡3州。宋建炎元年（1127年），金兵入侵。宋室腐败软弱，屈膝乞降，社会动乱，人民灾难深重。淮宁（今淮阳）人杜用率众起义，反对封建统治，抗拒金兵，人心所归，从者数万，规模声势空前。元代至元三年（1337年），陈州农民胡闰儿（棒胡）在信阳率众起义，攻取陈州。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区内农民协助李白成10万义军围攻陈州，克敌制胜。清代捻军起义，在区内更得到普遍响应，民众踊跃加入起义队伍，攻城略地，多有战功。迫使清廷频繁换将，钦差大臣胜保、曾国藩、李鸿章均曾先后坐镇周家口，对抗捻军。清朝末年，统治者昏庸腐朽，丧权辱国，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国力衰竭，苛捐杂税繁重，加之自然灾害连年，区内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怨沸腾，反清反帝的斗争风起云涌。周家口群众砸局卡，杀兵勇，反对清廷设卡增税。商水、太康、周家口等地饥民多次结伙，强开粮仓，救济贫民，开展抗租、抗税的斗争。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义和团运动影响到区内。周家口群众率先高呼"扶清灭洋"口号，火烧基督教堂，驱赶洋人传教士，发起颇具规模的反洋教斗争，各县多有响应。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同盟会员淮阳人严维恺、西华人王拱璧等发动师生响应，拥孙反清。扶沟人查天化被黄道会公推为大帅，组成步兵700、骑兵300余的队伍，杀贪官，诛污吏，震憾了清政府的地方统治。1919年"五四运动"中，淮阳等县师生集会游行，高呼"打倒列强"、"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等口号，抗议北洋军阀政府签订卖国条约，并搜查日货，当众焚毁，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斗争精神。
历代人民反抗反动统治的斗争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缺乏先进政党的领导。虽然沉重地打击了反动统治者，但都未改变社会的性质。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区内人民反帝反封，才开创了斗争的新局面，逐步将革命引向胜利。
1922年，中共党员李之龙（"中山舰事件"中的海军局代局长兼舰长）到淮阳中学任教，传播马列主义，点燃革命之火。1925年上海发生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淮阳师生在共青团小组带动下，停课集会游行，揭露英、日帝国主义暴行并查收洋货。沈丘1000多学生、市民游行声援，迫使英国的两个煤油公司关闭数日。冬，省第二师范（今淮阳师范前身）建立区内第一个中共小组，次年建支部。至1928年春，西华、鹿邑、淮阳、扶沟、太康等县相继建起中共县委会，沈丘、项城建特别支部。广大党员在党组织领导下，带领群众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建立农民协会及雇农会，反对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但是，不久，由于国民党的反共、剿共，各地党组织遭受破坏，党的活动转入地下。中共党员李梅村潜入鹿邑红枪会，传播革命思想。协同会首张朝聘，发动集结会众3万多人，包围县城，强烈要求减免杂税，惩办贪官污吏，声震豫东、皖北备县。女共产党员江梦霞在鹿邑组织以商贩为主的"扁担会"，开展抗捐抗税斗争，砸毁税卡局，赶跑了税警。出色的斗争迎来1930年2月中共豫东特委在鹿邑诞生，是为区内第一个中共地区级组织。是年豫东特委领导了西华灾民的反饥饿斗争、淮阳木业工人的抗税捐斗争，以及鹿邑、扶沟等县的农民暴动，革命斗争在更大范围内波澜壮阔地发展起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各县爆发抗日怒潮，爱国师生罢课游行，并查禁日货，捣毁教堂，驱逐洋人。西华组建300多人枪的"看家队"，发动武装暴动，策应苏区人民的反围剿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次年日军大举入侵中原。6～9月，鹿邑、太康、淮阳等县城相继沦陷，日军铁蹄践踏区内大部村镇，抗日怒火遍地燃烧。是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共豫东特委在国民党政府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刘莪青、西华县长楚博、扶沟县长魏凤楼等支持与合作下，在各县举办抗日训练班30多期，培训抗日骨干4000多人。抗敌后援会、救国会、民族解放先锋队等抗日民众组织相继涌现。抗日群众武装自卫军、自卫团、游击队、独立支队、武工队等频繁开展敌后斗争。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发展到4个支队，6000余人，创建西华"三岗"（陵头岗、都成岗、苗里岗）抗日根据地，1938年底歼灭日伪军干余，成为区内抗日主力。以窦文俊为首的抗日游击队发展近千人，抢夺日伪军火、毁公路、割电线、杀汉奸，使日伪军、汉奸闻之丧胆。薛朴若领导的淮阳游击大队，以薛孟庄一带为根据地，配合国民党军在张大庄曾歼灭日伪军近千人，击毁坦克、汽车10余辆。但1938年11～12月，刘莪青专员被撤换，自卫军司令楚博被杀害，抗日主力转移，中共组织遭到破坏，1940年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地下党组织与全区军民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前仆后继，坚持敌后斗争。1944年春，日军为挽救其太平洋战争后的败局，发动中原战役，37天侵占河南38座城市和县城，冀鲁豫军区挺进中原，在区内先后开辟和重建了睢杞太、淮太西、西华、鹿邑以及水东、水西、水上等抗日根据地，组建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全区军民更加浴血奋战，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全区人民为保卫胜利果实，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顽强斗争，共歼灭国民党军及地方反动武装4000多人。在严酷的拉锯战中，不少县城几经争夺，有的达6次之多，战斗上百次，斗争十分激烈。1948年全区解放，其间，一方面反占领、反复辟、巩固新区；一方面大力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进军。翻身农民组织起民兵武装，在对敌斗争中创造无数可歌可泣的战绩。沈丘钟寨民兵队长钟国正，没收地主骡马，改步兵为骑兵，以游击战术突袭国民党新5军，创造民兵单独对敌正规军作战制胜的先例。1947年刘邓大军南下时，泛区沿途设接待站，在泥潭中铺路，在敌机轰炸下架桥，保证大军胜利渡过沙颍河。各县成立支前司令部，为支援睢杞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作出巨大贡献。上万付担架，数千辆太平车、手推车，近10万名青壮年随军奔赴前线，抢救伤员，运送粮面柴草及其它军用物资。郸城担架队长刁庆太，一人抢救伤员22名。渡江战役中沈丘民兵组成396个担架班，近5000人支前，渡江胜利后部分民兵继续随军南征。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区内人民前赴后继，许多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仅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烈士即达2800多人。
建国后，广大劳动人民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爱国热情更加高涨。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有1万多名优秀儿女奔赴朝鲜战场，全区人民节衣缩食，捐献飞机大炮和各种慰问品支援前线。在对印度、苏联和越南的自卫还击战中，又有一些优秀青年英勇献身。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全区人民发扬革命斗争传统，开展土地改革、肃反、镇反、三大改造、体制改革及经济建设等，改造社会，改造自然，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伟大业绩。
（四）
周口地区是华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今淮阳画卦台，相传为伏羲时创作八卦之所，后人据八卦撰写卦辞、爻辞，以八卦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变化，从而产生儒家重要经典《易经》，成为上古文化的杰作。春秋时期诞生于鹿邑的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李耳，所著《道德经》，至今享誉中外，历代尊为圣人的孔子曾多次向老子请教问礼，对其感佩莫名。孔子曾三次在陈国讲学，周敬王二十五年（前495年）至陈，讲学3载，受教者众多，其著名弟子身通六艺的70余人中便有陈人颛孙师、巫马师、公良儒等。受道儒两大学派的熏陶，开区内悠久文化传统的先河。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收有"陈风"10篇26章。内容赞赏纯真的情爱，鞭挞污浊与丑恶，反映青年男女歌舞盛会的场景，陈国当时被誉为"巫舞之乡"。在巫舞基础上，秦汉时期区内出现长袖舞和节奏疾快的胡舞，隋唐出现拟兽舞。淮阳楚顷襄王墓中出土了成套的编钟、瑟、笛和埙，说明随着舞蹈的发展，音乐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项城汉墓出土的陶质戏楼展示的"跳丸戏"演出场景，说明秦汉时期由巫舞发展而来的戏曲已由平地搬上了高台。
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区内儒学随之兴盛。两汉经学诸儒传业授徒的教育家颇不乏人：汝阳人袁良，祖孙三代传授《易经》；陈人薛汉，授徒常数百人；南顿人蔡元学通五经，受业门徒常达千人；汝阳人钟兴受诏定《春秋》章，以授皇太子，宗室诸侯亦从钟受教。而后备代名儒多有著述传世。外地名流墨客来境内任职、讲学者颇多，对区内文化发展产生较大影响。三国魏诗人曹植曾为陈王，并卒于陈。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颢任扶沟知县时，开设书院，亲自授教，区内外慕名前往受业者良多。文学家范仲淹曾知陈州。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居陈3年，任州学教授。其兄苏东坡三次莅陈，留下名诗多篇。区内文人汉代应场、应璩兄弟针砭时弊的诗文，其现实主义人民性和骏爽刚健的风格，影响深远。南北朝时的"阳夏六谢"开创文学史上山水派诗风。明代李梦阳倡导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对区内乃至全国都曾产生重大影响。儒学日渐兴盛，文学日趋发展，参加科举取士者增多，仅明清两代不完全统计全区登榜进士194人。
在长期封建社会中，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影响，文化受到严重的束缚和局限，发展十分缓慢。近代以来，社会动荡，战乱频仍，文化发展更加步履艰难。清光绪三十-年（1905年）废科举，逐步改儒学、书院为新兴学堂。清代末年全区仅有中学堂3所，小学堂126所，另有成人简易识字学塾140多所，在平民中扫除文盲已开始受到重视。民国年间，区内教育经历了初期的徘徊，抗日战争前10年的发展，日军入侵和战后的衰退三个阶段。1934年普通教育发展的最高峰，有各级小学1300多所，学生6万多人；中学、师范16所，学生2400多人。区内沦陷后教育受到严重摧残，战后恢复缓慢，至全区解放前的1946年，80％的适龄儿童失去入学机会。全区公私立中学仅25所，学生3000多人。
建国后，人民政府着力恢复教育，扶持原有学校迅速复学，发动群众兴学育才。1950年入学儿童已达21万多人，占适龄儿童的33．7％。1957年小学生51．8万人，比1950年增长2倍多。中学发展至206所，学生3．8万人，分别是1950年的26倍和15倍。翻身工农学文化的激情高涨，扫盲教育持之以恒地发展。与此同时，恢复和重建剧团、戏校、书店、文化馆（站），文教战线出现健康发展的勃勃生机。但1957年的反右派和接踵而来的"大跃进"，不少教师被错划为右派，造成师资缺乏，教育元气大伤。不切实际的跃进指标，文教事业超出生产水平的盲目发展，造成欲进不能的被动局面。1961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压缩精简了机构和人员，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文教事业重归健康发展的轨道。10年"文革"的疾风骤雨，文化教育首当其冲。教师被诬为"臭老九"，动辄得咎。批智育、砍教材、废考试，教学质量严重下降。文化虚无主义肆虐，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始给文化事业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尤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各项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文教战线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崭新局面。
80年代，区内文教卫事业开拓进取，飞跃前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学科学、用科学、发展科学已成社会风气。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各级各类学校布局日趋合理。1990年，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已发展到1．4万多所，教师近9万人，学生190多万。小学4400多所，在校生110多万，适龄儿童入学率98．24％，比1950年提高65个百分点。普通中学700多所，在校生30多万，分别是1957年的3．46倍和8．2倍。普通高等学校1所，中专7所，各类中等职业学校21所。成人教育已发展成为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并行的独立体系，初、中、高等学校5000多所，为成人开辟了求知进取的广阔途径。
文化事业空前繁荣。文艺创作硕果频出，出版长篇小说14部、中篇35部。各类剧本111部（集），其中17部获省级奖。诗歌、散文、曲艺、书法、美术、摄影和其他文艺作品4000多件，其中获国家级奖11件，省级奖300余件。涌现出王岭群、王中民、孙方友、南予见、张乡仆等一批颇有成就的作家，在全省乃至全国皆享有盛誉。在戏剧舞台上，区内豫剧、越调、曲剧、道情、坠剧5大剧种争芳斗艳，五彩纷呈。以表演艺术家、人称"活诸葛"的申凤梅为代表的越调剧团，先后将《收姜维》、《李天保娶亲》、《诸葛亮吊孝》等剧目搬上了银幕。地区豫剧团的《西湖公主》参加省首届戏剧大奖赛获多项奖，并曾轰动京师。电影放映年场次最高时达17万多场，1990年发行收入310多万元。影剧院遍及城乡，近200座。有线广播喇叭入户率达81％。继1985年地区在全省首建卫星电视地面接收站以来，至1990年全区已建站8处，并建成周口电视台、周口教育电视台。有线电视发展至9家，收视达1400多户。城市集镇的电视录像放映、卡拉OK歌舞、电子游艺、舞厅、茶座、台球、书屋等组成的文化市场迅猛崛起，充分展示了80年代文化生活的时代风貌。
卫生事业突飞猛进。建国前，区内仅有中西医生1500余人，占总人口的0．34‰。建国后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卫生医疗体系和制度。进入80年代，国家、集体、个体卫生院所（室）一起发展，医护人员增多，医疗设备、技术增强，新药、特效药物层出不穷，卫生面貌大大改观。至1990年仅国家卫生机构就发展到264个，从医人员1．46万人，分别是1950年的53倍和160倍。医务人员中获主治医师以上职称者2188人。有病床1．1万多张，是1950年的137倍。各级医院的医疗器械现代化水平有大幅度提高，地区中医院拥有价值千元以上设备52台，地区人民医院拥有大型医疗设备27台，其中价值万元以上的13台。投资380万元购置的CT扫描仪，代表当今世界医检先进水平，为豫东、皖西之首。闻名全国的"人民的好医生"周礼荣以肉眼施断指（肢）再植术获卓越成就，在郸城创办我国县级医院第一个显微外科，曾做手术1万多例从无差错，享誉国内外，成为医疗卫生战线的一颗明珠。
（五）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使周口地区的农牧业得到较早的开发。伏羲、神农曾在这块土地上"教民艺五谷"、"养家畜以充庖厨"。史料记载早在夏商时期，这里农牧业经济已有了长足发展。西周时期在140多个诸侯国中，陈国为10大诸侯国之一，陈国经济在原来领先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当时稻、菽、麦、稷等农作物品种增多，种植广泛，麻、桑、漆等经济作物，杨、榆、柞、枣等树木都有大量种植，六畜饲养也初具规模。与此同时，织染业、漆器业和青铜铸造业成为陈国有代表性的手工业。此外还有制陶业、编织业等等。陈国漆器远销中原诸国。陈地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大，品种全，制作精美，产品销路广泛。文献记载"陈在楚、夏之交，通渔盐之货，其民多贾"。陈国的粮食、手工业品远销邻国，邻国的鱼、盐和其他器物运来陈国交换，陈国成为豫东地区商业贸易中心。经济的发展使陈国在600多年间，始终保持10大诸侯国之一的地位。春秋末期，诸侯兼并日烈，陈国常被征伐，生产遭受破坏，经济日趋衰退。楚灭陈后，楚都迁陈，楚国南方城市来陈朝贡，盟国来陈贸易，商业复一度振兴，经济随之发展，郢陈成为当时全国著名都市。
自秦以后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历代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也都曾采取措施发展经济。在农业上，多致力于河道的兴利除弊和屯田开荒。三国时邓艾在区内率数万人屯田种稻，广开漕运，在颍河南北穿渠300余里，灌田两万余顷。宋代疏浚蔡河，设斗门节制河水。元代贾鲁开挖新河，将河南中、西部河流引入区内颍水河道，至明成化年间，沙颍河舟楫可直通朱仙镇。明代开辟淮河与沙颍河漕运，使周家口成为漕运要道，从而逐渐成为城市，沿河集镇陆续兴旺，成为商品集散口岸。这些都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受政治制度制约，科学技术落后，农业生产仍靠天求神，依赖风调雨顺，发展极为缓慢。直至建国前夕，粮食生产水平一直很低，年播小麦600万亩左右，总产近3亿公斤，单产不足50公斤。工业历史虽很悠久，但历经数千年，仍是手工作坊。直至清末1910年，周家口才有一家机械榨油厂。民国初期，响应国家倡导，各县兴办地方工业，初办贫民工厂，30年代改办民生工厂，但限于经济实力，工厂规模很小。1935年全区公办的7个民生工厂，仅158人，半机械化生产布、毛巾'草帽之类。电力是工业发展的象征，1921和1932年，区内虽两次私人引进电力，但只用于照明，不久即废。直至建国前夕，区内没有电力工业。工农业生产的落后，地主阶级残酷的压迫剥削，统治者的横征暴敛，造成百业萧条，经济凋敝。人民生活极为贫困，正常年景糠菜半年粮，每遇灾荒则四奔乞讨，饿殍载道。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区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披荆斩棘，摸索前进，虽然经历了一些曲折和失误，仍然取得辉煌成就。40年来，周口大地沧桑巨变，经济建设飞跃发展，人民已从根本上摆脱了贫因。1990年，工农业产值在1950年2．8亿元的基础上，达到104亿元。40年的经济发展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
一、恢复经济，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阶段（1950～1956年）
建国后开始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与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以巩固人民政权的同时，着力发展生产、稳定物价、恢复国民经济。土改后组织多种形式的互助组，解决翻身农民缺牲畜、少农具的生产困难，大力开展以挖沟排水为主的水利建设和爱国增产运动。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等措施，逐步引导向公私合营过渡。1952年底经济恢复大见成效，粮食总产比1950年增加1．8亿公斤，增长16．4％；1953年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加速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1956年底，全区98％的农户参加了高级农业合作社，98％的工商个体户转入公私合营和全民性企业。其间曾出现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单一等问题，以致粮食单产比1952年下降4公斤。但农业总产值仍达3．17亿元，比1950年增长16．4％。"三大改造"完成了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有不容低估的重大历吏作用。
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曲折发展阶段（1957～1966年）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区内群情振奋，立即转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大兴水利，打井修渠，建机灌站和旱涝保收田，引进优良品种，努力提高产量。大力兴办地方工业，发展棉织、针织、纺织等集体企业。1957年工农业生产成效显著，粮食总产13．8亿公斤，工业创利税400多万元，工农业总产值3．82亿元，比1953年增长13．7％。但随之而来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大大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大伤了生产元气，给国民经济造成重大损失。由此产生的严重恶果，1960年愈来愈突出地显示出来。粮食总产与单产分别比1957年下降21．8％和6．77％。办工厂100多个，但是盲目组合，产品粗制滥造，经济效益很低，造成人力财力的极大浪费。粮荒严重，物资紧缺，通货膨胀，浮肿病人大量涌现。党和政府采取积极措施，纠正错误，领导人民战胜困难。扭转"-平二调"的共产风，发放救济粮款，实行百日休整，集中治疗病员，解散公共食堂，恢复家庭炉灶。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农村实行借地，恢复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工业下马，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实行粮油超购奖励政策等等。至1966年，国民经济逐渐恢复，走向继续发展轨道，粮食总产、单产分别比1960年增长19．4％和21．8％，工业创利税首次突破千万元大关，工农业总产值4．5亿元，比1960年增长7．1％。
三、"文化大革命"阶段（1966～1976年）
区内"文革"的真正动乱始于1967年1月，受上海"一月风暴"影响，各种名目的造反派组织纷纷夺权。各级党政机关陷于瘫痪，各条战线多年形成的规章制度和正常的工作、生产秩序遭到破坏。各派之间争权夺利，派斗激烈，几经反复，武斗不止，破坏了工农业生产。但广大干部群众极力顶住所谓"唯生产力论"、"以生产压革命"、"只顾拉车不看路"等重重压力，坚持生产，使"文革"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此期，水利建设仍有较大发展，建拦河闸6座，治理河道26条、580多公里，建机灌站800多个，打深水井1．5万多眼，治理了全区70％的低洼易涝地，为发展农业创造了良好条件。10年中粮食产量逐年提高，1976年总产突破23亿公斤，比1966年增长85．6％，单产翻了一番。工业利用大城市工厂"停产闹革命"，机器、人员闲置，工业产品紧缺之机，购进其闲置设备，聘请技术人员，大办地方工业。10年中，新办机械、化工、橡胶、化肥、医药、电器、纺织、酿酒等行业新厂100多个，奠定了区内工业的基础。同时大办电力工业，建设一批输电线路，加强各县电厂的自发电建设，使购电发电并行，保证了电力供应。1975年，全区供电量达2．86亿千瓦时，工业用电占50％以上。全区71％的公社、45％的大队通了电，开农业生产用电的新纪元。1977年全区工农业生产总值17亿多元，比1966年增长28％，工农业产值比重分别为61_3％和38．7％。
四、历史转折后改革开放阶段（1977～1990年）
1976年，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国家进入新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面纠正"文革"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区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对经济管理体制逐步进行改革。农村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恢复集市贸易，实行农业集约经营，发展立体农业，调动了农民积极性，生产迅速发展。1981年粮食总产26亿公斤，小麦突破13亿公斤，分别比1978年增长12．3％和31％。农村体制改革经验扩及工业、商业、交通及其他行业，以经济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加强企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和技术改造，扩大企业自主权，经营由单一的计划经济向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过渡，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并开始引进外资，兴办中外合资企业。80年代，改革、开放、搞活成了全区人民发展经济的统一指导思想，经济战线取得有史以来最突出的巨大成就。1990年粮食总产42．26亿公斤，单产264公斤，创建国以来最高水平，比1979年分别增长1．1倍和1．02倍，是1950年的3．88倍和4．76倍。棉花总产1．5亿公斤，油料总产1．2亿公斤，是1950年的17倍和5．17倍。乡镇企业80年代异军突起，1988年几项主要经济指标均创历史最高水平，总产值突破23亿元，在全省地市中跃居第四位。1990年全区乡、村、联户、个体办四级企业21．6万个，从业人员94万多人，总产值突破35亿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52．6倍、8．3倍、24倍。总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9 1亿元的26％，成为农村重要经济成分。26种产品出口，22项科研成果填补国家空白，400多种产品获部、省、地区优质产品称号，54个企业晋升为省级先进企业。以全国优秀农民企业家张新亚为首的"沈丘县新亚农工商联合总公司"，统领38个企业，1990年总产值5500万元，创利税400万元，人均收入2000元，被省领导誉为"豫东平原上的一颗明珠"。
全区工业已发展成为以轻工业为龙头，粮食、皮革、纺织、食品加工和化工5大行业为骨架的工业体系。1990年底共有企业464个，职工总数12万多人，是建国前夕手工业人员的17．8倍。工业总产值较1954年增长143倍，利税1．79亿元，比1978年增长16．4倍。有128家企业晋升为省二级以上先进企业。出现一批年产值千万元以上，税利超百万元的骨干企业。地区味精厂已建成年产4万吨大厂，跃居世界同行业六强之列，为河南省工业战线10面红旗之一。宋河酒厂已成全区食品饮料行业主要支柱，1990年生产各种曲酒、饮料酒2万多吨，产值3300多万元，实现利税2900多万元，宋河粮液两次荣获国际博览会金奖。是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已达104亿元，工农两业产值比重47：53，较1950年的4：96，工业比重上升43个百分点，比1978年上升15个百分点。交通运输迅速发展，公路通车里程3116公里，年客运量3288万人次。"文革"期间开始兴建的许昌至郸城以及淮阳至周口窄轨铁路以及漯河至阜阳准轨铁路，区内长264．6公里。沙颍河沈丘刘湾港可停泊船只100多艘，一次可装卸百吨位货船11艘，直接驶往蚌埠、连云港、南京、上海等港口，全区交通面貌大大改观。封闭的大门已初步打开，投资环境初步改善。商业、外贸、邮电、财政、金融等经济领域各个方面均取得显著成绩。人民生活随着经济的发展大有提高。1990年职工年平均工资1385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49元，分别是1978年的2．8倍和4．3倍，是建国初期的8．7倍和9．3倍。农民根本告别了"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和"低标准，瓜菜代"的生活困境，而多以细米白面为主食。衣着用品、居住条件、文化生活等均有很大改善，开始逐步向小康迈进。
周口地区地下资源贫乏，数千年来以农为本。建国后，艰苦创业，已从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发展为工农业接近平行的农工型经济，初步摸索出一条以农兴工、脱贫致富之路。在1986～1990年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虽然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4．1％，达65．1亿元，超额完成"七五"计划58亿元的要求，提前实现了第一步的战略目标；虽然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3．2％，达55．2亿元，超额3．2亿元完成了"七五"计划；但与实现本世纪末工农业产值翻两番，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奋斗目标仍不相适应。区内虽有得天独厚适宜各种农作物生长的自然环境，有丰富的农林畜牧产品，有悠久的农产品加工传统，但科技兴农还不扎实，农业基础尚很薄弱，工业化程度低、效益差，经济实力不足，人口多，且增长过快，文化素质不高，这些都严重制约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要增强经济实力，加快地方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尚须：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变劣势为优势；进一步发展完善农业集约经营，发展立体农业；大力加强粮、棉、油、木材、皮革等农副产品的加工转化，由初级加工向深加工发展，使传统工艺向高新技术开发转移，使农副产品向技术密集型的中高档工业品过渡；要深化改革、开放，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速技术改造，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教育，加强智力投资，从根本上提高全民素质；控制人口增长，有计划地组织、扩大劳务输出，使生产力得到更大的解放。总之，全区人民要以振兴经济为中心，为全方位地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而团结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