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瑰宝，保存着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河南是地方志的重要发源地，是形成、传承修志传统的核心区域，为地方志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历朝历代编纂的河南方志文献，形成了连续、全面反映中原地区文化风貌的资料宝库，从文献方面实证了河南是“中华文化形成的核心区”和“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深入挖掘整理河南方志文献蕴含的文化内涵，对打造中原文化新标识、推动中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新篇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河南方志文献；中原文化；传承创新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瑰宝，保存着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河南地处中原，编纂地方志历史悠久，保存的地方志资料十分丰富。深入挖掘河南方志文献蕴含的文化内涵，对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化中原文化研究、打造中原文化新标识、推进中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新篇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河南方志文献与中原文化相伴相生

　　国史、地方志、谱牒是中华民族三大主要文献。河南是地方志重要起源地，为地方志体的创制、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源远流长的修志传统影响下，河南方志文献积累、保留了丰富的政治资源、思想资源和文化资源，与数千年中原文化相伴相生、相辅相成，成为地域历史文脉传承的重要载体。

　　（一）河南是地方志的重要起源地

　　河南地处九州之腹，中天而立，从黄帝时代到夏商周时期，就是中原文化形成发展的核心地区。《史记·封禅书》记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夏朝17个帝王中有15个建都于河南，商朝5次迁都中有4次在河南，西周营建洛邑，东周迁都河南。周朝实行分封制，据不完全统计，春秋时期，周朝分封的大小诸侯国共有140多个（也有学者估计超过200个），建都在河南的诸侯国就有48个。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五代、北宋等均在河南建都。从夏朝算起，先后有200多个帝王在河南居朝理政，几度形成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巅峰与辉煌。除洛阳、开封、郑州、安阳四大古都外，新郑、淇县、汤阴、濮阳、禹州、许昌、商丘、汝南、南阳、邓州、沁阳等11个城市在古代历史上都曾做过都城。

　　中原文化形成发展的过程也是地方志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山海经》《禹贡》以及周朝时形成的方国史等先秦典籍，是地方志的重要源头。东汉宋衷为《世本》作注时指出：“黄帝之世，始立史官。仓颉沮诵，居其职矣。至于夏商，乃分置左右，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故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经《尚书》，事经《春秋》者也。”周朝时，周王室和各地诸侯均设有记言记事、分工明确的史官，分别负责记录周王室以及各诸侯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官》（《周礼》）的《地官》记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事”。《春官》记载：“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通过完备的史官制度编撰形成了诸多史书，被《庄子》称为“百二十国宝书”。周朝分封的诸侯国地域狭小，虽名为国史，但被《周官》统称为“四方之志”，实则与后世地方志相仿。因此，梁启超指出，这些著作“比附今著，则一府州县而已”，“最古之史，实为方志”［1］。

　　从周朝史官制度情况来看，封地在河南的各诸侯国应当记录保存了大量文献史料。无论是保存下来还是已经散佚的与地方志源流有关的先秦典籍，相当多形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所载十五国风，绝大部分是从周室东迁到春秋中叶黄河中下游地区带有地方色彩的汉族民间歌谣，十五国中封地在河南的占一半以上。《左传·文公二年》：“瞫曰：《周志》有之。”《左传·哀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这里的志是指周和郑的志书，而春秋时期周、郑之地均在河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早在周朝时期，河南地区就有了志书。虽然当时的志书与后世所称的地方志在体例上有区别，但从起源意义上讲，河南是地方志的重要起源地是确定无疑的。

　　（二）河南是官修志书传统的传承地

　　“唐宋以前史志不分家，‘史即志，志即史’。宋代以后，史志分家，志遂发达，且日盛一日，而地方史却日益衰落下去。”［2］河南在中国修志传统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汉晋时期，区域性史地杂志的出现为定期续修地方志书和完善方志体例作了充分准备。隋唐时，中央集权建立起完整的定期编呈图经版籍制度，为进一步完善方志体例和建立方志续修制度打下了基础。北宋初年，沿袭唐代图经造送制度，并在地方呈送图经基础上编次整理，汇纂图经总集和全国区域志。李宗谔等编纂的《祥符州县图经》成书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这是宋代最大规模的组织修志活动，也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次有统一类例的图志总集。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创置九域图志局，命所在州郡编纂图经”，这是中国设立志局的最早记载。北宋政府数次大规模诏修志书，对各地图经方志的编纂起了极大促进作用。张国淦的《中国古方志考》著录的《祥符图经》就有43种之多。此后，修志成为封建王朝和官府的定制和传统，并得到传承和发扬。

　　（三）河南是方志书体形成地

　　地方志不仅有特定的记述内容，还有约定俗成的体例门目。这种独特的书体始于秦汉，定型于两宋。东汉班固编纂的《汉书·地理志》融合了先秦图、志的体例和内容，既为历代正史地理志所法，也为各朝代汇纂图经总集、地理总志创立了范式。西晋挚虞编纂的全国总志《畿服经》不仅记述地理风俗，还增添“先贤旧好”等人物事迹，开创了方志列人物的先例，是综括地理书和史书的著作。隋时汇编成《诸州图经集》等全国总志。唐宪宗时所编《元和郡县图志》以唐代47个节镇为纲，分镇记镇府、州、县、户、沿革、山川、道里、贡赋，每镇叙事前冠有地图，是典型的图、志兼括之体，是方志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著作。五代时定都洛阳、开封，虽因战乱全国区域图志难于纂就，但图经、图志成为主流，并促进了图志融汇，为方志的繁荣和体例定型奠定了基础。宋太宗时编纂的《太平寰宇记》沿袭唐十三道区划列目，始于河南，终于四夷，大量采录历代地志、正史和文集材料以及不少诗赋碑文，引书多至数百种，征引浩博，考证精核，增加了土产、风俗、古迹、人物、姓氏、艺文等目，改变了以往地志只记沿革地理、轻视经济文化的风习，为后世各类型方志确立史、地、文并重的内容形式提供了范例。北宋流传下来的《吴郡图经续记》分封域、城邑、户口、坊市、物产、风俗、门名、学校、州宅、南园、仓务、海道等28门，内容涉及地理风俗物产及诸多人物政事，虽无方志之名，实有方志之实。

　　到北宋时，之前流行的地理书和郡国书融合为一体，内容和体例逐渐固定下来，形成方志这一独特书体。此后编纂的方志门类设置大同小异。属于地理类的，有星野、疆域、沿革、山川、物产、城池、坊巷、乡里等数项；属于经济类的，有水利、户口、田赋、仓库等数项；属于政治、军事类的，有封建、职官、公署、兵制等数项；属于文化类的，有学校、选举、古迹、金石、艺文等数项；属于社会类的，有寺观、祀祠、冢墓、风俗、灾异等数项；属于人物类的，有名宦、理学、儒林、忠义、孝悌、列女、文苑、隐逸、流寓、释道、方伎等数项，总共约二三十个门类［3］70。靖康之变后衣冠南渡，将修志传统带到江南，促进了南宋修志事业的发展，志书内容和体例更加完善，不仅名都重邑皆有图志，就是“僻陋之邦，偏小之邑，亦必有记录焉”（黄岩孙《仙溪志跋》）。直到民国时，方志门类才随经济社会发展有所增减。据1935年李泰棻所著的《方志学》，“当时与编纂方志学有关的，除史学外，还有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年代学、考古学、古文学、古泉学、言语学、系谱学、心理学、经济学和法政学等十二门”［3］71，但从根本上仍相沿了两宋以来的体例。

　　（四）河南是方志编修凡例发展地

　　自秦至宋，河南地处京畿之地，遵循朝廷法令编撰图经、杂史、方志，出现了许多名志。这些志书发凡起例，为后世编修志书开辟了先河，提供了借鉴。如东汉光武帝起兵南阳，建立政权后为彰乡里之盛，“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4］，由此开了郡书编纂的先例。除《南阳风俗传》外，史籍中有记载的河南郡书还有汉代的《京兆耆旧传》、魏晋时期的《汝南先贤传》等，这些郡书以人物列传为内容，实为地方人物志。其他志书类型，如地记类志书有魏晋南北朝时阮籍的《宜阳记》、张勃的《太康地记》等；都邑簿类有西晋陆机的《洛阳记》、唐代邓行俨所撰的《东都记》、宋代宋敏求的《河南志》等。这些书籍后来虽然亡佚，但却是后世都邑志书的发端。元代的河南地方志目前可知的有《汲郡志》十五卷，指出地方上一些古代地名之讹传，“失据其甚”，必须加以考证。这说明元人已对地方志应当收录的内容及准确性有了明确认识。河南现存第一部省志——明成化《河南总志》，与成化《山西通志》一起被誉为当时“志坛双壁”。顺治十七年（1660）的《河南通志》被康熙帝“颁诸天下以为式”，作为全国志书的范本［5］。这些志书类型、体例为后世地方志编修开辟了先河。

　　（五）河南保存了丰富的方志文献资源

　　河南地方志编修历史悠久，但可惜的是宋代及以前所修河南地方志至今已荡然无存。现在流传于世、河南最早的地方志为元《河南志》。该书是清嘉庆中期由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后辗转抄传几经覆校，现有若干抄本及灵岩山馆本、藕香零拾本等刻本流传。据现在掌握的资料，明清时期原刻本河南地方志尚有少量留存，最早的原刻本为明永乐十一年（1413）刻、宣德四年（1429）补印的《颍川郡志》。国内各图书馆所藏明代河南地方志有87种。中国天文史料普查整编组所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初稿），共收录清代河南地方志459种。民国时期，河南纂修了90余种县志。据不完全统计，河南历代编修的地方志书约计2000种左右，现有资料可考的942种，其中散佚373种、现存569种[因统计口径、统计时间不一，河南现存旧志数量说法不一。该说法取自申畅编著的《河南方志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杨静琦《祝贺河南方志理论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出版（代序言）》。该书说明又说“有资料可考者为942种，其中亡佚371种，尚存571种”。另据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纂、大象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河南历代方志集成·总目》序第2页：“河南有据可考的地方综合志书有964种（不包括山水、名胜、古迹、人物、艺文、金石等专志），现存568种，计7567卷。”]，现存志书数量居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第5位，是名副其实的方志资源大省。

　　二、河南方志文献是中原文化的基础性载体

　　“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其地位及价值之重要，仅次于国史。”地方志之所以能与正史双峰并峙，主要是因其代代相传、编修不停，保存了所志区域内极为系统、完整的政治、思想、文化、历史、社会、科技等资料。河南方志文献对中原文化的传承作用，是通过其收录的丰富、生动、鲜活的文化资料来体现的。

　　（一）农耕文化

　　中原地区是中国农业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广袤的、宜于耕种的平原地带滋养孕育了古代最为发达的农业文明。河南方志文献中记载了丰富的农业知识、农耕技术等资料，如农作物品种在农书上固然有详细记载，但在各府、州、县志上对本地品种的记载更为详细。例如，关于玉米传入中原地区的时间，目前尚未有权威说法。但查阅方志文献资料，中国最早关于“玉麦”的文献记录是明嘉靖三十年（1551）河南《襄城县志》，嘉靖三十四年（1555）河南《巩县志》中也有关于“玉麦”的历史记载。由此可以推断，最晚16世纪中叶，人们就已经将“玉麦”带到了河南。“玉麦”在嘉靖晚期至1573年的《温县志》等诸多地方志书中都有大量记录。经研究确认，在方志上所称的“玉麦”实际上就是玉米。张教义在《三农纪》中记载了不同地区的玉米名称：“南方人称为包，楚人呼为麦，河、洛人呼为玉良。”由此推断，中国玉米有两种来源：一种是经由印度和缅甸进入云南，然后从云南向黄河一带扩散，因此被称为“玉蜀黍”；另一种则是自阿拉伯半岛西部的麦加传到中亚细亚，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再穿过河西走廊、平凉到达中原［6］。像这些方志文献，就为研究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

　　（二）圣贤文化

　　宋代王观国所著《学林》曰：“古人精通一事者，亦或谓之圣。”圣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记载，二十四史立传的历史人物有5700余人，其中河南籍的就有912人。如谋圣姜太公、道圣老子、墨圣墨子、商圣范蠡、医圣张仲景、科圣张衡、字圣许慎、诗圣杜甫、文圣韩愈、画圣吴道子、律圣朱载堉、法圣韩非、僧圣玄奘、酒圣杜康、厨圣伊尹等［7］9-10。他们或以智慧启迪后世，或以品德垂范千古，成为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不朽丰碑。历代流传下来的省、府、县志记载了这些圣贤的籍贯、时代、生卒、事迹、谥号等，为研究这些圣贤的思想文化提供了带有地域特色的新视角。如清雍正《河南通志》卷五十三记载，中华人文始祖“三皇之一”的伏羲氏“画八卦”“造书契”“制嫁娶”“结绳罟”“养禽兽”，成为开启民智的传统象征和文化符号，为研究伏羲文化及中华民族史前文化提供了珍贵的文字材料。再如清雍正《河南通志》卷五十七所记春秋时期思想家老子，“孔子问礼于老子”，函谷关“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以及“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等只言片语中所蕴含的朴素辩证法观点，为研究老庄思想提供了有益的补充。

　　（三）姓氏文化

　　河南是中华姓氏的摇篮，中华姓氏的肇始与衍生都与中原地区关系密切。《中华姓氏大典》中的4820个汉族姓氏中，起源于河南的有1834个，占38%；在当今的300大姓中，根在河南的有171个，占57%；在依人口数量多少而排列的100个大姓中，有78个姓氏的源头与部分源头在河南，无论是以李、王、张、刘为代表的中华四大姓，还是以林、陈、郑、黄为代表的南方四大姓，其根均在河南［7］26。姓氏是孕育谱牒文化的前提和基础，流传至今的数量众多的家谱、家规家训从另一个侧面记录了历史长河中众多家族兴衰的历史轨迹。研究河南方志文献中保存的姓氏起源、分布等资料，对深入研究世系望族兴衰、人口迁徙、民族融合等历史文化课题，深化拓展谱牒文化、寻根文化、根亲文化研究，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具有基础性意义。

　　（四）科技文化

　　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科技文化一直比较发达。以黄河治理为例，河南沿黄各县的县志保存了大量治黄资料。如清代《武陟县志》中详细记载了黄沁河的抢险情形及县令上奏的抢险奏章，当时把清风岭抢险称为“临黄堰”抢险，民谣“孤柏嘴着了河，驾部唐部忘往外挪”更是生动地诉说了百姓在洪水中的苦难。再如我国人工冶铁技术最迟始于春秋时期，但由于封建社会文人对科学技术多不重视，相关文字记载很少且大都是方志中记载的一鳞半爪。清嘉庆《安阳县志》卷十四“古迹篇”在记载“水冶”地名时提到，“水冶周回二十步，在县西四十里。旧经曰，后魏时引水鼓炉，名水冶”，同时还记载“民激水为磨数十，溉田数百顷”［8］。其不仅保存了引水鼓风冶铁的珍贵史料，还提供了乡民引水溉田的农耕技术资料。再如清康熙《南阳县志》卷五记载，张衡“善机巧，尤智思于天文阴阳历算”，“研核阴阳，妙尽璇玑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甚详明”。据考证，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比西方早1700年，其创立的“浑天仪说”比同时代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宇宙理论”先进得多。方志是一方的“百科全书”，包罗一个地方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其对地貌、气候、土壤、植物、动物、矿藏、水文、旱灾、水灾、虫灾、风灾、地震灾害等的记载，为相关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例如天文这一门类，历代封建王朝在中央都设置专门的机构观测天象的变化，唐代称“司天台”，宋代称“司天监”，明清改称“钦天监”，负责观测和记录日食、月食、彗星、流星、极光、陨石的变化情况。元明两代，各府、州、县普遍设置“阴阳学”，即天文学校。明代阴阳学官，府称正术，州称典术，县称训术［9］，负责观测和记录本地区各种天象变化的情况。尽管方志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掺杂了许多迷信成分，但它毕竟是不可多得的原始天象变化资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五）商业文化

　　考古学界、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商人、商业和商业文化起源于中原。自古以来，中原地区产生了中华商业文化上的许多个第一，这些在河南方志文献中多有记载。如清康熙《浚县志》卷三记载的第一个儒商子贡，其为孔子高足，“有言语才，性善货殖，结驷连骑以游于诸侯，诸侯莫不礼敬之”，“从孔子学，有‘闻一知二’之对，孔子称为‘瑚琏之器’”，不仅善于经商，而且能为学做官；清康熙《南阳县志》卷五记载，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成为有历史记载的第一个热心公益事业的商人，被后人称为商圣；等等。由此可见，河南方志文献中记载的中原商业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六）医学文化

　　中原医学文化历史悠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国粹。清康熙《南阳县志》卷五记载，东汉时南阳人张仲景“深于医”，“著《伤寒论》二十余篇，其著《金匮玉函经》不传，惟《伤寒论》十篇，文简奥，今存”。据研究，《伤寒杂病论》提出了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兼备的中医经典专著，被誉为“中国医方之祖”。河南方志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从一个侧面阐明了中原医药文化的起源和发展。

　　（七）汉字文化

　　汉字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原文明的显著标志。汉字的产生及其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几乎都发生在中原大地上。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被誉为“甲骨四堂”之一的“彦堂”董作宾（河南南阳人）主持了殷墟第一次科学发掘，在甲骨文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参与编纂的《续安阳县志·附刊·甲骨文》首开甲骨文入志先河，初步梳理了自1899年甲骨文发现至《续安阳县志》刊印前甲骨文发现、收藏、流传流失、殷墟发掘、甲骨文研究的系统资料，收录了部分精品甲骨契刻的释读成果，是研究甲骨学草创时期的珍贵文献。明万历《汝南志》卷十八记载，秦朝李斯“变《仓颉》、籀文为小篆”，不仅是汉字演变历史上的重大转折，而且把小篆作为统一标准字体，帮助秦始皇实现“书同文”。清雍正《河南通志》卷六十二记载，东汉时文字学家许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乃撰《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经研究发现，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与《说文解字》确立定型的古文字系统相比，已具备汉字构成的各种类型，兼备传统“六书”中之“四体”，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说文解字》归纳汉字生成规律，统一字义解析，为汉字释义提供了规范解读，是世界上第一部字典。汉字在中原地区传承有序，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八）宗教文化

　　道教、佛教的繁荣发展都与河南息息相关。河南方志文献中记载了道教、佛教的丰富资料。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被奉为道教鼻祖的老子是河南鹿邑人，在河南省志、府志、县志中多有记述。太清宫、中岳庙、嘉应观、阳台宫等著名道观在河南各地志书中也都有记载。登封中岳庙是历代皇帝祭祀中岳神的地方，是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道教建筑群之一。济源的王屋山为道教“十二洞天”之一，是唐代著名道士司马承桢携玉真公主出家修道的地方。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后在洛阳修建了第一座佛寺白马寺。北魏时期杨炫之编撰的《洛阳伽蓝记》记述了洛阳及城郊诸大寺之建寺缘起及建筑结构、北魏时洛阳佛寺园林兴衰梗概，以及当地人物、风俗、地理及传闻掌故，与《后汉书》《高僧传》等典籍史料相互印证，确立了白马寺作为中国第一座官办佛教寺院的地位。明清时期，封建王朝大力提倡佛教和道教。在中央，设置僧录司和道录司，分掌天下僧道。在地方，府设僧纲司和道纪司，州设僧正司和道录司，县设僧会司和道会司，配备官吏分别掌管本地区的佛教和道教事务。因此，明清时期地方志书有关寺观庙宇的兴衰沿革和僧道活动记载极详，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宗教发展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3］75。如嵩山少林寺是标志着佛教文化中国化初步完成的“禅宗”的祖庭，清乾隆时修撰的《少林寺志》记述了少林寺自北魏太和年间始建直至当时的历史沿革与寺志文献。清顺治《偃师县志》载，玄奘“在西域十七年，经历百余国，悉解其国之语，仍采其山川谣俗、土地，撰《西域记》十二卷”。这些都是研究佛教发展历史、中外文化交流的宝贵资料。

　　（九）书院文化

　　河南的嵩阳书院、应天书院位列北宋四大书院之中。清康熙年间耿介主持编纂的《嵩阳书院志》系统记录了自五代至清初嵩阳书院的历史沿革、教育制度、建筑规制及藏书体系，以及“辅仁会约”“为学六则”等教学规范。同时，详述程颢、程颐等理学家在嵩阳书院的讲学活动，以及书院藏书楼建设、典籍刊刻等，成为研究清代中原地区书院教育及宋代程朱理学传播的核心文献。

　　（十）诗词文化

　　河南是中国文学的发祥地，也是文学大家辈出之地。中国最早的散文总集《尚书》、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一定意义上是地方志的源头，《诗经》中属于今河南境内的作品就有100多篇，占总篇目的1/3以上。秦朝以后，李斯、贾谊、晁错、张衡、潘岳、左思、谢灵运、岑参、李贺、杜甫、刘禹锡、白居易、李商隐等河南籍文学大家留下了许多千古绝唱。河南的大美山川也受到历代文人骚客的喜爱[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所编《历代诗人咏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收入新中国成立前河南相关的诗词5714首，多数来源于河南历代方志文献]，他们所吟诵的诗词歌赋、撰写的锦绣华章在河南方志文献“艺文志”中多有体现，成为研究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参考。

　　（十一）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集中体现在饮食、服饰、日常起居、生产活动、礼仪、信仰、节令、集会等各个方面。民国时期河南修撰的志书已重视记载民俗内容，如1933年修成的《续安阳县志·社会志》就记载了“衣”“食”“住”“行”“冠”“婚”“丧”“祭”“交际”“春”“夏”“秋”“冬”“赛会”等民俗礼仪。太昊陵庙会、浚县古庙会、汤阴岳飞庙庙会等各类庙会在河南方志中也多有记载。中原因其“中天下而立”，民俗文化广泛影响了周边地区乃至全国和全世界华人族群。春节、元宵、清明、中秋、重阳等原为中原地区汉民族的传统节日，都因中原汉民南迁得以在全国推广流行。如南宋初年，建康（今南京）移民多来自汴、洛，故“岁时礼节饮食、市井负街讴歌，尚传京城故事……气习大率有近中原”[见元代张铉《至正金陵新志》，转引自范玉春的《移民与中国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十二）戏曲文化

　　中原地区是戏曲的重要起源地，戏曲种类多、受众广、影响大。据统计，历史上在中原存在、流行过的戏曲剧种达67个，既有豫剧、越调、大平调等大戏，也有曲剧、二夹弦、道情戏等地方小戏。民国时期河南编修的志书多有对所志区域内流行戏曲的记载，如1933年《续安阳县志·社会志》中记载城乡所演戏剧有“梆子、弦子、怀调、平调、反调、捞子数种”，并记述了各剧种间的区别。中原戏曲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尤其是豫剧，长期以来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调，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影响力辐射大半个中国，甚至波及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华人世界。河南方志文献中关于中原戏曲的记载成为研究中国戏曲文化演变的宝贵资料。

　　此外，河南方志文献还保存了武术文化、音乐文化等资料。这些资料犹如粒粒珍珠，散见于方志文献的各个部分，为中原文化的孕育发展提供了深厚沃土，为中原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了丰厚滋养。

　　三、河南方志文献蕴含着中原文化的基本内涵

　　中原文化本质上是农业文明。河南方志文献以志体的形式全面系统地记录了农业社会最为完备的“社会图像”，保存了最为基本的农业社会文化元素，同时也蕴含着在农业文明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这些属于文化精神范畴的理念又因中原文化的根脉性、引领性、主体性、连续性和辐射性等特点，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以大一统为特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10］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的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也形成了各民族牢不可破、和谐相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原地区的地方志编纂为强化以大一统为特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例如，建都中原地区的封建王朝隋朝最早组织编纂全国总志，并在隋唐以后形成定制，隋代有《区宇图志》，唐代有《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宋代有《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等，元代、明代、清代继承这一传统，分别编纂有《大元大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编纂总志或一统志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上下相维，以持一统”的目的。同时，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全国各地包括偏远蛮荒之地均按照统一体例编纂本地志书，无形中强化了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增强了各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归属感，推进了中华民族从“多元一体”到“一体多元”的历史演进，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

　　（二）海纳百川、开放包容、天下大同的胸襟气度

　　中原地区作为我国古代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孕育了中原文化海纳百川、开放包容、天下大同的宽广胸襟和雍容气度。河南方志文献很好地体现了中原文化的这一特点。司马光在为《河南志》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凡其废兴、迁徙及宫室、城郭、坊市、第舍、县镇、乡里、山川、津梁、亭驿、庙寺、陵墓之名数，与古先之遗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无不备载。考诸韦《记》，其详不啻十余倍，开编粲然，如指诸掌，真博物之书也。”［11］河南方志文献具有广搜博引、兼收并蓄的特点，为中原文化增添了绚丽多彩的风姿。

　　（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理念

　　中国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中原文化特别强调“天地之大，黎元为本”。清康熙《新郑县志》卷三记载，郑国子产曰：“夫人论政事之善否，其所善者，我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因而，“不毁乡校”。同时，他主张“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孔子称赞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子产这种以众为师、以群言为疗疾之药的开明政治和“以宽服民”思想被儒家发扬光大，对战国时期民本思想的形成具有奠基作用。

　　（四）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思想理念

　　中原地区先民很早就有把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思考的理念。清雍正《河南通志》卷六十九记载，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顺应自然规律发展原始农牧业；卷五十三记载，伏羲“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其身，远取其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通过观察自然界的变化为人类社会造福，体现了天、地、人融为一体的理念。河南方志文献所反映的中原文化中蕴含的天人合一、和谐共生思想理念，对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尤其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都有借鉴意义。

　　（五）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

　　中原地区居“中”尚“中”，“中”即“合适”。“执两用中、守中致和”主要在《中庸》一书中得到集中阐述，主要意思是做事时要调和过和不及两个极端，采用适中做法，既不能过于保守，又不能过于激进，守住中道以达万物并生不悖的中和状态。这种思维方法已渗透到中原地区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河南话中有一个标志性的词，就是“中”。河南方志文献中采录的方言部分显示，中原地区人民特别爱说“中”，普遍包含了“不偏不倚”“正好合适”以及“对”“行”“好”等含义，体现了“中道而行”的文化特质。这种中和思想体现在人际邻里关系方面即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伦理要求。翻开河南志书中的“人物志”，“以和为贵，反求诸己”“立人达人，以邻为伴”等是入志“乡贤”的必备品行和普适标准。中原地区的宗祠、家谱中多记载有和睦兄弟邻里的家规家训，如防上户滑县支孔氏后裔家谨遵《祖训箴规》“务宜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雍睦一堂，方不愧为圣裔”，自定家训家规中强调“不鄙穷亲，和睦家庭，友好邻里”［12］。这种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友善”理念的文化基础。

　　（六）爱乡爱国与刚强不屈的情怀精神

　　中原地区在农业社会以家族和村落为基本单位，本质上重视血缘和邻里之爱。这种“亲亲”的人际关系后来被儒家放大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强调敬畏天地、孝亲尊祖、敦睦邻里，并将“孝亲”扩大到对天地家国的大孝，因“孝”而“修身齐家”，因“孝”而“治国平天下”，由此升华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一体的浓厚情怀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抛开大量“愚忠”“愚孝”人物所体现的落后一面，河南方志文献中收录的许多人物身上所展现的热爱桑梓、为国家尽大忠、为民族行大孝的情怀，以及在大是大非面前展现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刚强气节，成为传承不息、渗入民族血脉的文化基因。如清康熙《南阳县志》载，唐代著名将领张巡在安史之乱时守睢阳，多次击退叛军进攻，“人知必死，而不肯畔”［13］，阻止了叛军南下，维护了江南经济和社会稳定，其忠诚和英勇广受世人赞誉。清乾隆《汤阴县志》卷六载，岳飞“好贤礼士”“忠愤激烈”，传诵千古的名篇《满江红》和“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名句展现了其慷慨激昂的精忠报国精神。当中华民族面临危难之际，河南志书中入志人物身上所展现的家国天下情怀和浩然正气总能唤起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国家民族兴亡而奋斗不止。

　　（七）诚实守信、鞠躬尽瘁的品德操守

　　诚信既是立人之本，又是集体、民族、国家的生存之基。中原地区自古崇尚诚实守信的品德操守。明嘉靖《河南通志》卷二十五载，卫国人蘧伯玉“仁而有智，敬以事上，必不以暗昧废礼”，其诚实的道德情操对后世儒家产生深刻影响。守信重诺泛化到职业上就是敬业奉献的品德操守。清雍正《河南通志》卷六十九载，诸葛亮受刘备三顾茅庐之请，辅佐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刘备死后忠心辅佐刘禅，“数出兵祁山伐魏”，最终“卒于军中”。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后世树立了忠诚尽职的品德楷模。这种精神品质成为历代传诵不已的中原文化亮点。

　　此外，自强不息、勤俭节约、清廉爱民等理念也是中原文化的基本内涵。总体上说，由于中原地区自上古至唐宋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多元基因、家国情怀、道德规范、精神气度等展现中华文明独特气质、独特风格、独特气韵的内涵，无不形成、传承、发扬于中原地区。中原文化精神的基本内涵滋养孕育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可以说，河南方志文献承载的中原文化基本精神，为中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传承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深入挖掘河南方志文献蕴含的文化内涵，推进中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赓续绵延的河南方志文献记述了中原文化的发展形态，蕴含着中原人民的精神追求和思想智慧，是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文化篇章的重要基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面对河南地方志这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既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坚持“两个结合”，持续挖掘和阐发河南方志文献蕴藏的思想资源、文化资源和历史资源，推动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原文化基因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焕发新的生机。

　　（一）深化方志文献整理研究，厚植中原文化的根基

　　清代学者章学诚认为：“志乘为一县之书，即古者一国之史也。”方志文献作为诞生在封建社会的书体，不仅有身为文化宝库的一面，同时还有在编纂指导、凡例、体例等方面隐含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政治功能、内容漫漶驳杂的一面，其中夹杂着许多文化糟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对河南旧志进行研究性、批判性整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中挖掘提炼符合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要求的文化元素、文化理念、文化精神，丰富中原文化内涵，厚植中原文化根基。

　　（二）创新方志文献传播和交流模式，增强中原文化的影响力

　　明嘉靖《山西通志·序》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方志保存的是“一方之全史”，大量的方志文献史料是“存史、资治、教化”的宝贵财富，而目前方志文献的利用程度与其所具有的价值和地位并不相称。要不断拓展河南方志文献资源开发利用的深度和广度，丰富方志文献资源的传播和交流模式，用方志文献的生动事例讲好中原故事。例如，河南省地方志工作部门编纂的“方志里的老家河南”系列丛书，系统梳理河南旧志中的人物、舆图、黄河变迁等珍贵记载，以通俗语言重塑地方叙事，使方志从馆藏典籍走向大众视野，有效推动了中原文化的普及与传承。只有把蕴藏于方志文献中的中原文化精髓激发出来，推动方志文献中蕴含的文化元素、文化理念、文化精神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使河南方志文献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伟大征程中更好发挥应有作用。

　　（三）传承修志传统，忠实记录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代实践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新时代新征程，充分利用地方志这一载体忠实记录当代、讲述中国故事、传承中华文化、赓续中华文脉，意义重大。要通过编修三轮志书，忠实记录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特别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要丰富志书编纂形式，扎实推进全面小康志、扶贫志、名镇名村志等专题志书编写，留住乡愁记忆，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从而把中原文化传承下去、传播开来。

　　河南方志文献在中原文化的传承、发展、创新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传承弘扬编修地方志这一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传统，不断加强对河南方志文献的开发利用，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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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管仁富.河南家规家训［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245-246.

　　［13］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方志里的老家河南：圣贤篇［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24：242.

　　作者简介：张守四，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机关党委书记，河南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党建及河南地方党史研究。

原载于《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