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守强

在国内流行的国学热、文化热中，有一个充满着国学味道的“数字文化”。有研究者认为：“数字”是构成万象世界结构并隐藏在宇宙、社会、人生奥秘殿堂深处的核心密码，反映了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规律；而“数字文化”则反映了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是向心文化，万法归一侧重求同；“二”是两极文化，一分为二侧重求异；“三”是衡通文化，一分为三侧重求通；“四”是对称文化，四平八稳侧重求稳，等等。方志属于国粹，数字文化在方志学中也很常见，其中“三”的运用就非常普遍，所以我今天引进一个“修志‘三’文化”概念，和大家共同探讨志稿编修要注意把握的基本策略。

一、了解三大史事

参与志稿编修工作，必须掌握必要的修志基本常识，其中首先要了解方志发展简史，知道方志由开始萌芽到逐步完备的演变过程。对2000多年方志发展史的最简单概括就两句话：中华特产，历史悠久。因为编史、修志、续家谱是中华民族的三大优良文化传统，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国史、方志、家谱遂成中华三大文化瑰宝，也可见它们对世界唯一不曾中断的中华文明的贡献。方志是中华民族的特产，日本、东南亚等周边民族虽偶有修志之举，也是后来受中华文化影响所为，其他一些民族区域虽也偶见类似于地方史料作品问世，但也毕竟不是方志。具体说，中国方志的发展大体上分三大历史时期：

1、方志缘起。这一时期，概括地讲就是：萌芽于先秦，兴起于汉晋。“方志”一词源于战国时期《周礼·地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周礼·春官》：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志者，记也。先秦古书，许多记有山川、形胜、风俗、物产、诗文、人物等。历代学者对中国方志起源，有推《禹贡》、《山海经》等古地理书为方志之祖，有推《周礼》（原名《周官》，即周天官制）所记古方国史书为方志之源，也有认为方志是中国古代山经、地记、图谱、诗文等人物志、郡国书多种著述的众源合流，《隋书·经籍志》称东汉的《南阳风俗传》“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魏晋南北朝时期全国萌始了综合性方志的雏形，河南当时纂有《宜阳记》、《洛阳记》、《陈留志》、《中州记》等等。

2、旧志中兴。概括讲也是两句话：唐宋时期成型，明清两代繁盛。《隋书·经籍志》载“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汇编《诸州图经集》。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有组织的大规模修志之始。唐袭隋例，继续图经定期编修制度，并规定每３～５年选送一次。宋朝开国后便大规模组织编造图经，先令各地呈送地方图经，综合性方志的内容和体例进一步完善并趋于成型。太宗时乐史纂成著名的《太平寰宇记》增加了土产、风俗、古迹、人物、姓氏、艺文等目，为后世各类提供了范例。徽宗大观元年（１１０７年）还“创置九域图志局，命所在州郡编纂图经”。这是中国设立志局的最早记载。南宋还出现了平列门目体、纲目体和史志体３种志书体例类型。元世祖创新性地纂修了《元一统志》，以后总志皆仿其体，袭其名，最后完成定型。明代官修方志演为主流，私撰志书已不多见。朱元璋三修全国总志，永乐帝两颁《修志凡例》。清代三修一统志，康熙、雍正都诏令各省修志，乾隆帝还亲自审阅志稿。清中叶章学诚创立了一整套系统的方志理论。全国涌现大量方志，修志达到鼎盛期。

3、传承创新。概括讲仍是两句话：民国继往开来，新志方兴未艾。国民政府几次颁布《纂修办法》，规定省志30年一修，市县志15年一修。许多省市县成立修志机构，所修志书的体例和内容有不少突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年代曾有修志之举，80年代又开始第一轮大规模编修省市县三级新方志，21世纪初又开始第二轮三级修志工作，至2008年全国已涌现6000余部社会主义新方志。江泽民：修志“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工作”，“是一项不容易引起重视的重要工作”。李铁映：志书官修，官职官责。2006年国务院公布了《地方志工作条例》，修志事业正式进入了有法可依和依法修志的历史阶段！

二、理解三大功用

方志是反映区域自然、人文、社会、经济全貌的全面、系统、科学的资料性著述，它具有记事全面、包罗广泛、资料丰富等特点，被喻为地方“百科全书”和“博物之书”。对于方志的功能和用处，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概括是“三大功用”六个字，即“存史、资治、教化（裨风教）”，现代提法为“存史、资政、教育”。我觉得现代提法没有传统提法准确，作为基础知识，大家应该有所了解。

1、存史。资料是志书的基础，“存史”也即保存资料，这是修志的最基本任务，也是志书首要的最基本功用。方志其他功用的大小和用途的多少，都依赖于省志资料性的强弱和收录资料的多少，都是存史功用的延伸和派生。了解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我们修志首先要干什么，就是系统保存资料，而不是任意发挥个人见解；同时也让我们明确了收集资料是修志的最基础工作，首先必须扎扎实实地做好资料收集工作。

2、资治。现代另说“资政”。“资治”是为社会方方面面的治理提供可靠依据和历史借鉴，“资政”则仅为地方官员施政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和历史借鉴，笼统说意思差不多，细甄别前者含义更广泛些。这一功用是地方志自古至今的传统，也是地方志书的最重要功用，史称“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各级领导决策，必须从地区或行业部门的实际出发，所谓实际就是地情。领导只有对国情、地情或行业部门的历史发展和现状有深切的了解，全面掌握客观事物的系统材料，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而系统了解地情的最便捷方式就是利用地方志，历史上曾长期流传着“新官上任先看志”的说法，现代则有“挂职下派先看志”的美谈。方志不仅能为从事综合性管理的领导——各级党政部门的领导提供服务，同时也能为从事专业性管理的领导——各种职能部门的领导者提供服务，并且还能凝聚、催化各种社会力量正确治理社会方方面面的共识。

3、教化。古代另说“裨风教”，现代另说“教育”。在中国历史上，人们非常重视地方志的“教化”作用，也即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这是地方志书具有最广泛意义的功用。编修新方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一项造福于千秋万代的系统文化工程。新方志记载了方方面面发展变化的曲折历程，体现了生生不息、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这些都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生动素材，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稳定社会秩序、激发民族自豪感以及爱岗敬业教育、行业传统训练、专业技能培训等等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志书成为一种不可多得的乡土教材。

有人提出，“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军事外交提供支持”、“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乡土教材”、“为各种研究提供借鉴”、“为文学创作提供素材”、“为申遗提供资料”等等，其实都是三大功用的拆分和细化。

三、树立三种意识

志书官修，由来已久。封建时代修志，大多都由皇帝下诏，各级行政长官挂帅主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修志事关千秋大业，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高度重视。江泽民说“修志是一项不容易引起重视的重要工作”。李铁映说“修志不是可有可无的事”，而是“官职官责”。做任何工作都需要提高认识，这里我主要讲讲树立三种意识，即要树立责任意识、法治意识和精品意识。

1、树立责任意识。修志是一项重要的系统文化工程，是精神文明建设及竞争软实力建设的一件大事。编修新方志要坚持详今明古、实事求是的编写原则，以服务现实、垂鉴后世为宗旨，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重点将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行各业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过程翔实地载入史册，实录百业历史，反映百业现状，汇集百业文化，展示百业风貌，意义重大！在动员社会各界修志工作中，有这样一个广告词：你创造历史，我记载历史，你我携手进入历史！对修志工作者来说，参与编修新方志，既青史留名，又责任重大，任务艰巨而光荣，因此首先要树立高度的责任意识！

2、树立法治意识。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优良文化传统，历代都把修志作为官职官责，延至今日已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一项系统工程，发挥着存史、资治、教化的重要作用。2006年5月18日，温家宝总理以国务院467号令公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以法规形式明确了修志工作的重要地位，使修志成为各级政府的法定职责，结束了修志工作无法可依的局面，使修志工作步入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对地方志工作的地位和作用、任务和要求、组织和保障、编纂和出版、管理和使用、奖励和处罚以及志书的名称、结构、内容、体例、文风、质量、开发、用志和人员素质、审查验收、著作权归属等作了具体的规定和要求，这是中国方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许多省份也都颁发了与之配套的地方修志法规。因此我们必须树立依法修志的法治意识。

3、树立精品意识。树立精品意识，实施精品战略，必须坚持“千秋大业，质量第一”的原则，争创名志佳志。志属信史，质量是志书的生命，传世之作，必须坚持高质量。总体上要做到可读、可信、可用，能够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和现状。志书的一般质量标准有：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严谨，文辞规范，校核准确，印装得体（精美）。

四、立足三个高度

志书存史，是传世之作。编修省志，要全面系统地将本省百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客观真实地载入史册，这要求所有编写人员必须立足于历史高度、全省高度、全志高度，也就是必须高屋建瓴，放眼全省，瞻顾全志，全面看问题，系统梳理材料，将最能反映事物本质面貌的资料纳入有限的篇章之中。

1、立足历史高度。强调立足历史高度，主要追求存史价值。在修志实践中，我们常遇一个通病，就是记述过于琐细，存史价值不高，微观记述有余，宏观中观不足，缺乏对具体资料的提炼、升华和综合概括，编写人员对历史发展的主线没有清晰的认识，不能用历史的眼光去研究和认识事物盛衰起伏和兴废交替的发展规律，不善于围绕历史主线组织和取舍材料，不善于用史家之笔去记述好宏大久远能经受住历史考验的事，因而也不能让读者观百科而不觉繁琐，明万物而不觉冗长，主要原因就是历史高度不够。

2、立足全省高度。强调立足全省高度，主要追求反映全貌。省志是记载一省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综合性志书，不仅述、记、志、传、图、表、录诸种体裁要皆备，而且要系统收录各行各业的主体业务内容及其发展变化情况，并且还得覆盖下属各个层级。志书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必须立足全省，写出本部门、本领域、本专业全貌，不能只写自己管过的、知道的事情或某一段时间里的事情。稍不留意，可能会出现重要缺漏失真现象，不能真实反映新的时代特点，不利于读者了解该行业的全部，影响志书的整体质量。

3、立足全志高度。强调立足全志高度，主要追求著述严谨。志书是资料性著述，而不是简单的资料汇编，其整体性、科学性和严谨性是其著述质量的重要标志。一部志书，由多人编写、多篇章节构成，编纂难度很大。它作为一个整体，从内容到形式，从体例到文风，都必须力求科学严谨，整齐划一，如出一人之手，这要求各个编写人员在编写实践中，都必须立足于全志高度，遵循统一的要求。不然势必造成篇目体例不一，时间断限不一，文风语体不一，内容详略不一，版式装帧不一，文显众家风采，体成五花八门，各随其便，过分考虑所承担部分的特殊性，擅自突破全志总体设计的统一规定，使全志成为一个松散“拼盘”，会严重破坏全志的有机整体性和科学严谨性。

五、突出三个特色

地方志要注意突出特色，这是方志界的共识。志书没有特色，千书一面，也就失去了志书的存在意义和价值。特色是众多特点的集中反映，特点则是特色的具体表现。河南修志，主要强调突出三个特色，即时代特色、地方特色和专业行业特色。

1、突出时代特色。强调突出时代特色，主要为了凸显发展主线，体现社会潮流，反映历史规律。时代特色是历史演变主旋律的突出反映，是社会发展灵魂的真实显现。地方志要如实记载历史，就必须注意突出时代特色。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修志的基本任务主要是反映改革开放的历史巨变进程，能否真实反映新时期鲜明的时代特色，直接决定着续志工作的成败。新时期的时代特色，根本上源于我们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主要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改革开放，具体表现在各行各业的方方面面。有些志稿不能准确把握新时期的社会脉搏，不注意突出改革开放的主要进程，忽略新时期的新点和亮点，让读者感受不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如：简单沿用老篇目，不敢在继承基础上创新体例和篇目，抱着过时的传统经验，对体制的新变化、结构的新调整、产业的新发展、科技的新突破缺乏足够的认识，对新的经济增长点或社会发展的鲜亮点不敢设立专门的篇、章、节，观念仍程度不同地停留在计划体制和僵化模式里。

2、突出地方特色。强调突出地方特色，主要为了全面反映区位优势。地方特色是一个地区所具有的独特优势，是区位优势的鲜亮要素。地方志历来注重突出地方特色，自古以来的所有名志佳志，也无不以鲜明的地方特色来争奇斗艳。各地都有各自的地方特色，自然的、人文的、历史的、现实的、政治的、经济的，地方志应该浓笔重抹。但有些志稿不太注意突出地方特色，有在篇目上不敢大胆突出区位优势，也有在记述上把有特点的东西写得平平淡淡，还有将有特色的内容遗漏掉的，更常见的是让全国都一样、各地都伦同的政策、规定、文件内容占据大量篇幅。

3、突出专业行业特色。强调突出专业行业特色，是为了系统反映百业发展规律，确保将各行业的基本业务内容收录入志。尤其是各部门行业具体承编的分志，必须注意突出本部门本行业的主体业务，不能把具有专业行业特色的主体内容淹没在大量次要内容之中，喧宾夺主，显现不出本专业本行业的基本特点、属性和发展规律。

六、牢记三大原则

能胜任修志业务的合格修志人员，必须熟练把握和运用许多大大小小的修志原则和规定。其中有三大原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也可以叫做“三大核心原则”，平常我们称为“三句行话”，即“存真求实”、“横排竖写”、“述而不论”。三句话不离本行，牢记三句行话并能熟练运用，也就入了修志门，进了修志行。

1、“存真求实”原则。通常叫做志书的“价值原则”或“核心价值准则”，也有人称为“道德准则”、“志书灵魂”或“史德”、“志法”。中国古代千百年，人们所推崇的史德志法是“秉笔直书”，其涵义是说，编史修志者秉笔在手，要对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记述“不虚美、不隐恶”、“其文直、其事核”，评人论世不随意褒贬，不以私害公，不以情违理，亲者不以瑜掩瑕，仇者不以瑕掩瑜，做到“书法不隐”的直书实录。“秉笔直书”虽有如实记载历史真实面貌、反对“曲笔”逢迎或恶意篡改史实的正面意义，但旧时多成为志家自我标榜的口号，绝对的“秉笔直书”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实际上都难以跳出当时的历史局限，并且也是根本做不到的。对涉密事件、片面见闻、有害之辞、迷信不健康的事情，据实直书将危害当代、贻害后人甚至遗患无穷，所以在编纂新方志中，经过扬弃，用“存真求实”取代了传统的“秉笔直书”。

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要“存真求实”，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历来的优良传统和思想路线。“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在修志工作中“求是”，就是从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用史料全面、系统、客观地体现和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和事物发展的固有规律。志书以真实、准确、可信为本，这是志书的基本特征。唯存真求实、存史资治才可流传百世。名志、佳志、良志都以其资治当代、通鉴后世而名垂，不真、不准不能为明鉴。只有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存真求实”的基本原则，才能编出高质量的志书。

2、“横排竖写”原则。通常叫做志书的“结构原则”或“体例结构准则”，也有人称为“体例原则”或“志书总章法”。所谓“横排竖写”，即“横分门类编排纲目、竖按时序撰写史实”。它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是“横分纵述”，即“横分门类、纵写事实”，意思一样。也就是将志书内容按科学分类，确定各种事实的隶属关系，在各个层次上类分同级事物以制定篇、章、节、目，即为横分；对分类后的各种事物，以时间为序，溯其发端，记述沿革及现状，以明了事实的始末，即为纵述。与其相随的还有“横不缺主项、纵不断主线”等具体要求。方志界多数认为，横排竖写是志体结构的基本特征，也是编纂新方志的基本原则。“横排”与“竖写”是从篇目设计和文字表述两个侧面概括志书体例的主要特征，二者具有内在的联系。

关于横排的方法，有人力主“横排到底”，也有人认为不能绝对化。关于竖写，有人认为，横分的最后一个层次，一要便于纵述事物的发展过程，二应是一个基本事类，划分到目以后可以竖写；也有人认为不能绝对化，要根据事物的不同情况而定。关于竖写的内容，有人认为主要记述事物的“发端、沿革、现状”，以现状为主。

3、“述而不论”原则。通常叫做志书的“文风原则”或“写作方法”，也有人称为“撰写原则”或“志书总笔法”。它的另一表述是“述而不作”，也就是基本沿用了孔子“述而不作”的春秋笔法。这是我国历代方志编纂的一个传统，是编写方志必须遵循的基本写作原则。其现代内涵就是用资料说话，寓观点于资料排比之中，隐褒贬于史实记述之中，不夸张不溢美，不程式化，不用大话套话，避免不适当的政治化倾向。修志者的观点只能用寓意法来反映，不能直书观点倾向、是非褒贬、成败得失。对于“述而不论”要有正确的理解：（1）不能用夸张、拟人、比喻等文学修辞手法；（2）不能用教科书式、总结报告式、宣传广告式、史论结合体边叙边议、倒叙插叙等；（3）不以论文的形式来论证阐述；（4）不以编者的身份直白经验教训。但也不能将这些要求绝对化。在概述、小序、无题序言部分以记述体为主，可采用“画龙点睛”议论的手法，点明事物的本质属性。也可采用科学排比、分析归纳的办法，或者以记的形式，借用（引用）别人评论。

“春秋笔法”。《春秋》是由孔子修纂的现存中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孔子自称为“述而不作”，只记述史实，不发表议论。但实际上他不仅如实记下了春秋时代的历史，而且也留下了自己对春秋历史的批判。所以古代学者以为“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语），“笔则笔，削则削”（《史记·孔子世家》），“以一字为褒贬”（杜预《左传序》），含有“微言大义”（《汉书·艺文志》），也即从《春秋》的字里行间可体味出，孔子通过“属辞比事”的特殊排比手法，或在简练得登峰造极的文字中刻意选取一些用以褒贬的字眼，来暗示或表达自己不便直说的历史观。此即后人所谓的“春秋笔法”。

“画龙点睛式评论”。撰写志书要求以记述为主。记述事件要忠于事实，不加分析、评论，不作褒贬，也即坚持“述而不作”原则。但志书并非一句论断性的话都不能有，在不记述已有定论便不足以让读者明是非、辨好恶、知深浅的情况下，可以根据需要，保留一些简短的、自然的、与事实紧密结合的点评，如“较好”、“良好”、“重要”、“美好”、“错误地”、“严重地”等，这就是画龙点睛式的评论。

“生不立传”原则。是仅次于三大原则的一个次级原则，这里顺便也简单说一下。“生不立传”是史志传统之一，也是新方志编纂的一条基本原则（修志行话之一）。凡人在世时，志书不以人物传记收录，去世后，“盖棺定论”，方为立传。旧志也有破例者。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1997年5月通过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人物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在世人物的突出事迹以事系人入志。”在具体贯彻中，许多地方采取了“生不立传，但可以入志”的原则。即坚持生不立传，但对在世人物可以人物简介（小传、传略）、人物表和以事系人形式入志。也有人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续志周期的缩短，新编志书必然涉及许多在世人物，他们为两个文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不充分反映他们的先进事迹是一大缺憾，因而主张应为生人立传。

七、抓好三大环节

首轮《河南省志》总纂邵文杰老省长，曾在修志工作中提出个非常管用的“大胆写稿，反复修改，慎重出书”三句话。他是对整个修志业务讲的。对于编写志稿而言，若借用邵老名句并略作改动，便可形成一个具有很强指导作用的新方针，即“定好篇目，大胆写稿，反复修改”。这也是编写志稿要重点抓好的三大环节。

1、定好篇目。篇目是搜集资料的向导，是编写志稿的提纲，是结构志书的施工蓝图，是读志用志的检索路标。编修志稿最怕走弯路。常见的“弯路”有两种：一是大弯路，二是小弯路。大弯路往往与篇目直接相关，制定、修改出一个好的篇目是避免走大弯路的唯一途径，基本方法只能是把篇目横分得科学、严谨、可行、领属得当、层次清晰；小弯路则与竖写直接相关，把握文体文风要求、以时为序记事翔实是避免走小弯路的基本途径和方法。所以制定好篇目（包括总编室制定好基本篇目和分志编辑室设计好详细篇目）是编修志稿的一大环节或重要前提。志稿篇目中的常见问题有：归类失当、结构失衡、层次不清、缺项漏项、交叉重复、领属混乱、父子平起平坐以及标题不够精练、用词不够准确、特色不够突出、篇目不够简明等等。要注意根据分类学原理、内涵外延原理及惜墨如金等原则进行分合调整和锤炼。

2、大胆写稿。编修任何一部志书，一般的规律是制定篇目→搜集资料→编写初稿→评议修改→纂审定稿→校对印刷→出版发行等等。在这些环节中，通常大家最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编写初稿，相对而言，也可以说编写初稿是修志的一个中心环节。编写不出稿子，茶饭不香，夜梦不安；拿出比较理想的稿子，精神为之一振，通身觉得舒畅。因为这个环节是大家心理压力最大的环节，尤其对于初次上阵的写稿人员，不知从何下手，迟迟不敢动笔，写出点稿子也丑媳妇怕见公婆，不必要地占用了大量宝贵时间，使后面的反复修改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所以邵老对这一重要环节专门提出了“大胆”二字，这里强调的是一种精神状态，这一精神状态实际上包括了“掌握操作要领，广泛占有资料，大胆动手编排，不需要太多时间”等意涵。当然，“艺高”胆才大，“大胆”的前提是熟练掌握操作技能和广泛占有资料，后边我专门再谈。

3、反复修改。缺乏修志实践经验的人，往往认为拿出了初稿，任务就完成了七七八八，大功也就基本告成，因此对志稿修改的重要性和所需时间估计严重不足，且往往由此产生急于出书的想法，这实际上是不熟悉志稿编修业务的一种错觉。反复修改是志稿编修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环节，是整个志稿质的飞跃出彩阶段，对整个志稿的质量和水平举足轻重，尤其是最后的纂审定稿，可以说是修志工作的核心业务。在具体实践中，志稿修改虽然没有编写初稿时的强大心理压力，但这是一个真正的呕心沥血阶段，其精细与复杂程度要远远高于编写初稿，并且往往要占有更多的时间。这一环节的任何缺失，都将严重制约着志稿难以成为佳志。凡是质量和水平欠高的志书，基本上也都是这一环节的严重缺失所致。

八、掌握三大技巧

上面我说到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编写初稿，这里我专门讲讲编写初稿的操作要领。人们一般认为，搜集资料和编写初稿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项重要工作，因此在实践中往往分两步走，其实这是一种事倍功半的做法。在“编辑三大宝，铅笔、橡皮、小剪刀”时代，没有复印机、扫描仪和电脑，主要靠手工抄写，不写也不行，抄录誊清都是写。但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修志方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说是编写志稿，其实主要是对资料进行编排，而编排资料实际上就包含在按篇目提纲搜集整理资料过程之中。所以看起来是两项工作，做起来就是一件事情，搜集资料、编写初稿就是一个过程的两个侧面，这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从这一经验出发，我把操作要领概括为《编写初稿三步曲》，也就是编写初稿的三大技巧。

1、以篇目为导向，搜集编排资料。基本要求是“分门别类搜集编排”。搜集资料必须要有搜集资料提纲，没有提纲则会眉毛胡子一把抓，使工作陷入盲目和被动。现代修志，一般都是先设计篇目，之后才开展资料搜集工作。制定出比较完善的篇目，实际上也就初步完成了“横排竖写”中的“横排”任务，也就是已先于资料搜集而完成了志稿的宏观编排工作，这个篇目无疑也是最好的搜集资料提纲。以篇目为导向，分门别类搜集档案、书籍、报刊、图片等各类资料，复印或扫描转换为电子数据，紧扣篇目主题直接进行同类排列，大量资料并不需要再去爬格抄写。

2、按体例章法要求，浓缩精练资料。基本要求是“以时为序浓缩精练”。也就是将所复印或扫描并分门别类归并的原始资料，直接删去无用段落、保留具有存史价值的事实和数据后，按时序进行排列调整。要求以时为序，既忌插叙倒叙，也不能编成流水账。该综合的综合，该合并的合并，该详的详，该略的略。经过反复修改挤水分，做好必要的提炼概括和数据综合，也就初步完成了“横排竖写”中的“竖写”任务，这就是现代条件下在外行面前还披着一层神秘面纱的“写”志稿真谛。

3、按文体文风要求，规范加工文稿。基本要求是“依照文体规范加工”。要删去原始资料中夹杂的不必要的背景介绍、总结语言、教科书式解释、评价议论、宣传报道词句、夸张渲染性大话套话等等，用史实说话，以数据支撑，不要空话、程式化，按文风技术要求规范语言文字和标点符号，按照“惜墨如金”“一字不多，一字不少”“多一字则繁，少一字则残”等传统要求斟酌语言字词准确性，等等。唱好这3步曲，初稿也就出来了。

九、用好修改三法

上面我谈到，反复修改是志稿编修中非常重要的一大环节。修过志的人都经历过一个心理过程：拿出初稿云里雾中，开评稿会胆颤心惊，审定志稿诚惶诚恐，发排付印如履薄冰。因为志书是官书，要流传后世，真实可信是第一要义，可信才权威，真实才有价值，白纸黑字地留下任何差错都有可能遗患无穷，所以编写人员的心理压力会越来越大。要解决好这个问题，需要反反复复做大量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要用好修改三法，平常我称做《修改志稿三盘棋》。

1、广泛征求意见。志书是官书，是代表官方的权威性著作，不是个人著述，不能立一家之言。修志者个人的学识见解、占有资料、了解情况再多也都有限，因而在拿出初稿后，必须尽可能地广泛征求各相关方面和人士的意见。怕有不同意见、怕麻烦、爱面子、护短与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显然格格不入。事实证明，多一个人阅稿就会多发现一些问题，会多纠正许多大大小小的差错，会使自己编写的稿子向“传世经典”多靠近一步。

2、开好评稿会议。有以会代评、分块评议、内部评议、正式评稿会议等多种形式。河南要求各级志书，一般都要召开有部门业务权威、相关学术权威、修志业务权威参加的三结合评稿会议，主要是借专家行家老领导老同志力量，尽可能核误纠错、拾漏补缺、解决宏观重大问题等等，使志稿质量在整体上再上一个大的台阶。亡羊补牢，犹为未晚。

3、搞好统编通改。广义上的统编通改分两个层次，一是各分志的统编通改，主要由主编副主编完成；二是全志的统纂通审，主要由总纂单位完成。狭义上指的则是前者。由于志书是众手成志，每个编写人员对问题的理解和思考角度不同，运用资料的方法和行文叙事风格也各异，要真正把好政治关、史实关、体例关、文字关、详略关等“五关”，使志稿如出一人之手，只有统编通改才能最后实现。统编通改更重要的是要大量消灭微观硬伤，不少修志单位都因为缺少统编通改而留下大量无法弥补的教训。

这里我顺便讲一下邵老强调的“慎重出书”，通常包括三层意思：一是不要急于出书，不能为赶日子而草率从事，百年大计质量第一；二是在排印阶段，要不厌其烦地反复核校，细而又细地进行最后的查错纠错，首轮《河南省志》要求校对20遍以上，有最多校过27遍的，但恐怕我们谁也不敢说里面就没有错；三是付印前要把好最后一关，尤其要高度重视平时不容易引起重视的书脊、封面、二封、题词、序言、凡例、署名页、目录、版权页等，留下任何硬伤都是不可原谅的，大家在思想上一定要有足够的认识。

十、避免三个误区

编写志稿要避免陷入三个误区，这看起来是个认识论问题，但是我把它放入控制论来谈。因为大家都常说“观念导致行为”，“思路决定出路”，“思维方式制约行为取向”，也就是说与实践密切关联或者说直接引导我们进行操作的意识非常重要。单线思维、多向思维、单赢策略、双赢策略、多赢策略等等，其结果往往有很大差别。我专门谈“性急”误区、“写书”误区、“刻意记述经验教训”误区等三个误区，主要想克服一些认识上的瓶颈，或者说是想要大家克服必然要遇到但会使我们走大弯路的几点“精神障碍”。

1、“性急”误区。谈这个误区是想强调，一定要把篇目制定好，把资料基础工作做扎实，同时不要急于“一遍成”。篇目是纲，纲举目才能张，定不好篇目就动手工作，没有不走弯路的。志书是资料性著述，资料性是志书的最基本属性，因此资料是志书的基础。历史上任何一部上乘志书，无一不是建立在扎实的资料基础之上。没有大量的、全面的、翔实可靠的资料，再有知识再有水平也难以编修出一部高质量的志书。也就是说资料缺乏而急于下手，不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且也必然走弯路。因此，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尽管搜集资料是一项苦差事，但必须首先做好，先按篇目制定个资料搜集提纲，然后按照提纲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全面进行资料搜集。古人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我们是“资料越充分，才能如神助”。

动手之前一定要排除文字工作者常有的“最好一遍成”、“一次成功、一次过关”等想法。下笔即成传世之作往往是不可能的，可以说没有一部志稿不是经过反反复复补充、调整、修改、锤炼才最后趋于完成。有写作、著述经验的人都有一个共同体会，初稿即使再粗再不完善，只要拿出来，往往减轻一大半心理负担，心里踏实许多。因为有了初稿就有了基础，有了供以补充修改的底盘和蓝本，有了进一步推敲、调整和完善的参照系。所以在把握了基本的体例文风要求和较成熟的篇目之后，就要“大胆写稿”，工作规划上要尽可能缩短编写时间，只有尽早拿出初稿，才能给后面的修改争取到更多时间，才能更好地掌握主动。

2、“写书”误区：志书不是科研性论著，修志也不是搞文学创作，撰写志稿的本质含义与撰写理论著作、编写教科书、创作文学作品不同，没修过志也没出过书的同志，一想要写一部“大书”，并且还是传世之作，往往心里发怵，精神一下子会升高几个八度。实际上，编修志书编是主要的，写是次要的，虽然不可能一点儿不写，但编排浓缩资料是基本任务。这与一般的“写书”有本质区别，不需要我们去搜肠刮肚，用不着挖空心思杜撰。因为志书是资料性著述，资料是基础，志稿必须用资料说话，程度、结果、变化都必须靠数据支撑。所以撰写志稿实质上主要是运用资料、编排资料，我们要发挥的主要是逻辑编排能力，而不主要是推导论证能力和阐述能力。这就提醒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好原始资料，要尽可能减少誊写抄录过度用脑用手去“爬格子”的麻烦，特别在复印、扫描、电脑普及条件下，清楚这一点尤其重要。

3、“刻意记述经验教训”误区：不少人问我，怎样记述经验教训。我的回答是：不要刻意记述经验教训！尽管学术界有许多有益的讨论，但我还没看到一篇文章说清楚这样几个问题：一、什么是经验教训？二、谁来认定经验教训？三、依据什么标准认定经验教训？四、怎么把握经验教训因时因境转化？大量事实可以证明，越是刻意记述经验教训，留下的败笔可能越多！历史是需要沉淀的，志书就是记事，过分的急功近利往往事与愿违！“隔代修史”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智慧。如果“大跃进”时期、“文革”时期能有大量志书问世，我们现在可以想象会有多大价值，我们应该善于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更多营养。

十一、关注三大问题

综合性志书内容包括方方面面，编纂难度是比较大的。要想确保志书的整体质量，力求实现科学性、资料性和思想性的统一，使全志成为一个严谨和谐的有机整体，还必须注意处理好一些宏观重要问题。在这里我主要讲关注三大问题，即交叉重复问题、粗细详略问题和体例文风问题。

1、交叉重复问题。志书内容的交叉重复，是志书编纂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所谓交叉，是指内容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它带有强烈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所谓重复，是指同一人同一事在志书中多处记载反复出现，它带有明显的连贯性和主观随意性。

志书记述内容浩繁，必然出现大量的交叉现象，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将各部分内容绝然分离、孤立记述、完全斩断其相互联系。从事物的普遍联系性以及志书为现实服务角度看，为保持对某一事物作完整的、连续的记载，以使人们应用方便，重复记述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的。但较多的重复记述往往不仅浪费大量的社会劳动，而且严重损及志书质量，臃肿拉杂，重叠冗长，使人读来乏味。因而，志书中内容交叉势为必然，记述的重复也难以完全避免，但整章、整节、整段的重复必须尽可能消除。

在一部志书内部，有篇目、内容、文表的交叉重复，有大事记、人物、专业记述的交叉重复，有总述、概述与分项记述的交叉重复等。史志界公认“事以类从，专题贵专”是解决志书交叉重复问题的基本原则。实践中要注意抓好四个具体环节：设计中科学分类是避免重复的基本前提；撰稿中详主略次是避免重复的重要方法；编纂中合理归口是消除重复的关键环节，定稿前删节注引是消除重复的补救措施。

2、粗细详略问题。志稿记述的粗细详略并不容易把握，因为它是一个相对问题，详不是什么都收，略不是一点不记。但不注意把握详略，该详不详，该略不略，则会削弱志书的存史价值，大大降低其可读性，严重影响志书质量。解决粗细详略问题一般遵循“详近略远，详主略次，详干略枝，详特略同，详结果略过程，详史实略背景，详转折略一般”等等原则。在这方面常见的问题有：解释多、议论多、开头详、细枝末节详、共性内容详、常规工作详、一般性过程详，记事少、数据少、下限年现状略、重大转折略、主干内容略、重要事件略、本省独有或独具特色的事物略等等。主要原因一是主次详略意识淡薄，对志书详略原则了解不多；二是一般性资料容易搜集，对资料的挖掘、提炼、概括、升华还没有下到功夫。

3、体例文风问题。志书体例一般指志书的编纂法则，也即结构方式和编写格式，包括志书名称、时空断限、基本体裁（述、记、志、录）、编排体式（章节体、条目体、编年体）、框架结构（依据：科学分类原理、现实社会分工；原则：横排竖写，横分纵述，横不缺主项；逻辑：暗隐排列规则）、编写章法（开门见山，以时为序，以时间线索为形式主线、事物发展为内容主线，纵不断主线。用事实说话，以数据作支撑，隐观点于史实记述之中）等等。

文风一般指使用语言文字的作风，表现为著作、文章的行文风格，包括语言体式（现代白话记述性语体文。语体也叫文体，如记述体、议论体、说明体、总结体等，志书只用记述体、白话文，不用文言文、半文半白。不能用教科书式、总结报告式、宣传广告式、史论结合体边叙边议、文学笔法、倒叙插叙等等）、撰写笔法（原则是述而不论，可有画龙点睛式点评）、文字规范（数字、称谓、标点、符号、计量等规定）、真实可信（志属信史，准确、客观、可读、可用。用是目的。在准确性上，常见的问题是时间、人物、地点、称谓、数据不准，前后不一致）等等。

志书作为传世之作，其权威性、经典性要求，体例必须严谨，文风必须朴实。志书的体例文风问题，最重要的是在一部书内必须统一，不统一则会大大降低志书的学术科学价值。

十二、消灭三大硬伤

在志书中，宏观问题解决得好坏，见仁见智与水平相关，其不良后果一般都是软伤，方志界绝大多数人的大量研究都集中在这些方面，所以也不容易出现太多的严重问题。但微观差错则与修志人员的基本技能和工作态度相关，其不良后果虽然都是小的差错，可基本上全是硬伤，无论大小都很要命，都会让我们羞于见人，尤其在文化快餐化、业务速成化、整个社会都普遍浮躁、修志工作日趋行政化的氛围中，问题不大量很多，几乎在所有志稿中都防不胜防，甚至已出版志书中都大量存在，不要说传世精品，连合格出版物都说不上。也就是说，宏观问题解决得再好，有大量微观差错也成不了名志佳作，成不了上乘精品。常见的微观差错往往表现为资料硬伤、数据硬伤、文字硬伤三大类，我在许多地方都反反复复讲，编写志稿绝不能“抓大放小”，绝不能眼高手低都去发扬“大将风度”。

1、资料硬伤。志书以资料取胜，志书资料来源于多种形式，不细说档案资料、书报刊资料、口碑资料、实物资料的不同，仅档案资料就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工作报告、年度总结、领导讲话等等，对同一事实和事件的叙述往往因各种原因并不完全一致。时间上的不一致，人物地点上有出入，粗细详略不同，概括叙述角度有别，不认真甄别导致成错，即使经过甄别但由不同人员用于不同章节同样会成错。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因此资料硬伤的表现也是各种各样的。有时间地点错误、人名地名错误、单位称谓错误、职务职称错误、文件标题错误、摘录打印遗漏、修改推版错行等等，不一而足。

2、数据硬伤。志属信史，史实数据必须真实可信，这是起码的质量要求。无论编写志稿还是审改志稿，核实数据是最令人头痛的问题，数据硬伤又是最常见且非常严重的差错，所以必须引起我们高度注意。数据硬伤主要表现有几个方面：一是数据分合不等，各项相加不等于小计，小计相加不等于合计，历年相加不等于总计；二是前后数据不一，描述的是同一事物，但数据互相牴牾；三是文表互不一致，有是资料来源不同（统计数据、财务数据、总结报告数据、内部掌握数据）引起的，也有漏抄错打引起的；四是数据缺乏可比性，使用可比价、不变价、当年价也不标明等。

3、文字硬伤。能参与修志工作的，通常都是各方面抽出来的文字高手，对于避免和消灭文字差错都有许多经验和深切体会，在这方面似乎不必多讲。但凭经验我必须说明一点，志稿中的文字硬伤无论数量还是占比都比较大。常见类型有：一是标点符号差错，逗号与顿号、分号与句号、双引号与书名号往往成批错用；二是掉字多字错别字，在《河南省志》上百部分志初稿中，将“临颍”错为“临颖”的几乎每部分志稿中都有，几万字的稿子会有几十上百处；三是不规范文字差错，“我国、我省、近期、目前、党的、同志、二十世纪30年代、八月9日、三十年来、不久以来”，还有“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政府”等等；四是修辞方面问题，少主语、缺谓语、错删宾语、动宾不相搭配的等等，“制定《通知》《决定》”“颁发《意见》”都很常见。尤其要注意书脊、封面、彩页、序言、署名、目录等辅文附件中的文字硬伤，这些部位最容易引起读者注意但编者最容易忽略，一有差错其影响会成倍放大，这方面的遗憾屡见不鲜。

以上我主要讲了12个“三”共36策，归纳为“修志‘三’文化论”：前3个问题是“认识论”，中前3个问题是“方法论”，中后3个问题是“实践论”，最后3个问题是“控制论”。“控制论”三策也可分别加入前“三论”中，仍是“三”文化。引进数字文化理念，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借助三文化，加深大家印象，便于大家理解，使大家对修志基本常识和技能有个更牢固的记忆和把握，以利于大家在具体的志稿编修实践中熟练地操作和运用。

（作者为《河南省志》执行副总纂、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省志工作处处长）