潢川县农业用地，经过漫长的私有制过渡到集体所有制。
一、土地私有制
从原始社会后期形成土地私有制度起，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土地均为私有。据1935年统计，潢川县总农户为3．83万户24．65万人，其中贫雇农2．9万户18．88万人，分别占总农户与总农业人口的75．7％和76．6％，耕地仅占全县10％左右；户和人均占农村不足2％的地主，拥有耕地约占全县25％。1936年全县有大型农具4．25万件，地主占有30％左右。长期以来，地主阶级运用占有的生产资料对广大农民进行剥削，其基本形式有两大类。
第一类为地租剥削。分粮租和钱租，以粮租较普遍。税课一般为四六租，即佃户六，地主四。低的为三七租，即佃户七，地主三；高的为对半租，即佃户地主各五。
第二类为额外剥削。主要是金钱、实物和劳役。县境常见的形式有6种：农民向地主租地需交纳相当于地价半数左右的押金；农民种地主地时，地主年年要加借贷钱；农民向地主交纳鸡、鸭、鱼、棉花、黄豆、花生、鸡蛋等小租，又叫杂课；每逢年节向地主送礼；收割前请地主瞧课时，还得摆酒席；农民无偿地为地主盖房、挖塘、送信等。
地主阶级不仅对农民进行严重的经济剥削，而且还依仗权势，对农民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广大农民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据1950年初调查，古城区八里棚乡43户雇农，解放前70％的打光棍（没老婆），16人5年没盖过被子。1946年天旱，踅子区淮风乡的彭营和南菜园共65户300人，有80％的户破产，其中外出逃荒要饭的27户116人，饿死7人，妻离子散的4户16人，卖田卖地的21户。民国期间潢川农村普遍流传着一种说法：“收了粮食是保长的，生了儿子是老蒋（指拉壮丁）的，有了钱财是老抢（土匪）的”。
在封建土地制度下，广大农民受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具体情况，从八里棚两户贫雇农的调查材料可窥视一斑。雇农黄云章，1915年7岁时，家有3口人种6亩地，过的是自耕中农生活。第二年其父病故，借地主4石粮安葬，仅1年时间，6亩地被迫卖给地主抵债。1930年借粮3石，黄云章农忙时帮工还债，农闲时讨饭度日，到1948年，欠粮（加利）竟多达13．5石。贫农崔明拐，1919——1934年种地7．2亩（其中租地5．4亩），年均农业总收入折稻2195公斤，其中收麦4石、稻11石，棉花25公斤。每年交地主正课折稻742．5公斤（麦1．35石、稻3．75石、棉花7．5公斤），占总收入的33．8％；额外负担，地主瞧课要3公斤肉，每年送地主鸡1只、糖0．5公斤、鸡蛋20个，计折稻75公斤，占总收入的3．4％。两项合计被地主剥削折稻817．5公斤，占总收入的37．2％；另出捐款折稻250公斤．占总收入的11．4％；麦、稻、棉种子折稻225公斤，占总收入的10．3％；下剩稻902．5公斤。全家4口人，年均需口粮折稻1200公斤，常年缺粮297．5公斤，靠挖野菜补助，穿用靠家庭副业，基本上不欠债。1935——1948年租地9亩，年总收入折稻3825公斤，交地主正课1500公斤，占总收入的39．2％，额外负担折稻125公斤（鸡3只、鱼0．8公斤、猪肉2．5公斤、油0．4公斤、果子1包、糖0．5公斤、米1升），占总收入的3．3％．两项合计被地主剥削折稻1625公斤，占总收入的42．5％；各种捐费折稻350公斤，占总收入的9．2％；生产用种子折稻350公斤，占总收入的9．2％。此间，其祖父、父亲相继病逝，卖口粮、家具草率安葬，还欠了外债。从1938年起，全家吃的一半是野菜树皮，穿的棉拆单、单改棉，补了又补，从不见新。潢川解放时，不仅缺吃少穿，还欠地主5石稻。
二、土地改革
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时期，县境曾先后进行过两次土地改革。当时由于社会、政治等方面条件均不成熟，土改虽然冲击甚至动摇了封建土地制度，但终未能根本上改变生产关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1949年初潢川解放后，党和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完成支前任务，开展剿匪反霸，实行减租和清算倒押金。近一年中，地主阶级遭到沉重打击，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得到翻身，在经济上也获得一些利益，思想觉悟普遍提高，全县农会会员发展到6．88万人，占农民总数的26．6％，基础好的区达35．2％，这为土地改革创造了条件。
1950年元月21日，县决定在四区试办土改试点，同时由县、区领导带队，分别到二区隆古乡、三区张大湾乡、四区罗湾地乡、五区白露河乡、六区桃林铺乡、七区亚港乡、八区栗岗乡搞土改试点，2月中旬又增加76个土改副试点，3月底试点和副试点工作结束。4月初农村7个区土改全面铺开，5月20日各区土改运动结束。
土改中，按照党中央制定的“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正确路线，根据省委提出的“一个基点”、“两个阶段”、“三个关键”、“八个步骤”的要求，结合潢川的实际情况，具体做法：
宣传土改、调查情况和整编队伍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即边宣传土改政策，边调查各阶层情况，边整顿干部队伍和农村各种组织。诉苦、划阶级：以村为单位学习划分阶级的标准，先划贫雇农，再划地主，最后划富农、中农；划敌人，结合算帐，划内部。结合诉苦，实行贴榜公布，三榜定案。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先由村调查登记，讨论征收、没收数目，然后公布执行。合理分配果实：以乡为单位，自然村之间适当调剂，土地随房屋、耕牛随农具分配；根据土地多少、好坏，实行“原耕抽补”、“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填坑补缺”，按“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政策，分配中先满足贫雇农，对贫苦中农及乡村小商贩、小手工业者予以适当照顾。
经过土改，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地主阶级的统治被打倒，农民的优势已树立；旧的保甲制度被废除，普遍建立人民政权；农民协会空前壮大，全县会员达10．63万人，占农民总数的38％；发展民兵3320人、团员856人、党员54人，在农民中培养提拔乡以上干部643人；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22．79万亩，没收征收地富房屋9．16万间，耕畜1875头，农具2．8万件，粮食36．48万公斤，基本上满足了农民的要求。
潢川县的土改是地区第一批开展的重点，也是全省进行较早的县份之一，有着明显的自身特点：运动开展的早，历时短，工作基础不同，同步任务多，全国《土地改革法》尚未公布，干部力量不足。因此，在这场最后消灭地主阶级的斗争中，虽取得了胜利，但也走了弯路，遗留一些问题。据176个乡统计，土改较好的一类乡占40％强，一般的二类乡占40％弱，差的三类乡占20％。
1950年11月中旬，全县开始土改复查，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精神，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充分发动群众，认真解决土改遗留的问题，彻底打倒地主阶级。其间穿插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民主建政等中心工作，复查若断若续，至1952年结束，大致分三个阶段。
1950年12月至1951年4月为第一阶段。土改复查、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同时进行，规模大、声势猛、斗争狠，战果显著。镇压一批反革命份子；农民分得粮食177．4万公斤，房屋4444间，耕牛482头，农具1．41万件；调整分配田地9651亩。另外，还收缴了一部分枪支弹药和金银财宝。
1951年冬至1952年春为第二阶段。土改复查结合思想建设，县分别在官渡和四里乡举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大学，同时进行“战地整编”，以提高干部阶级观念，纯洁干部队伍，转变工作作风。在“三同”中发动贫雇农，树立贫雇农优势，保证复查运动健康发展。
1952年冬至1953年初为第三阶段。土改复查结合民主建政，普遍健全乡村民主政权，建立党团支部，整顿农村各种组织，农会会员发展到11．4万人，民兵1．27万人，党员338人，团员1337人。在动员农民参加生产方面，查实田地，颁发土地证，确定财产所有权，贯彻生产和互助合作政策，普遍制定生产计划，掀起生产热潮。
附 古城区八里棚乡土地改革情况
1、土改前各阶层经济概况
全乡856户3715人，2769．9亩土地，576头牲畜，2289间房屋。其中地主10户49人，608亩地，富农53户317人，836．7亩地。地富占全乡户数7．4％、人口9．9％、土地52．2％；贫雇农436户1629人，214．3亩地，占全乡户数50．9％、人口43．9％、土地7．7％。
2、土改过程
步骤有①宣传土改、调查情况、整顿组织，10天时间。利用各种会议宣传土改政策，组织农会进行减租、倒押金。②诉苦划分阶级，7天时间。学习划分阶级标准，结合具体户进行讨论，实行三榜定案，划定阶级成分。③没收和征收，3天时间。先在龚围子村进行试点，讲清收什么、收谁的、怎样收。然后开农民大会进行举报，开地富大会动员自报，最后查对落实造册。全乡共征收没收土地2103．76亩，房屋1110间，牲畜21头，农具972件，粮食1500公斤。④分配果实，5天时间。以乡为单位统一进行，地按中等田为准，上等田少分，下等田多分；房屋就地分配，空地基随房分，树跟地走；耕畜、农具分配，优先照顾佃户及贫农；粮食分配，照顾贫困户。⑤确定地产，转入生产。分配果实后，召开乡农代会和村农民大会，宣传劳动发家，勤俭致富，要求地富要守法生产。建立民兵组织，监督地富改造。
3、土改后变化
推翻了地富在农村中的统治，树立了农民的优势，健全了乡村政权及农民各种组织。农会会员发展到1150人，比土改前增加1倍，发展团员12人、党员1人、民兵26人、儿童团员122人。农民分得土地后，生产积极性高涨。
三、农业互助合作
农民在土改中分得了土地和部分生产资料，进行个体生产，为解决生产上的困难，一些农民自发地组织互助。县委根据中央政策，按“自愿互利”的原则，因势引导农民走农业互助合作的道路。
农业互助组 1951春，隆古区隆古乡余海山组成全县第一个农业互助组，双柳区栗岗乡罗玉谷互助组随之成立，县委及时总结推广。是年，全县农业互助组发展到122个，入组610户，占总农户的0．7％；1952年入组增至2．28万户，占总农户的29％；1953年入组5．75万户，占总农户的62％。当时的互助组多为临时性的，一般为5户左右，只在农忙季节进行互助。后发展为常年互助组，这是一种劳力和技术相结合的固定组织，对牲畜和大件农具采取集中使用，分散管理的办法。农业互助组在生产中，解决了一些缺劳力、牲畜户的困难，增强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增产效果显著。
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3年春，县委在隆古乡余海山互助组的基础上，吸收周围几个互助组共19户，试办了全县第一个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合作社在农业生产中显示了优势，当年麦季平均亩产比互助组多7．5公斤，比单干户高12公斤；秋季多收稻谷3000多公斤，社员全部增加了收入。在初级社优越性的吸引下，农民积极要求建社，1954年全县初级农业合作社发展到157个，入社4469户，占总农户的5．2％。1955年9月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办社方针，初级社迅速发展，1956年元月，全县办社2020个，入社7．82万户，占总农户的90．1％。初级社实行土地入股，按地四劳六分红，主要生产资料——牲畜、农具、种子、肥料等，经民主评议，付给一定报酬，由社统一调配。
在实现初级农业合作化的同时，县委于1955年12月至1956年3月，先后将基础较好的323个初级社，联合建成64个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4月下旬，掀起建社高潮，仅10天时间，新建高级农业合作社471个，入社农户6．59万户，占总农户的76．5％。加原有的64个社，1．38万户，共有高级社535个，7．97万户，占总农户的92．45％。秋后又发展37个，4117户，全县共建高级社572个，8．38万户，占总农户的97．54％。初级社12个，487户，占总农户的0．24％。个体单干2249户，占总农户的2．22％。基本实现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级社生产资料为集体所有，实行统一使用，统一经营，统一按劳分配，社对队实行“三包”（包产、包工、包费用）、“一奖”（超产奖励）、“四固定”（土地、劳力、耕畜、大型农具）的制度；队对社员实行“分段包工”或“按件记工”和“农活分段定额”的办法。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在整顿中发展，农民生产情绪高涨。1953年粮食总产9408．5万公斤，1954年1．47亿公斤，1955年1．53亿公斤，1956年1．67亿公斤，1957年1．98亿公斤，比1953年增长1．1倍。
四、人民公社
1958年，党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全县开始“大跃进”。3月将572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为207个大社，每社均在500户以上，多者达1000余户。7月29日，以伞陂寺为中心．合并附近26个高级社1．11万户，组成全县第一个公社——红旗人民公社。9月初，全县农村由207个农业社并成9个万户左右的人民公社（红旗、钢铁、超英、超美、上游、东风、卫星、红专、跃进）。10月初，在“大跃进”的推动下，城关镇也成立东方红人民公社。至此，全县9．93万户41万人全部入社，实现“人民公社化”。1958年11月18日，县委将城乡10个公社并为1个大社，即东方红人民公社，原公社改为管理区，1960年撤销管理区，仍为公社，1983年恢复乡、村建制，取消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按“一大二公”的要求，生产资料和产品均由公社无偿调用，统一分配。组织上一度实行军事化，搞营、连、排编制；劳动上搞“大兵团作战”；生活上一度搞供给制，吃饭食堂化。公社大办工厂，大办钢铁，大办红专学校，大办食堂，大办丰产方等，当时“大办”风靡全县。1958——1959年全县办工厂1453个，炼钢铁255．4吨，办高等学校11所，食堂3923个。一时“红芋象南瓜、棉桃比碗大、稻穗二尺八、亩产粮一万八”的浮夸风甚嚣尘上，瞎指挥和共产风也颇为盛行，经济规律遭破坏，农民的积极性被挫伤，加上自然灾害，生产急剧下降。1958年全县粮食总产1．54亿公斤，平均亩产只97公斤，却上报亩产533公斤，最高亩产4710公斤。1959年“反右倾”、“反瞒产”，高征购，当年粮食总产9887万公斤，亩产仅80公斤，而上交粮却多达5059．5万公斤，造成农村缺粮，食堂停伙，农民患浮肿病者甚多。
1960年秋，县按党中央指示开展“民主补课”，制定“保人、保畜，休养生息，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等一系列措施，1961年遵照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实行“评工计分”、“男女同工同酬”、“三基本”（口粮、工分、肥料）等劳动管理制度，社员情绪相对稳定，生产开始回升。在“农业学大寨”中推行“政治评分”，“文化大革命”中推行“四定”（定工、定产、定产值、定成本）、“一奖”（增产奖）的生产责任制，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仍无法解决农业生产上吃大锅饭的问题。从1960年调整农村经济起，经过12年的努力，1972年粮食总产才达到2．14亿公斤，赶上1957年水平。
五、联产承包责任制
1977年春，广大农民冲破阻力，试行小段包工到组到户，初步改革了农村的经济体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种小包工迅速从不联产发展到联产。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精神，省、地委书记亲临潢川召开座谈会，统一思想。1980年秋，全县普遍推行联产到户的大包干，1981年92％的农户实行了承包责任制。这种以家庭为基础的承包经营，由大队（村）与农户签定合同，实行“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承包的内容有耕地、耕畜、大件农具和上交任务。这种承包仍属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性质，不改变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权。农业的大型建设，兴修水利，抗洪抢险等仍由队（村）负责，劳动分配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承包户在完成国家征购和集体提留后多余部分为个人所得，农民说：“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81年粮食总产3．69亿公斤．比1977年增产1．1亿公斤，比1980年增产9600万公斤。198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04元，比1977年增长1．6倍．比1980年增长85．6％。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许多农民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各施所长，由过去单纯务农的经济结构，转变为从事副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等多元化的经营。1981年底，全县涌现各种专业户、重点户和经济联合体1625个，共4830户，占总农户的3．9％。
在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精神指导下，以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为目的，国家对主要农产品实行合同定购，并一再提高部分农产品价格，建立适应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服务体系，实行“双向”承包（农民包生产，国家包服务），稳定、巩固和发展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5年，卜塔集乡六里村农民吕宏乐（退伍军人），把全家18人按劳力分为粮食、养殖、花木、后勤4个组，民主选举各组组长，制定考勤、考绩、考德等规章制度，当年经济收入近2万元，粮食产量近万斤，劳力年收入2000元，人均收入1200元。全家和睦，生产积极，成为远近闻名的“双文明户”。吕宏乐这种打破家庭“大锅饭”，废除“家长统治”，实行家庭企业化经营管理的经验，很快在全县推广。已有不少户农民在家庭采取分组承包、定人定额等不同形式的责任制，使传统的宗法关系渗透了平等的经济关系，传统的耕作方式变为现代生产管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向统筹安排、周密部署的企业化经营与管理方法发展，家庭的血缘关系也引入了人人平等的竞争机制。
10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生产的发展。1987年农业总产值、粮食总产、农民人均收入和向国家提供商品粮，比1977年分别增长74．6％、26．5％、3．8倍和1．8倍；比1965年分别增长4倍、1．6倍、6．6倍和7．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